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us Maddison在其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关于生产率的重要观点。他揭示了两类国家：美国经济是处在技术前沿的主导经济，其他工业国家(跟随者)正向美国的地位发起挑战。我们将比较美国经济与两个最大的跟随者经济：日本和西欧(此后是欧洲)。[12]Maddison的数据以及Groningen增长和发展中心(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与会议委员会(The 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将被用于检验世界各地的生产率增长。
欧洲和日本的增长：赶超
2004年，美国的人均GDP——根据不同国家的现金购买力按1990年美元作适当调整——大约比法国(西欧的代表)和日本高出35％。作为一种不同的衡量指标，美国的生产率(每个工人的GDP)大约比日本高44％，比法国高17％。虽然日本的生产率在一些制造业接近或超过美国的水平，但在其他部门要低得多。例如，日本的零售业是出名的落后。
另一方面，每小时生产率在法国大约是38美元，在美国仅35美元，在日本大约是25美元。美国的人均生产率大于法国，是因为其工人工作时间更长。美国的人均GDP更大，是因为工人人口占较大份额。另一方面，日本的每小时生产率、人均生产率均低于法国，但人均GDP略高于法国，原因是其工人人口占较大比重。1990年以来，日本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增长快于美国，法国每个工人的生产率落后于日本和美国。显然，1990年以来法国和日本每小时生产率增长刚刚超过2％，而美国增长1.6％。
为什么法国和日本出现了较快的增长?部分原因是资本密集型增长速度更快。资本存量在欧洲和日本增长较快，而就业在美国增长较快。结果，法国和日本获得了较快的资本密集型增长，其生产率增长较快也不足为奇。
与美国相比，法国和日本也从技术进步尤其是效率改善得到更大的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激励。关于这些国家较快的效率改善，Maddison指出有三个来源：结构效应(structural effects)、技术扩散效应(technological diffusion effects)和外贸效应(foreign-trade effects)。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更快地脱离了农业经济，这源于结构效应。这一变化提高了整个生产率。
技术扩散效应来自技术转移。战后大部分时期，在大多数工业国中，美国生产者更可能使用最好的技术，因而其他国家的生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基于效率改善的技术进步。从那时开始，其他国家采用了一些美国的技术和生产方法，美国也采用了少数其他国家的技术和生产方法。
技术和生产方法容易转移到那些拥有高素质劳动力及其经济能为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生产率不可能长期落后于领先国家。美国一直是领先国家。其他国家正在赶超。但是，遗憾的是，更多的国家没有提供一个允许其赶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Maddison关于赶超的最后解释是外贸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自由化为跟随者经济带来了优势。例如，贸易自由化使欧洲企业竞争加剧。这些企业趋向于采用新技术，从而使其更有效率。
1950年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增长，一些停滞
1950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以1990年美元计算)比非洲和亚洲多了一倍多。而且，非洲国家比亚洲国家稍高。1950—2003年，特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比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增长更快。[13]1973—1990年，大多数亚洲经济增长加速，而且在1990年后一直持续增长。相反，1973年后拉丁美洲增长下降，非洲停止增长。到2003年，这些特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均GDP的平均水平超过了特定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如前所述，许多亚洲国家已经证明，穷国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使其居民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的条件是：(1)劳动力增长快于人口增长；(2)资本增长快于劳动力增长；(3)技术进步。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并加速了人口的增长。更快的人口增长使劳动力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或资本增长快于劳动力增长更加困难。
与19世纪实现增长的那些国家相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更具优势。这一优势就是技术的赶超。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使现有的先进技术适合其经济发展，而不是由零开始发展。
为使分析更具体，我们考察一些特定国家和地区。1950年，韩国(922美元)和中国台湾(924美元)的人均GDP与加纳(1122美元)和尼日利亚(753美元)不相上下，远在阿根廷(4987美元)和智利(3821美元)之下。从那以后，加纳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停滞了，2003年人均GDP分别为1393美元和1161美元，而阿根廷和智利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人均GDP分别增加到7600美元和10438美元。韩国和中国台湾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人均GDP分别达到了15174美元和17284美元。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惊人增长与非洲国家可怕的停滞及拉丁美洲国家平庸的绩效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试图对这三类经济作一些总结。
对青少年初级教育、中级教育非常重视是韩国、中国台湾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成功的一个因素。而且，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相比下降更快。人口增长率的最终减少，加之增加的劳动参与率，使劳动力增长快于人口增长。
