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而且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凝结着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观演进的智慧及其理论成果。
二战以后，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步入工业化进程，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指导的发展理论，逐步成为一门显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积累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日益丰富，主流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视野不断拓宽的过程。
早期的所谓发展理论，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以工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为蓝本建构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论、索洛-斯旺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卡尔多-琼•罗宾逊新剑桥经济增长论，以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缪尔达尔的经济增长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因素理论等等。[23]这些增长理论都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共同的发展范式”，“线性发展模式”的倾向都相当突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60年代初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罗斯托根据美国的经济成长历程，提出人类社会的经济状况将普遍地依次经历5个成长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消费阶段。70年代后罗斯托又增加“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作为第6个成长阶段。
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单纯的经济学眼光导致发展理论见物不见人，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基本标准。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贫穷问题时，强调贫穷国家当务之急是“把蛋糕做得大些”，因此，“‘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到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24]“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25]这些理论对当时的国际社会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就曾将国民生产总量增长作为发展的基本目标。
随着认识的深化，上述这种粗陋的单向度的经济增长理论在6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介入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步校正了发展研究的单纯经济学眼光的局限；另一方面，以拉美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人数和贫困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分配不均、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等，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在局限。大体上，发展理论的反思和创新，主要沿着两种路向演进：一是拓展发展的内涵，校正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狭隘目光，将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等丰富内容注入发展目标和具体的战略选择；二是反思发展的代价，进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发展可持续性角度拓展发展观的视野。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片面追求增长所导致的“有增长无发展”局面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国际发展战略也基于以往战略的失误，明确提出反映“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观”战略，强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26]一些学者还着眼于人的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人的心理健全和人的现代化问题。1971年智利学者萨扎•班迪博士提出，落后的和不发达不只是一堆社会经济图景的统计数字，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美国现代化专家阿历克斯•英格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的人的现代化问题，更了对丰富发展内涵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80年代，西方学者对发展的全面性、综合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新的共识。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法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综合发展观。佩鲁针对传统增长理论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强调要从“人的活动及其能力”来研究发展问题，认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所谓“整体的”，是指不仅要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要在其内在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所谓“内生的”，是强调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所谓“综合的”，是指促进各种单位和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整体效应。[27]佩鲁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28]针对传统发展理论以西方经验为发展的普遍范式，盲目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西方经验的倾向，佩鲁还特别强调了文化因素对发展的影响，认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相反地，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29]与此相类似，长期关注贫困问题的美国学者迈克尔•P•托达罗在1977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提出：“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品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30]
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代价问题是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视角。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描绘出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产生的可怕景象。1972年两位著名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出版的《只有一个地球》，更是把人类生存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同年，国际著名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学者们的反思很快对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70年代西方国家广泛兴起了生态保护社会运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旨起唤起对生态问题重视的活动，使生态环境保护理念逐步深入人心。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列入人类发展议程。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诞生。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来自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文件，明确否定了“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逐步付诸全球的共同行动，各国开始尝试将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制订中。如在能源领域，将技术开发的重点转向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可更新能源上，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在农业领域，无化肥、无农药和无毒害的生态农产品已成为消费者的首选；在建筑领域，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废水废弃物排放的“生态设计”和“生态房屋”也受到广泛青睐。
中国发展观念以及发展方式的调整、演进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二战以来人类发展观念变迁历程的浓缩式呈现。科学发展观所昭示的新的发展方式，既凝结着中国30年来发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也凝结着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以及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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