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托·洛佩兹－克拉罗斯

世界经济论坛　奥古斯托·洛佩兹－克拉罗斯

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定义超出了汇率竞争力的含义，并将这一概念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这样，竞争力被定义为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从而决定一国经济所能达到的繁荣程度的因素、政策和制度的集合。但是，生产力也是投资收益率的重要驱动器，而投资收益率又决定了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这样，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就是那种在中期和长期可以更快发展的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在竞争力领域的诸多工作的目的在于强调决定100多个国家区别明显的发展历程的因素、政策和制度。应如何解释人均国民收入变化过程中的差异，比如阿根廷、加纳和中国台湾在过去的50年里的差异？

比较发展研究领域中的几个问题可能是更中肯的。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中出现了至少三种主要的观点:

首先，重要因素有许多，且涉及范围较广。宏观经济环境的质量肯定是至关重要的，有多少国家现在已经展现了持续发展趋势的同时却对公共财政管理不当，或是实行被误导的或不一致的汇率政策？

但是，宏观经济的审慎管理并不只是公共部门的问题。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与私人部门维持一种具有一定距离的关系，或是否为自己谋取利益？司法系统是否考虑过合理的、迅速的、透明的和低成本的纠纷解决办法，或者公正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吗？税收是否通过强化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这些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投资而被重新导入经济活动中，或是被浪费在低效率的项目上，或出现了更糟糕的一种情况，绝大多数投资都被窃取了？管理环境是否受到了降低竞争力和提高交易与运营成本的多余的官僚层次和官方文章的妨碍？新的技术创新是如何有效地被吸收的，是否对持续提升国家的教育系统水平给予了重视？国家是以一种开放和自信的态度，还是以充满恐惧和正反感情并存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财产权利与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同国家将会存在显著的差距，并必然会对一国经济是否以一种可以预期的、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如中国台湾），是否难以满足其潜在要求（如阿根廷），或是否处于停滞并实际地经历了人均国民收入的减少（如加纳）等问题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这些因素对不同国家的重要性各异，这主要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印度和土耳其相比，芬兰的公共财政管理就不那么令人忧虑，而前两者都有一个较长的财政混乱历史。一方面，芬兰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它利用现在的剩余来支付未来年金责任的行为使许多欧洲大国蒙受了羞辱。而另一方面，印度和土耳其正经历着预算赤字，必须指出的是，后者近来在废弃导致公共债务大规模累积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芬兰，技术创新的步伐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是绝对重要的。相对于通货膨胀是否略有上升的问题，诺基亚公司是否能够维持其相对于亚洲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的问题，是芬兰未来的人均国民收入演进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最后，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时间而变化，这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强化的趋势。通货膨胀——全球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并降到了战后时期的某些最低水平——并非像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令人担心，即使是在美国也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时候。但是，随着资本流动性和金融市场易变性的不断增加，对于公共财政管理欠佳的国家而言，其公共财政管理处于日益增加的风险之中，就像阿根廷在2001年年底所出现的情况一样。近年来，劳动力的教育、相关技能的获得和培训水平都已经获得了日益显著的价值，因为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成本迅速降低，全球性企业更容易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世界各地，只要这种地方可以将技术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适当结合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结合起来即可。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了，这些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两倍。

发展竞争力指数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论坛一直都在对国家竞争力进行评估，并编制了竞争力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评估竞争力的特殊方法已经得到了发展，因为我们已经考虑了关于哪些因素驱动了潜在生产力的最新思想，而潜在生产力是一个国家为其国民确保持续繁荣的能力。自2001年以来，我们所用的方法以杰弗里·萨奇斯和约翰·迈克阿瑟尔为世界经济论坛所开发的一个模型为基础，即所谓的发展竞争力指数（GCI）。

GCI将旨在为竞争力评估提供一个量化框架的许多互补性概念汇集在一起。在阐明对一个国家的增长发展进行解释所用的因素时，GCI确定了“三大支柱”:宏观经济环境的质量、国家公共制度的状况以及在技术与创新的重要性既定的前提下国家的技术准备水平。GCI使用了具体的数据，例如大学的入学率、通货膨胀指标、公共财政状况、诸如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技术渗透水平，以及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高管意见调查（下称调查）中数据的组合。后者有助于准确把握从具体数据中不可能获得的概念，但是，其对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正确理解却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可以包括诸如一个国家的司法独立性、制度性腐败的流行状况或是非效率的政府干预等例子。

