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行政效能建设的“政务再造”机制研究

兰州市行政效能建设的“政务再造”机制研究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每一步大跨越、大发展，每一个巨大成绩的取得，都是以重大制度的改革为先导的。“再造兰州”战略的实施，是兰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必须以改革为动力，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进制障碍，重塑政府形象，提高政府效能，这是落实“再造兰州”战略，实现兰州跨越式发展宏伟目标的政治保障。

一、提高效能，“再造政府”

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但凡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也都是政府的行政制度改革、重大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等国家为代表，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政府改革，又称为“政府再造运动”（Reengineering Government）。新管理主义思潮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绩效管理成为各国行政改革方案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才缔造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出现了所谓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红利”。“再造兰州”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思路、大战略，这一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建设的速度快不快，建设的质量好不好，完全取决于政府的管理效能是否有效。因此，“再造兰州”不仅仅是再造一个“城市兰州”、再造一个“财富兰州”，更是“政府再造”。所以说，进行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有效提高行政效能，是实现“再造兰州”宏伟战略目标的重要政治保障。“政府再造”的总体目标，就是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效能型政府。

（一）实行“政务外包”，提高行政效能

行政效能作为对公共管理活动的一种概括和评价，它既是衡量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也是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行政效能的高低事关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直接体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形象。建立提高行政效能的长效机制，要靠制度实现，实行“政府政务外包”制度是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有效机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制度被引入中国，由于其既符合中国提高政府效能的需要，又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政务外包”很快得到应用和推广，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去年以来更是掀起了一股“十二五”规划“外包”热。兰州市今年也有许多政府部门纷纷把“十二五”课题和规划研究向高校专业研究单位“外包”，凡是委托各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课题，相对质量都较高，部门自己做的不仅质量不高，而且迟迟交不了稿，表现出了效率不高。实行“政务外包”将是行政制度改革的方向，重点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再造行政效能的价值导向。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任何行政效能的改革目标和绩效考核目标都必须以执政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为标尺，以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为终极目的。

2.再造行政效能的目标。目标是行为的导向和标尺，有什么样的目标必然带来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在当前，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能否制定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切合本地实际的发展目标，特别是符合实现“再造兰州”重大战略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设计科学合理是高效能的重要前提。因此，各部门要围绕“再造兰州”这个大目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本单位本部门的目标。

3.再造体制，探索“政务外包”制度。影响行政效能的重要因素是体制因素。好的体制制度对行政效能是促进，反之，对行政效能是消耗和阻碍，而且造成体制内的成员越努力，绩效越差、结果越糟。体制因素具体包括两个方面：行政权力和行政权力配置关系。

第一，行政权力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影响行政效能的根本性体制因素。行政权力主要分为决策权和管理权。实现科学决策，必须有科学依据。近年来，各地纷纷把涉及政府核心决策的政府规划交给咨询公司等企业或研究机构来做，即职能外包，效果很好。这种“外包”其实就是把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到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决策职能中的调研咨询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或企业，通过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把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管理职能和决策职能中的调研咨询进行“政务外包”，解决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少、面宽、量大，要完成工作任务难度极大的问题，既省钱又省力，又提高了行政效能，效率高，质量好。

第二，行政权力本身的纵向和横向配置关系，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对行政效能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实行“政府政务外包”是推进政务公开，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和程序，调高行政效能的有效途径。2010年6月29日，在全国深化政务公开推进政务服务经验交流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推进政务公开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大力加强以政务（行政）服务中心为主要载体的政务服务体系建设。

体制再造还应该包括对行政程序的具体规定、对机关作风的具体要求、绩效评估的具体设计、效能监察的具体方式以及问责机制的运行等方面。这些制度的科学制定和正确有效执行是行政效能的重要保证和保障。其中有可以外包的，也有可以半包的，关键是要创新相关机制和制度。

