慰问驻川剿匪部队

西藏军区文工团，原系十八军文工团与五十二师、五十四师文工队等单位合并整编组成的。他们从接到进军西藏命令那一天起就和部队一起，长期在高原演出、战斗、修路、生产和参加群众工作，十分辛苦。1957年赴朝鲜访问演出后，在北京作了短期学习整训，军委和军区领导决定，趁1958年全军文艺队伍整编的机会，吸收新鲜血液，充实文工团的力量，提高业务水平。所以，这次在成都的集中，不仅来了很多新成员，同时也带来了好多新节目。因此，新鲜感特别强。记得那时从公安部队来的除我们五个以外还有男高音陈正乙和舞蹈编导栾之火；总政歌舞团来的男高音吴希圣、男低音崔其就、手风琴王林；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来的男中音詹开荣和舞蹈演员谭丽（夫妇）、小提琴郭殿英和女高音朱碧凇（夫妇），华北一个军里来的手风琴手韩忠恒老大哥；北海舰队来的小号手王常新和舞蹈演员高君肃（夫妇）；东海舰队来的男高音刘凯泉和男中音魏文林；南海舰队来的舞蹈演员梁中文、周令西（夫妇）和女高音民歌手黄鹂；还有先于我们从地方上调干入伍的，西南公路局的杨铭徽、黄玉如、黄湘临和白德辉。当时大家都很年轻，都抱着支援西藏、保卫边疆的共同目标相聚在一起，加上1958年的时代氛围，那股热情很快就把“新、老西藏”和不同单位、不同地域环境所形成的差别、成分，熔化为一块整体。短短的几天就排出来一台歌舞晚会。除恢复排练了团里原有的几个精彩节目外，其他多半是新排的。例如：舞蹈有《河北落子》、《春到茶山》、《吉庆有余》、《龙舞》等；声乐节目有男声小合唱《快乐的炊事员》，黄鹂的独唱——山西民歌《闹元宵》，杨铭徽演唱的四川清音《放风筝》和四川民歌《一颗青果两头尖》等。原有的老节目，如《昌都民间舞》、《第一次上岗》等，也都按照新的演员阵容作了调整，再加上一直受到部队欢迎的节目：刘立武的《山东快书》、黄崇德的《河南梆子》、罗炳聪的《四川车灯》等，这一台晚会可以说相当丰富多彩。但对我们乐队来说可就忙得不亦乐乎了，因为不论新老节目，我们都得重新抄谱练乐和他们配合。而且新增加了成员和乐器，有的乐曲还要重新配器。尽管天气闷热、蚊虫骚扰，我们也是汗流浃背地挑灯夜战。

在参加了成都市一次欢呼“总路线、大跃进”群众游行的街头演出后，6月初我们接到了代表西藏军区慰问驻川剿匪部队的任务，到乐山、夹江、犍为一带演出。这是新组成的西藏军区文工团歌舞部分的首次亮相（话剧队的同志还在北京八一厂拍电影《英雄虎胆》）。百十人的队伍，乘由雅安汽车团派出的八辆卡车，在团长张俊飞和政委孙培生的带领下，真可谓是浩浩荡荡。那时的交通，主要靠公路运输，而在河川交错、阡陌纵横的原野上所修的公路，都不甚宽，遇有对面来车，须小心避让。特别到了渡口，排起队来一等半天，四川河流甚多，几乎每换一个地方，都会碰上一次摆渡。头一天在新津就遇到这样事情，大家在车上热得难耐，下车散步乘凉，在路边茶馆喝茶聊天，一说要过摆渡了，大家只好放弃刚喝了半截的茶或才端上来的醪糟蛋，赶快集合。过摆渡规定人不能在车上，也好，这倒也可以领略渡河时的风光。我们在船帮两边看着如何启航，如何靠岸，江水滔滔，马达轰鸣，汽车上岸爬坡，有时还遇到轮胎打滑，大家蜂拥而上，喊着号子推车，着实有点儿意思。

大邑县安仁镇是西藏军区川办的基地，也可以说是进藏部队的后方留守大本营。很多干部在这里治病疗养，也有些不能进藏的家属在这里生活工作。我们为他们进行了慰问演出。演出是在广场上进行的，当地群众也一同观看，人山人海围了个水泄不通。好像从来没有部队文工团到这里演出过，虽然没有好的舞台灯光、音响等条件，节目仍然受到热烈的欢迎。下部队演出，哪有什么宾馆、招待所，都是自己打背包，不过当时正值夏天也不用带多少东西。那天夜里安排我们住在镇上一个空着的院子里，后来才知道这所院子原来是大地主刘文采庄园的一部分。男同志在院里都睡门板，女同志在房间里有床铺。这里蚊子之多难以想象，说起来如同笑话：我被咬得不能入睡，只好把军衣军帽全副武装，并将袖口裤腿扎起来，再戴上口罩手套，虽然闷热可总算能睡着一会儿。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两只手腕像带了手镯子一样，还有眼睛周围，全是被蚊子叮的包，十分滑稽。

就这样，白天行路，晚上演出，所到之处，部队都非常欢迎。战士把宿舍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露天搭帐篷，每餐都是酒宴招待，我们被感动得真于心不忍，只有以精彩的演出来回报。这支部队是从康区剿匪、平叛凯旋的，是有功劳的部队，也是在全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和平环境中，除了福建前线外仍在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康区剿匪，情况异常艰苦复杂，战斗中涌现了不少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我们一到哪个部队，就赶快了解先进材料，编写成“劳动号子”或者“三句半”，在演出前演唱，获得非常好的效果，一下子拉近了和部队的感情距离。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到处都在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所以节目中杨铭徽一唱四川民歌“情哥炼铁到綦江噻！小妹一夜都在忙哦——”，下面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战士绝大多数是四川籍人，和当地群众一同呼应产生共鸣。平叛部队看到藏族歌舞感到特有的亲切，再加《春到茶山》中的“傻大姐”和四川车灯《王光光》、山东快书等节目的噱头，每场的演出从头到尾笑声掌声不断，受到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可惜，我参军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学习，缺少锻炼，所以出发后不仅晕车，还因水土不服拉肚子，不能更好地感受这一大好的机会与时代风光。在新津演出时，路过十四航校，带着小战友刘佩珠的信去看望她姐姐刘佩碧，第二天一早她来送行，给了我一些药：黄连素和晕车灵，并说她刚来四川时也是不停地腹泻，而且一个女孩远离上海很孤独，一天到晚“躺在床上思病妹”（因刘佩珠一直身体不好）。可见“少不进川，老不出川”的俗语是有道理的。

乐山的黄桷蓝香味，岷江、涪江的涛声，江上船工的号子和战士们的笑脸，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