这些不同的数据被集合在不同的分指标之中，每一个分指标都反映了增长过程的一个不同侧面（例如契约和法律的重要性、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而全部分指标则综合性地给出了一个总体竞争力的“核心”。萨奇斯和迈克阿瑟所引入的第二个概念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虽然技术十分重要，但其对不同国家的作用方式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创新对瑞士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智利，外国技术的采用和技术转移可能相对更为重要，这种区别使他们将各国分为两组，即基于最近一年所登记的美国人均实用专利（发明专利）的数目而划分的所谓核心创新国家和非核心创新国家。表1列出了核心创新国家的名单，所有的国家每百万人在2004年至少拥有15项专利。第三个概念反映了这样的思想，即对一国竞争力给予解释的因素，其重要性在这两组国家中将发生变化。因而，与瑞典相比较，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土耳其而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该指数结构背后的详细方法将在第一章中叙述。

2005年竞争力的排名

本年度的GCI排名见表1。芬兰的排名仍然居于第一位。该国将其强有力的表现归功于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企业环境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其在既定先进的发展阶段的所拥有的强大生产力。与此相伴的是一个较为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因为此时正值该地区的许多工业国家都在展开竞争的时期。芬兰政府为了能够承担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未来的社会责任，积极管理预算剩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方法突出了值得效法的芬兰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而且，芬兰有一种属于全世界最佳之列的制度环境:企业团体在一种尊重法律的环境氛围中运营，腐败程度异常低，还有其他国家应该好好学习的开放与透明。

美国名列第二，其优秀的绩效可以归功于持续拥有的技术霸主的地位，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创新渠道。美国拥有积极采用新技术并在研究与开发方面大力投入的公司。但是，该国的技术威力被该指数所评估的其他领域显著更差的绩效抵消了，尤其是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在与该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公共财政领域的失衡相关的国际问题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这并不奇怪。

与近些年来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其他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排名一直相当不错。继芬兰和美国之后，瑞士和丹麦分别位居第3位和第4位。冰岛和挪威紧随其后，仍然在十强之列，分别位居第7位和第9位。这些国家都拥有使其极富竞争性的许多特征，包括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透明度与效率都极高的公共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相对较高的税收正妨碍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或为其人口提供世界最高的生活标准。

英国（第13位）和德国（第15位）继续在综合排名中占据值得骄傲的位置。两个国家都拥有世界水平的公共制度，但德国企业团体将其国内的财产权利环境和司法系统的功能视为世界第一。在诸如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学术界与企业团体之间的合作等变量，以及在那些反映各种新技术使用的范围较广的变量方面，这两个国家都有特别高的得分。如果不是由于企业团体对有关短期经济增长的预期所持的悲观态度以及公共部门大量赤字的出现，德国的综合GCI排名将会更高一些。意大利的绩效（第47位）将在第一章的专题中详细分析。

在新近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中，爱沙尼亚一马当先，居于第20位，领先于比其更富足的15个欧盟创始国中的很多成员国。爱沙尼亚的排名位置使人印象颇深，它弥补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非效率与竞争性经济的绩效之间存在的至少15年的差距。入盟国家中绩效最糟糕的仍然是波兰。但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波兰的绩效中所存在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该国自2004年来已经前进了9名，位居第51位。这种情况与我们在许多新入盟国家中所看到的一种趋势相一致，在最近几年里，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存在一种可以衡量的进步，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欧盟成员国的一般利益，以及欧盟对政府在经济改革领域所提供的一种前摄姿态而产生的激励。

与其他某些地区的众多国家集中出现于一两个绩效最高的国家之后的情况不同，亚洲国家遍布于表明不同发展阶段和增长潜力的指数的整个范围。在本地区处于领先位置的都是亚洲“四小龙”，较著名的是排名分别为第5位和第6位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他们的GCI排名领先于下一个亚洲国家即位于第12位的日本前几名。日本的排名受到了其公共财政恶化的负面影响。但是，日本的财政纪律中所缺乏的东西已经为该国令人瞩目的技术绩效所充分弥补，其在研究与开发、企业层次的技术吸收和专利登记等方面都处于极高的排名，这些方面的得分仅次于美国。

位于第49位和第50位的中国和印度，它们的排名较前些年更加接近。中国倒退了3名，而印度则前进了5名。中国当局一直都在努力驾驭信用的增长，而需求的力量已经导致了2004年通货膨胀的加速。印度排名的提高反映了该国在技术指数方面更靠前的位置。在过去几年中所观察到的FDI向技能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日益增加的流入，无疑在激励企业团体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印度仍旧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即其源于财政调整所取得的微弱进步、较低的新技术渗透率和较低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后两者也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两个国家继续为制度缺陷所困扰，这种缺陷如果不加以关注，则可能会延缓两国跻身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前列的进程。第一章中的专栏对印度的情况做了详细分析。