4.队伍再造。人的因素是影响政府效能的核心因素、决定性因素。政府发挥效能需要的物力、财力要靠人去使用、开发和创造。一些地方、少数部门之所以发展得慢，改革开放的步子不大，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干部建设和发展的能力太低，大多是资源依赖型干部，发展靠资源，有钱就会干工作，没钱就不知道咋工作。公务员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关系着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是影响行政效能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必须抓好选人、用人、培养人等方面的工作，再造兰州的公务员队伍。

5.管理手段再造。政府管理手段的科技化程度是影响行政效能的又一重要因素。在当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政府必须主动适应并全面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是指在现代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技术支撑下，政府机构日常办公、信息收集与发布、公共管理等事务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进行的国家行政管理形式。它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政府办公自动化、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建共享、政府实时信息发布、各级政府间的远程视频会议、公民网上查询政府信息、电子化民意调查和社会经济统计等。

“再造兰州”，应用当代科技力量和科技手段建设一座新的城市，世界科技的潮流已经将“信息高速公路”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中，其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可见政府信息网络化在社会信息网络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政府内部，各级领导可以在网上及时了解、指导和监督各部门的工作，并向各部门做出各项指示。这将带来办公模式与行政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在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联系，既提高办事效率、质量和标准，又节省政府开支、起到反腐倡廉作用。

政府作为国家管理部门，其本身上网开展电子政务，有助于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我国政府部门的职能正从管理型转向管理服务型，承担着大量的公众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更应及时上网，以适应未来信息网络化社会对政府的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和政务透明度，建立政府与人民群众直接沟通的渠道，为社会提供更广泛、更便捷的信息与服务，实现政府办公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通过互联网这种快捷、廉价的通信手段，政府可以让公众迅速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和办事章程，以及各项政策法规，增加办事执法的透明度，并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同时，政府也可以在网上与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听取公众的意见与心声，在网上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为公众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提供方便，并从网上行使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权利。

在电子政务中，政府机关的各种数据、文件、档案、社会经济数据都以数字形式存贮于网络服务器中，可通过计算机检索机制快速查询、即用即调。经济和社会信息数据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收集的宝贵资源，如果以纸质存贮，其利用率极低，若以数据库文件存储于计算机中，可以从中挖掘出许多有用的知识和信息，服务于政府决策。

6.监督机制再造。健全监督反馈机制，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近年来，兰州市开展了从人民群众中产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代表”，对政府部门、窗口单位进行政风行风的民主评议，效果良好，有力地推动了政府工作，提高了行政效能，形成了颇具特色、具有实效的“兰州模式”，成为周边许多城市竞相学习的典型。要继续深化以民主评议制度为模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四项权利”，形成建设兰州、加快发展的合力。

（二）加快推进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创新

建设新区，加快率先发展的步伐，关键之一就是要改革管理体制机制，破解体制障碍，解决发展瓶颈问题，要以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为出发点，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落脚点，加快推进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创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浦东新区建设以来，一直努力探索“小政府”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小政府”机构设置，到“一门式”服务，到4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探索历程。一度较之传统政府模式，机构、人员各减少1/3，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因此，以“再造兰州”为契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当其“机”。

1.建设富有效能与结构合理的“有为政府”。“再造兰州”，建设新区，必须建设富有效能，结构合理的高效政府，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必然要求建设一个富有效能、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有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敢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以政府流程再造为突破口，以规范权力运行为落脚点，打破纵向政府间管理体制的“职责同构”模式，归并、整合现有职责和机构，构建集成化的服务体制、机制和流程。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强调立法和规制建设。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不可能也不应当游离于法律之外，必要时应当立法先行；政府强化管理和提升服务水平，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应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责权利界定明晰，该强化的强化，该放松的放松。

在强调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政府有必要保持对教育、医疗等资源的适当掌控，对重要的交通枢纽、物流站点和某些重要的商品市场保持控制权，以保证服务的“公共性”基础。受政府财力的制约，为了加快发展，有些公共产品可交由企业生产、市场运作，但要加强监管和评估，某些公共产品要在将来有条件之时进行“回购”、实施“逆民营化”。