根据Maddison的研究，成功的亚洲国家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其政策鼓励建立私人企业部门并建立有保障的产权；(2)鼓励国内储蓄和投资；(3)大量投资于教育。简单地说，这些国家快速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且，这些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开放的方式有很多：亚洲学生到海外留学；外国的思想和投资被输入；亚洲厂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种对外开放使效率改善，并促进技术进步。而且，这些成功国家的政府允许私人产品和劳动市场进行调整以改变需求和供给状况，从而可以避免极度通货膨胀。[14]
拉丁美洲国家在1973年以后增长率较低。Maddison将其低速增长归因于政府政策的失灵。这些国家设立了大量国际贸易壁垒以保护其国内产业。由于厂商保住了本土市场，又不需要出口，它们没有效率且依然生存。政府政策引起飞速的通货膨胀，而政府试图对付通货膨胀的措施引起了资源配置中的额外无效率。
简单地说，正在日益缩小与高收入国家发展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允许广泛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同时避免对其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
在本章开始，我们曾指出，生活水平及标准的增长在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经济中可能更高。特别是，我们曾提出，《独立宣言》及《国富论》的价值在于推动了经济繁荣。一些人攻击这一观点。一些批评者指出，经济和政治自由是只有繁荣的经济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简单地说，繁荣引起经济和政治自由，而不是相反。
James D.Gwartney、Robert A.Lawson和其他一些学者发展了经济自由指数，可在Fraser研究所网站Economic Freedom of World获得。Gwartney与同事基于这些数据的研究以及其他使用类似自由指数的研究显示了经济自由与繁荣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但是，这些相关性没有证明经济自由引起繁荣。
为了理解什么是因什么是果，Gwartney和Lawson在《今日经济改革》(Economic Reform Today)中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的这些指数，发现12个国家在1975—1990年期间从经济自由中获得了最大的增长。它们是智利、牙买加、马来西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葡萄牙、毛里求斯、新加坡、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他们也发现了那些经济自由导致了最大经济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巴拿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委内瑞拉、洪都拉斯、伊朗、索马里和尼加拉瓜。如果经济自由促进了繁荣，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那些从经济自由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比经济自由使其经济下降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更多的增长。接着，Gwartney及其同事考察了这些国家在后来一段时期(1985—1994年)的增长率。从经济自由获得最大增长的那些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从经济自由获得最大经济下降的那些国家实际人均GDP每年下降1.2％。所以，经济自由带来的增长在以后一段时期伴随着比较高的增长率。虽然可能存在其他解释，但经济自由的增加和人均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与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相一致的a。Julio H.Cole使用更新的数据和不同的统计方法发现，经济自由和经济自由带来的增长两者都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b
对这些结论的认可要求对指数进行一些讨论。Gwartney及其同事指出，低税收、有保障的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价格及货币稳定促进增长。获得较快增长的12个国家具有几个共同因素。它们改善了其通货膨胀状况，上述12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允许其公民持有外国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危害较小。国际贸易变得更重要，对马来西亚、土耳其和泰国等国，其重要性(几乎)加倍。最后，12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将其最高边际收入税率降低到50％以下。葡萄牙的最高边际收入税率从82％降低到40％。马来西亚则从50％降低到34％。Gwartney及其同事认为，中国香港及其他具有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功是“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的强有力的证据”。c
说明：
aJames Gwartney and Robert Lawson，“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Growth of Emerging Markets”，Economic Reform Today 2(1996)，online at http：//www.cipe.org.
bJulio H.Cole，“The Contribu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to World Economic Growth，1980-99”，Cato Journal 23(Fall 2003)，189-98.
cJames Gwartney and Robert Lawson，“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Growth of Emerging Markets”，Economic Reform Today 2(1996)，online at http：//www.ci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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