与前些年的情况一样，排名第23位的智利以较大的差距领先于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就其与该地区绩效居于第二位的国家之间的距离而言，已经从2004年的26位扩大到了2005年的31位，这一特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看不到。该国继续受益于显著的竞争性宏观经济环境和在透明度与效率方面已经达到欧盟水平的公共制度的共同作用。事实上，在25个欧盟成员国中，在公共制度这一分指数上拥有更高名次的国家只有8个。

相对于2004年，墨西哥已经倒退了7名，降到了第55位，其在该地区的第2位排名由乌拉圭获得，而巴西则倒退了8名，降到了第65位。在那些表明其公共制度质量的指标方面，墨西哥和巴西都出现了下降。在墨西哥，2006年总统选举的酝酿时期所存在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决策活动的瘫痪，明显使企业团体的情绪变得乖戾。在巴西，企业的信心可能受到了为受贿丑闻和其他事件缠身的执政党联盟的衰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已将该国公共制度的潜力置于一种不利的境地。

2001年排名位于第62位的委内瑞拉的排名继续下滑，本年度又后退了4名，在综合排名中位居第89位。从许多角度来看，委内瑞拉的绩效是十分异常的:尽管从高油价中获得了巨额的贸易收入，政府数年来还是疲于应付财政赤字，这说明了浪费的大量存在。该国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绩效（第115位）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并有着世界上最恶劣的财产权利环境（第117位）。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海湾小国在GCI综合排名中的表现相当不错，其中包括今年来自该地区的新加入到指数评估行列的两个国家:卡塔尔和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卡塔尔分别位居第18位和第19位。这些国家正处于一个特别良好的发展阶段。其进出口收入已经促进了增长速度，并强化了企业团体早就存在的高水平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则源自正在进行的制度现代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在珍惜来自较高油价的收入的问题上，各国当局都已经理性地证明了其在这方面的娴熟性，而且都正将这些资源用于减少债务、进行投资和储蓄。

虽然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很具竞争性，但这一地区的确存在许多相对成功的故事，其中包括南非（第42位）、博茨瓦纳（第48位）和毛里求斯（第52位）。但是，津巴布韦则是一个尤其令人悲哀的例子，竞争力排名的迅速跌落反映出其制度环境的持续衰退，其中包括财产权利的消失、法制的腐败，以及其他因素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意义。该国因其宏观经济环境质量而有着世界最差的排名（第117位）。表2包含了本年度报告中所覆盖的117个国家的GCI的三个构成成分指数的排名情况。

企业竞争力指数

企业竞争力指数（BCI）关注基础性的微观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各国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现行可持续水平，因而为前面所描述的GCI展望宏观经济的方法提供了一些补充。BCI源于这样的思想，即微观经济因素对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因为财富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运营的企业所创造的。BCI专门评估一个国家对微观经济中的企业环境至关重要的两个领域:公司经营与战略的复杂性，以及公司运营的国内企业环境的质量。

本年度BCI的排名见表3。表中的第一部分是综合排名，而第二部分中的两栏则是两个分指数各自的排名情况:公司运营与战略和国内企业环境的质量。

美国在基础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仍然领先于芬兰，而这两个国家自1998年以来就一直占据了第1位和第2位。2005年，美国在电讯基础设施、电力供应质量，尤其是教育系统质量等方面的改善中获得了超过其竞争对手的利益。

排名上升最快的高收入国家包括塞浦路斯（上升了8位，与各国的常数样本相关的所有排名都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与加入欧盟相关的外国所有权的改善，捷克（上升了7位）则归功于更有效率的公司董事会、较少的腐败和官僚作风，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奥地利（上升了6位）则是由于官僚主义和金融市场实力等几个指数的改善，而新加坡（上升了5位）则是由于当地竞争力的强度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等方面的改善。

排名下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瑞典和意大利。由于对政府官员徇私舞弊和日趋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担心不断增加，中国香港（下降了9位）的名次大幅下降。由于对司法独立性以及与教育质量的许多不同标准相关的侵蚀的担心，瑞典的排名也有所倒退（下降了8位）。尽管意大利的BCI的绝对分值升高了，但其排名还是下降了，被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匈牙利和泰国所超过，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