抓住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利时机，深化机构改革。妥善处理好进一步推动政府机构改革条件的酝酿与以机构改革作为突破口推进政府发展的关系。同时，在公务员规模方面，面对“绝对数量不小，相对规模不大”，以及“必要的‘削减’正确，但‘缺口’普遍存在”这两个矛盾，考虑在坚持机构编制管理“适度从紧”的情况下，争取时间改善舆论环境，提高政府运行质量和公务员整体素质，为今后的“增量改革”预留空间。

2.建立精干、高效的公共服务组织管理体系。在秦王川开发管理委员会的设置上，按照确保管委会全面履行职能的要求和“大部门体制”的思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共服务组织管理体系的集成化，以有效解决与市政府横向部门间、纵向层级间的协同服务问题。同时，推行公共服务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适度压缩经济管理部门，整合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部门，设置社会综合事务管理和服务部门，建立社会化的辅助决策系统和智囊系统，组建相对独立的服务监督和绩效评价机构。具体包括：

制定“再造兰州”公共服务行动纲要。借鉴英国和美国的政府改革实践，从政府发展的高度，对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流程、组织流程、工作流程、资源保障流程等进行设计优化，研究制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城市公共服务建设的总体方案及各分项发展规划。公共服务组织管理体系建构以“合法、创新、绩效、便民”为宗旨，以用户满意为导向，以组织扁平化为特征，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业务流程再造以“部门协同化、服务规范化、过程人性化、品质标准化”为目标，对现有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梳理、诊断，进而优化或再造服务管理流程，并在实践中持续改进。

探索强委（开发区管委会）、弱块（弱化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有关开发区的管理权限，集中到管委会手中）、做实园区的模式，合理界定市、管委会、县（永登县）、乡（镇）权责划分，深化园区建设。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实际情况，实行“授权制”与“委托制”相结合，也即由市政府与委（管委会）、委与园区或镇（社区）之间建立委托授权、责任契约等关系模式，公共服务委员会统筹全市相关的综合事务；同时，加强决策层对执行层的监督考核，择机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政策功能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运行机制，实现公共服务组织体系的扁平化管理。此外，考虑利用规模效应，设立某些跨区域联动的、直接服务于“再造兰州”战略的公共服务领域“专区”，超越行政区划的地理边界共同提供某些公共服务，推动政府间合作和协作。

3.在加快改革中充分发挥事业单位公共服务职能。公共事务是政府作为管理当局对社会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学技术、公用事业等社会服务。公共事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可能全由政府部门具体操办，政府通常设立专门机构或委托社会组织来办理。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既不是简单的“非营利性”定位，也不是简单的“市场化”定位，而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重构公共服务制度。

剥离行政机关性质的事业单位，保留行政执行类的事业单位。对少部分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划分为行政监督类和行政执行类，同时，将某些行政执行职能从政府机构剥离出来，交由或委托“非权力机关”事业单位承办，这类机构的最终走向是“非营利组织（NPO）”、考试院（中心）、人事考评中心和干部培训中心。对这些机构，一方面要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增加公共事业投入，另一方面，要完善责任控制机制，确保政府职能有效履行。

对开发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实行转制，逐步过渡为营利性企业。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经验表明，政府在承担公共服务“提供者”和“付费者”职责前提下，在公共服务“生产”环节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机制，可以有效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为政府“政务外包”提供机构组织打下基础。

将不具有行政职能、政府未委托承办具体事务的事业单位划转为“非营利组织”，同时，鼓励发展公共服务组织意义上的事业单位，为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建奠定组织基础。从长远来看，非营利组织将是承接政府职能向社会剥离、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组织形式。目前，很多非营利组织在中国被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建议今后统一称之为“民办事业单位”，以与“公立”事业单位相区别。