竞争力排名上升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波兰、阿根廷、克罗地亚、博茨瓦纳、萨尔瓦多、匈牙利和波黑。在企业环境质量的许多领域得到强有力改善的驱动下，波兰的排名上升了5位，最为显著的是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和正在提高的金融市场的成熟性。该国现在已经恢复到其竞争力经历了一次下降的2001年的水平。随着官僚主义的减少和政策服务的可靠性的提高，特别是从正在改善的创新能力的措施中获益的阿根廷及其邻国乌拉圭，排名分别上升了13位和10位，但这两个国家的竞争力仍然低于其在2001年和2002年的水平。最后，克罗地亚上升了12位，重新获得了2004年所失去的排名位置，其原因在于获得了一种更强有力的企业环境评估，尤其是在更少的外国所有权限制和更好的政策服务的可靠性，以及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总体质量方面。

表1　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及其与2004年的对比

表2　发展竞争力指数构成

续表

表3　企业竞争力指数情况

*这些国家的调查数据具有较高的国内离散性；在调查所收到的回馈的可信度随这些国家未来教育的努力和改善后的取样得以提高之前，对其排名的解释应给予关注。

竞争力排名下降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摩洛哥、纳米比亚、多米尼加、俄罗斯、巴西、罗马尼亚和中国。由于是受官僚主义、外国所有权限制和腐败方面的更低评估分值的拖累，摩洛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下降了29位）。在自2002年加入GCR以来数年的排名都很稳定之后，尤其受官僚主义、政府官员的徇私舞弊和腐败等方面的更低评估所拖累的纳米比亚下降了19位。多米尼加（下降了11位）持续保持其下降趋势。

在低收入国家中，加纳、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的排名上升最快。加纳的竞争力上升得益于公立学校的改善和腐败事件的减少，而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则都受益于良好的劳使关系的报告。

在低收入国家中，冈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经历了幅度最大的下降。当政府发生的变化创造了有关对即将来临的改善所持有的较高预期时，印度尼西亚几乎失去了2004年所获得的排名位置，其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其急剧下降的物质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的估价。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环境的因素对驱动生产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BCI和GCI为一国竞争力提供了相互补充的观察依据。不足为奇的是，两个指数的结果是高度相关的，如图1所示。

图1　发展与企业竞争力排名

竞争力研究的最新进展:全球竞争力指数

在论坛为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的分析提供一种量化框架的努力中，前面所描述的GCI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该指数代表了反映影响发展进程的多样性因素的复杂性的要求，以及一种明晰而简单地用于评估诸多国家的框架要求之间的一种明智折中。因而，GCI很好地发挥了作用，它为对发展过程至关重要的许多关键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特别的，它提供了一种与历史有关的联系，对那些欲了解一个关键的竞争力指数在现实前景中的演进过程的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更加清楚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工具，它可以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性质中发生的变化和对众多国家的发展历程做出解释的关键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这些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和结构的多样性。

下面的几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不对结构性缺陷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对欧盟15国停滞的发展和许多地区缓慢的改革步伐做出有意义的分析。例如，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刚性或单一市场的关键要素的完备性的延迟已经妨碍了欧洲各国从一个巨大的、单一的和真正统一的与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中得到益处。GCI既不强调劳动力市场刚性的问题，也没有广泛地研究各种市场的运营效率问题。

过去25年在非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所见到的不良增长绩效，并不能与公共健康因素相分离。与良好的公共财政管理对评估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具有的重要性一样，要对该地区的竞争力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分析，就必须考虑H IV/ AIDS或是其他主要疫病对企业的影响。GCI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原因并不是其提出者未将这些问题视作理解非洲或是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关键要素，而是因为在2001年论坛的竞争力研究中，涉及非洲的内容仍然非常有限，还没有涉及那些对解释非洲以外的地区发展并不重要的因素。

作为象征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潜力的指数，教育、相关技能的获得和劳动力的培训水平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个国家在吸收新技术、提供能够达到国际市场所能接受的质量和绩效的标准的产品与服务、以创造价值的方式同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竞争等方面的能力，与其学校的质量、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给予的优先权、专业化的研究和培训中心的存在与可利用性等紧密联系。GCI引入了这一领域中的几个概念，但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论坛的竞争力研究工作，同时把握一系列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发展过程首席专家泽维尔·沙利-伊-马丁教授在过去两年里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2004～2005年的报告中，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具综合性的竞争力指数的初步描述，即所谓的全球竞争力指数。这一新的指数使我们可以对许多关键因素进行评估和比较，而这些关键因素正是前边部分所述的发展竞争力指数中所缺少的。

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是围绕九个不同的支柱而建立的，每一个支柱对驱动各国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都至关重要。这些支柱囊括了原来GCI中包含的所有因素，以及前边所讨论过的许多其他因素。

除了这些反映更具综合性的系列发展因素的支柱之外，全球竞争力指数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显著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将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解释正式纳入其概念中。要提高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特殊因素，其相对重要性将是该国特殊发展阶段的一种功能。现在，驱动美国生产力的因素必定不同于驱动巴西生产力的因素。因此，全球竞争力指数将各国分为三个特定的阶段，每一阶段的复杂性程度呈递增趋势，即所谓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该指数的详细叙述将在第一章中进行。

全球竞争力指数是全球经济论坛中竞争力工作的一种逻辑拓展。该指数通过引入前述内容所未涉及的概念而拓宽了分析的范围，从而将其基础建立在了GCI的证据之上。我们的战略——早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04～2005年）》一书出版时就已经做了声明——是使全球竞争力指数成为我们的分析工作的中心环节。该指数所赖以成立的概念性框架已经建立，其方法的支撑力度是较强的，而覆盖了发展过程中的研究至关紧要的要素，是该指数另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特征。发展和全球这两个指标将在更长的时间里共存。因为前者提供了一种与过去的有用联系，后者代表了论坛的竞争力工作的一种深化。但是，人们期待全球竞争力指数成为竞争力工作的主要分析工具，而在2006年，该指数的结果将是最具特征性的。表4显示了全球竞争力指数的九大支柱中每个支柱所覆盖的117个国家中的绩效佼佼者。

表4　全球指数的九大支柱中的绩效佼佼者

本报告也包含了所有被覆盖的117个国家的详细概况，计算出了各个国家的指数分值以及相关的竞争优势与劣势。除了各国的概况之外，详细的数据表格还列出了一个以指数计算所使用的变量为基础的各国排名状况和其他方面的内容。有关如何阅读各国概况和数据表格的指南可参见本报告的附录部分；同时，还附有有关数据来源和特定变量的全面定义等技术性注解。

竞争力的几个主要问题与专题

与前几年的报告一样，本年度的报告仍以来自研究特定竞争力问题或更宽泛发展主题的著名学者、专家的几大突出贡献为特征。一些学者、专家以调查结果为分析研究的依据，而另一些则在探索研究论坛的各种指数所突出的竞争力的各个方面，他们都关注持续增长与发展所需的条件，并为决策者、企业和一般公众提交了一份见解非常深刻的读物。每位学者、专家分别强调了竞争力的不同侧面，并对处于世界经济论坛工作的核心位置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这些专题研究与企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可以与报告中的竞争力指数、各国的概况和其他的数据表格相互参证。

关于管制与腐败

丹尼尔·考夫曼所负责编写的具有挑战性的“管制与腐败的神话与现实”一节，针对近些年来已经开始为学者、援助机构、NGO社团和政府本身越来越重视的概念所流行的误解进行了驳斥。许多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而作者通过突出关于权势与腐败的八种“神话”，并就每一种“神话”为何都是错误的问题提出了精确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例如，在对第一种神话即“政府与反腐败是同意语”的回答中，他指出了更广泛的管制范围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腐败并不只限于那些拥有权势的人，腐败也涉及私人部门。对那些认为权势与腐败难以度量即第二种神话的人，他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变量和标准，以及已经可以实际使用并已经广泛用于绩效控制的综合性的方法。针对那些认为权势与腐败的重要性被“过高估价”的人们，考夫曼通过引用有关权势对于发展的作用详尽研究的成果，以及更好的管理所带来的“发展余额”的解释，给出了相应的回答。他指出，管理实践对援助项目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并对援助者能够以某种方法“限制”发展项目，即将他们与一个腐败的外部环境相隔绝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本章得出的结论是:应采用一种更大胆的方法，改善管理并减少腐败。以其对世界银行在透明度改革方面进行创新工作的建议为基础，考夫曼列出了一些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特定领域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的实施，各国可以强化新闻自由和进一步的男女平等。

管理汇率

对有关汇率政策对一国总体竞争力的作用的讨论而言，肯尼思·罗格夫的“汇率竞争力的再思考”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论题。罗格夫认为，维持竞争性汇率的重要性被庄严地载入了对维持异常高估的汇率坚决给予警告的“华盛顿协议”。