二、改革体制机制，破解体制障碍

（一）建立更加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体制机制

市场发挥无形的手，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运行。西部地区的落后就在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行政性垄断使得权力直接介入市场，不仅难以通过市场竞争来打破，而且往往构成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碍。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性垄断只应存在于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其评价不是来自于“市场”，即追求了局部利益而损害了全局利益，而是来自社会。衡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主要不是利润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的控制与接受产品服务的对象满意程度的好坏。对于行政性垄断行为或部门的改革，一是要形成完善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会监督机制。二是政府要运用经济的、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清除垄断和政府“入场”，保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有效发挥作用。三是规范行政行为，继续深化以民主评议制度为模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垄断性行业的准入机制，扩大民营成分的市场准入，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四是要继续深化行政性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的范围，对行政性垄断部门引入更多、更规范的听证制度及其他监督约束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

经济转轨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果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有效地避免、抑制和分化社会利益关系方面的过度失衡的矛盾，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均衡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要把公民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价值观通过改革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保证上。首先是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就业机会的平等，增加公益就业，扩大政府就业培训计划和投入，同时发展经济，促进全社会就业。其次是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分配过程公平的制度机制，关注弱势群体，加强和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提高低保额、扩大保障面，全面落实医疗救助、临时物价补贴、取暖补贴、廉租住房等专项救助制度；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二是改革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缩小和改变兰州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创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转为市民的制度条件和就业甚至能够致富的制度安排。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二次分配的宏观调节体系。

（三）全面推进各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机制保障

1.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理念。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要做好关系人民群众具体民生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扶贫、环保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关注困难群体或贫困地区的群众生活，维护他们的权益，防止某些权力垄断集团借“改革”之名行“牟利”之实，直接对“困难群体”进行剥夺，强化对结果不平等的矫正调节，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普遍地分享改革成果。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一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改革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体制，形成多元投资机制。继续加大环保、城市绿化、生态资源化建设，增强城市功能的投资，创造优美宜居的城市环境。二是政府要改变“包揽一切”的做法，适当合理地向社会“分权”或还权，形成社会“自组织”机制，以防止政府某些短期决策失误或政府行为“越界”导致的社会利益失衡，树立城市形象，形成宽松的创业发展软环境。三是着力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社会管理职能的履行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杜绝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防止利用行政手段过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四）进一步探索城市“再造”的相关管理体制的改革

1.改革户籍管理体制和机制，为农民市民化，城市居民落户等方面提出优惠的政策和管理体制上便利。“再造兰州”，就是要再造一个新城市，再造一个“财富兰州”，财富兰州要靠人创造，再造一个兰州就是城市面积扩大一倍，相应的人口也要增加一倍，这里既有外来城市人口的移居，本市人口的增加，更要靠农业人口的转移，这样大规模的农业人口的转移，没有相应的特殊政策和专门制度，是办不到的。

2.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实行“地票制度”，实现农业人口有序无风险转移。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借鉴重庆的经验，在秦王川新区实行“地票制度”，无风险转移农民，既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又解决了项目建设用地，基本农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3.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放开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是最为活跃的资本力量，放开了民间资本，等于解开了开发新区的资本瓶颈，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放活民间资本，在有些重大建设项目上，积极引进民间资本，让渡利益给这些民间资本的投资者，产生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就能使兰州的资本市场这潭水“活”起来。优化投资结构，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辐射带动功能，为兰州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再造兰州，是要重新建一个城市，需要的投资可想而知，仅仅依靠政府的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仅仅依靠市场同样也是不能够完成的，必须改革投资体制，形成多元投资，才能完成城市再造、基础设施再造、产业再造，在更广阔的地域上耸立起一座新的兰州。

4.改革金融管理体制，解决创业者的资金困难，助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众所周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分别占总量的60%、57%和40%。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却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兰州的情况也是如此。2008年9月19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省政府金融办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甘肃小额贷款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近日，甘肃省政府金融办又批准，专门为兰州“三农”业户及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更为便捷的融资渠道，促使兰州金融业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再造兰州”产业重点是发展中小企业，这是实现产业驱动的最根本的动力源，这在前章已做了论述。因此，要进一步放开信贷市场，学习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促进中小企业大发展，才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再造兰州”的根本所在。