然而，人们能够简单地对黑市（或“与官市相平行的市场”）进行观察并能立刻了解一国汇率是否被异常高估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货币政策仍会对汇率做出反应——最少是通过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今天的干预更可能涉及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其结论是:识别大规模汇率失调的情况已经变得更加微妙，并必须广泛涉及对一国总体宏观经济形式的评估。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即各国应该维持较低的（竞争性的）实际汇率以获得贸易顺差，仍然是错误的。尽管存在这些告诫，罗格夫仍坚持认为，尽力评估一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并详细讨论在为进行国际比较而构建实际汇率指数所涉及的现实挑战，仍然是很重要的。

非洲的财产权利保护

在其颇有见地、研究仔细的论文“保障非洲的土地和财产的权利:改善投资环境”中，卡米拉·托尔明将保障财产权利的事实视为促进非洲投资的关键，并研究了保障土地权利的可选之策，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穷人的出路。在非洲的许多地区，过去看似一种耗之不尽的财产的土地，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了，由此导致了日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托尔明强调了不仅是获得和登记财产权，也包括保障大小投资者，尤其是农民、牧民和妇女的土地使用权利所涉及的困难与成本，还涉及保护在社区层面得到最优管理的诸如牧草、湿地和林地等公共资源的重要性。

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的各国政府，即传统上唯一的非洲土地的“所有者”，正在修订土地法规和管理措施，并尝试了一些新的登记土地权利的方法，而这些做法在托尔明看来既有积极的效果，也有消极的效果。历史经验表明，在从口头文明向书面文明的转化过程中，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绝大多数是依靠公共资源、拥有间接权利的人，如妇女、牧民、农民和移民。非洲过去的历史表明，由于土地登记政策的迅速失效，许多渴望获益的人们并未如愿以偿，他们是最脆弱的无助者，而权利给其带来的是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安全。以其在非洲大陆的详尽经历和对该区域许多文化的了解为基础，托尔明在其文章的结尾处提出了一项权利管理的阶段化制度设计的建议，该建议与当地居民的需要和能力相适应，并优先考虑了竞争力最强的地区。

我们能够有力地保护环境吗？

在其令人感兴趣的论文“作为竞争优势的一种资源的环境”中，针对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即环境管制为企业施加了一种潜在的限制，或更严肃地讲，是对企业强加了许多风险，艾伦·哈蒙德提出了有趣的反驳观点。他解释道，环境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正在不断地为人们理解成新的产品和服务、新技术和新市场的一种机遇的来源。只有在风险与机遇都被同时考虑到的时候，才能评价企业的全面含义。哈蒙德报告了作为竞争优势资源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更广泛的前景，并利用了许多分析、调查和报告，其中包括2005年高管意见调查的结果。该调查结果表明，从企业领导者的角度讲，经济发展与环境绩效、社会责任存在着合理的联系。尽管意见反馈也表明仍然需要诸多重要的改善，但有一个重要的共识，甚至在低收入国家的被调查者中也是如此，即遵守环境标准可以提高长期竞争力，洁净水资源的缺乏妨碍企业扩张，不存在污染的产品和浪费的减少对企业成功都很重要。除了调查结果之外，文章研究了由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和根本性的全球社会发展及其可持续性——主要是贫困——给企业所带来的一些机遇。作者相当详细地研究了气候政策的竞争力含义以及这些政策流行程度在汽车领域是如何减少的。他还研究了有关生态系统服务令人烦扰的新数据的竞争含义，以及其对依靠淡水、木材、渔业或其他严重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部门的影响。最后，他提出了关于私人部门如何能够以有助于减轻贫困的方法进入低收入市场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关于欧洲的例子

在标题为“欧洲有竞争力吗——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与技术竞争力”的稿件中，比特莱斯·维德尔·德·茂罗认为，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讲，欧洲实际上领先于其主要竞争对手，这种观点与当今比较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尽管欧洲的出口商至今在世界贸易中仍然拥有最大的份额，并一直在获得新的市场份额，她认为，从“技术”竞争力的角度讲，正如绝大多数常规的技术绩效指数所表明的，欧洲实际上正处在落后于其竞争对手的境地，这还可以由来自2005年的调查加以佐证。然而，维德尔·德·茂罗认为，技术上的差距可能言过其实了，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产业构成方面的差异。例如，她发现，当把样本严格限制在制造业部门时，欧盟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相关的专业化方式可以解释为什么产业构成所起的作用大于国家特征所起的作用:欧洲在化学产品、机械和汽车方面实现了专业化。这些都是传统上被归类为中间技术的产品，即使它们是差别化程度较高、研究密集型的产品。而且，世界上的市场对这些特定产品的需求一直是旺盛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所谓高技术产品的需求更加强劲。最后，还可以从中发现国家特征的作用: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刚性，尤其是雇用和解雇的容易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何欧洲会在绩效方面落后于美国。根据政策含义，作者建议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应是欧洲改革日程优先安排的内容。

俄罗斯的未来如何？

在《俄罗斯:竞争力、增长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一文中，奥古斯托·洛佩兹-克拉罗斯就那些有可能对强化俄罗斯经济的生产力和提高其竞争力水平发挥着一种关键作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不存在本质性的理由能够说明俄罗斯经济在未来的年月中不能进入一个高速的、可持续发展的时期，并指出了许多创造高速发展所需条件的结构性特征:来自扭曲的持续消除而获得的效率。俄罗斯令人不可忽视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可能引起外国投资者的兴趣）和人力资本存量，可以视为一种竞争优势，虽然这是公共部门的弱势所在。虽然人才流失对俄罗斯重新回到技术领域的尖端地位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其在基础科学，尤其是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令人难以忘记的世界级研究水平的传统，为其提供了复兴所需的基础。

全球石油市场的紧张状况预示着外部环境可能仍旧有利于俄罗斯，这为其向前推进结构和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机遇。在改进俄罗斯令人悲哀的不充分的公共制度、改善司法与法治的环境以及减少腐败与犯罪的蔓延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他评述道:俄罗斯的决策者在未来将忙于应付来自创历史新高的能源价格的巨额现金流入，这实际上为俄罗斯创造了机会，但也带来了重要的挑战。流动资金的管理现已转移至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一种宽松的财政政策，特别是旨在增加公共部门的工资与年金而不是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等所有能够促进生产力提高方面的投资，将是必须避免的。但是，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政府当局有责任拓宽其视野，应对正在出现的范围更广的诸多压力。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抑制令人烦恼的人口趋势，如何更好地将剩余公共资源用于强化国家的创新能力，以及如何将国家重新推入一条世界级科学与技术成就的轨道。这样，俄罗斯就可以步入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的行列。

华盛顿共识

在经过其深思熟虑的文章中，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发展的一致性是否会存在”的问题。他追溯了“华盛顿共识”的历史，对有关全球发展一致性的可能性进行了思考，并详细地勾画出了——在宏观经济约束、微观经济自由和全球化这三个主题条件下——十大政策支柱，也就是在1989年被广泛认为是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文章也明确指出了既定条件下两种选择的含义:（a）由“官方的”华盛顿（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制定的驱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系列；（b）“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最初使用时，第一种选择的含义与威廉姆森的原意相接近，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IFIs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热情和解决汇率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以及他们不断增加的对制度问题和金融部门稳定性的关注而出现了偏离。

虽然作者在对华盛顿共识的原始解释中所总结的绝大多数政策仍然是中肯的，但时间已经过去，在任何旨在强调拉丁美洲今天所需要的政策安排中，都应该考虑另外一些问题。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现行的日程应该强调将使经济危机（及其成本）的威胁最小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性，合理地构建和强化制度与政策框架，更密切地关注改善收入分配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发展中国家行将发生的老龄化

读者可能会为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的详尽研究“低收入国家的老龄化:2025年展望”所震惊，作者证明了在未来数十年中，“第三世界”中许多国家出现老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成为早已富裕的OECD社会的持续性政策分析和关心的一个主题，但这一主题在世界的低收入地区引起的注意相对较少。这种忽视不只令人惊奇，而且是危险的，正如作者所表明的，贫穷国家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一样容易地承担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他们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问题的选择极其有限，而且又缺乏吸引力。

埃伯斯塔特用大量见解深刻的细节描述了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将其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和生产力置换方式与日本、美国和许多欧盟成员国进行了比较，并设计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到2025年，这三个国家较大比例的人口必须远远低于那些具有老龄化程度可比性的社会的收入水平应付老龄化的人口。就“缓慢出现的人道主义悲剧”的问题，埃伯斯塔特描述了其所谓的“三重束缚”: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儿子赤字”和健康问题；俄罗斯违背自然规律的较高的死亡率和灾难性的健康问题；印度尚不存在的退休/年金规定和并不充分的教育基础。对这些国家而言，尽管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老龄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必定是残酷的，而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的选择必定有限。在这三个国家中，老龄化可能会以长期增长与发展的一种重要约束因素的面目出现。正如埃伯斯塔特引人注目的分析所证明的那样，对世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迅速而显著的人口老龄化代表了一种非常易变的、不被重视且至今几乎完全没有减少的长期风险。