三、建立行政区域改革试验区

实施“再造兰州”战略，促进兰州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发展速度、发展节奏和发展格局，尤其是新区建设，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国家给予高新开发区的政策“拿来”，高新区实际就是可以享受政策之外的政策，就是政策的实验区，再造兰州，建设新区，就是要把新区的建设当成是各项制度的改革试验区。从全国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竞争趋势来看，开发区的各种税收租金等等的优惠政策，已经难以吸引企业家的目光，行政效率的高效，办事程序的简化，优良的投资环境，更是企业家关注的重点。因此，兰州新区的建设，政策的制定，应该在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制度的改革等方面下更多的功夫，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优良的投资环境。杭州在这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2001年，杭州市上报国务院新建2个市辖区，撤销2个县级市。该年的2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函[2001]13号），撤销萧山市、余杭市，设立杭州市萧山区、余杭区；滨江区是从萧山分离出去的三个镇成立的。3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浙政发[2001]12号）通知萧山、余杭撤市设区。至2001年末，杭州市由原来的市辖6个区，成为辖8个市辖区、代管3个县级市、2个县的新杭州。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原有的格局，已经逐渐地显露出劣势和阻碍，现在，杭州市正酝酿新的行政区划的调整。据《杭州城市发展概念报告》，提到了有关杭州市区级行政区划调整的设想，对市区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现行的八个城区重新划分为新的八区，调整方案已经上报中央。为此，杭州市于今年7月26日，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市政府盛继芳副市长为组长，杨戌标副市长为副组长的加快萧山、余杭融入大都市工作领导小组。

2010年西安市的GDP是3241.49亿元，增长14.56%，占当年陕西省全省GDP10021.53亿元的32.35%。但在2007年西安市的GDP是1737.10亿元，占当年陕西省全省GDP5369.85亿元的32.3%，2008年西安GDP2190.04亿元，比2007年增长15.6%。特别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加快，明显高于其他指标的增长，也远远高于西北地区其他省会城市的增长，2010年西安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244元，增长20.1%，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750元，实际增长18.0%，西安市新建城市重要的一条就是西安把周围几个县纳入西安的行政范围之后实现的。1995年把临潼县改为区，2002年6月2日，国务院批准（国函[2002]45号）：撤销长安县，设立西安市长安区，以原长安县的行政区域为长安区的行政区域。与此同时，长安县对乡镇区域进行大幅度调整。区划调整后，撤销了7个县委派出机构，乡镇由44个合并为25个，其中建制镇14个，行政乡11个，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此之后，西安市积极进行行政中心的转移，带动城市资源的重新配置，积极上报国家有关部委和国务院。2005年10月19日，民政部批准（民函[2005]285号）同意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驻地由书院门迁至南二环西段，2006年4月27日，国务院（国函[2006]29号）同意将西安市人民政府驻地由西安市莲湖区西华门大街迁至西安市未央区凤城八路。迁出繁华市区，在原址强化商务资源的配置，迁到二环外，带动地产、商业等资源的跟进和配置。

兰州2009年GDP达925.98亿元，占当年甘肃全省GDP3382.35亿元的27.4%。如果把定西的临洮（2009年GDP为23.8亿元）和临夏的永靖(2009年GDP为20.64亿元)划入兰州市的行政区域内就能实现资源整合，暨增强了兰州中心城市的实力，GDP总量预计将达到1200亿元左右，有利于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有利于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生产力布局。把城关区的东岗地区与榆中县的和平镇合并改为城市东产业区，归并给高新区管辖；把榆中和永登由县改区，把永登县的秦王川地区设为综合开发区，开发区的主要领导职务高配，并赋予行政市辖区一级的管理权限。

执笔：牛铮超　郭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