市场危机的教训

在“市场危机的出现与危机的化解:十年的历程”中，诺雷尔·洛比尼、布拉德·塞瑟尔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复发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全面研究。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证明了其在管理资本流量的突发性摆动方面的脆弱性，这导致了严重的危机和产出的大幅度下滑。最重要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持续而稳定的增长取决于其自身维持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债务结构的能力，以保护其免受资本流量突发性变动的影响。陷入困境的国家通常都存在重要的政策缺陷，这种缺陷在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就会暴露无遗。而正如作者提醒我们的，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当有利的现实条件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IMF、G7和其他与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康休戚相关的国家应该抱有这样的希望，即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会继续经历间歇性的危机，它们必须有所准备，确保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到位，以应对未来将要发生的危机。根据作者的判断，尽管应对一个范围较广的危机的基本措施总体上已经存在，但主要的挑战是更好地使用那些可以利用的措施，并针对不同的危机类型，进行更充分的规划。这就需要更好的“软件”，而不是新的“硬件”。

作者认为，各国政府或前面提及的一个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体系，可以在未将IFM列入该国拖欠债务的决策，或是随之产生的常常是混乱的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情况下屈服，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认为，与适当的政策调整相结合的IMF的金融支持，仍然是危机解决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危机的性质各异，简单地让所有国家获得巨额的紧急金融援助以避免债务重组，或是另一个极端，即拒绝所有国家获得这种援助，都是不明智的。尽管IMF主导的巨额援助项目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发挥作用，但IMF认为，当危机国家的问题主要源于其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相对于其不多的短期债务过于稀少时，成功的概率是巨大的。对债务负担更高的国家而言，正确的出路可能不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债务重组而使用IMF的资金，反而是利用IMF的贷款来减缓冲击。

失业与幸福

在其颇有思想性的研究——“欧洲的充分就业”中，理查德·拉亚德坚持认为，欧洲的问题是失业，而不是生产力问题或一般经济缺陷。许多欧洲国家将其失业率降到了美国的水平或是低于美国的水平，其中就包括税率较高的一些国家，如丹麦等。从失业政策和处理办法的角度讲，正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失业率仍然非常高的巨大的大陆国家必须采取何种措施。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减少失业的关键在于福利—工作政策和更具弹性的工资。支撑该观点的论据的国家，诸如丹麦、荷兰和英国等，其失业率自那时起就减少了一半。相反的，诸如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是在欧洲繁荣时期的2000年也是如此。在那一年，两国都出现了历史记录水平的职位空缺，尽管都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证明了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失业人员不能进行流动。

以其对幸福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拉亚德提醒我们，几乎任何工作都比失业好，失去工作对人的幸福能产生一种与离婚一样的毁灭性效果，其糟糕程度是一个人失去其1/3的工资的三倍。所以他坚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可以预期失业者们会去填补绝大多数类型的空缺职位。他们也应该自动接受要求他们接受的工作机会，而不是闲居家中享受失业保障。这种激励原则是一些国家降低失业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与其相伴的必须是一种将寻找工作所获得的帮助和福利控制相结合的积极和能动的服务。工资的灵活性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应该在更低的工资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一原则在德国东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南部都得到了应用。从欧洲其他地方和美国所获得的经验不能同等地用于转型国家，只能借助不同区域相对更加灵活的工资和面向失业者更灵活的政策，这些国家的高失业率才能够得以降低。

全球化的益处何在？

在《作为繁荣要素的全球化》一文中，杰格迪胥·巴格瓦蒂为我们理解全球化如何使各国更加繁荣提供了一篇见解深刻的观点。在摘自其新近出版的专著《捍卫全球化》的这篇文章中，巴格瓦蒂列举了全球化如何推进男女平等、如何有助于消除贫困和童工、如何促进更好地管理以及如何使各国获得更自由的贸易和利益增长的例子。通过描述反全球化论据的性质及其根源，揭露反资本主义者的误解和驱动绝大多数反全球化抗议行动的反社团的思想倾向，他引入了全球化主题。他集中讨论了经济的——以区别于文化——全球化，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信念，尽管对此存在着很多批评家的异议，但全球化有一种人性的面孔，即全球化的效果是良性的，而非恶性的，制造此类问题的社会议程事实上已经为其所超越了。

巴格瓦蒂引用了引人注目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诸如这样的一项研究，即越南的农民父母是如何通过将其子女送去念书而对增加的自由化所导致的稻米出口的收入变化做出反应的。针对男女平等的题目，他引用了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成果，他们发现贸易的激烈竞争有助于贸易产业领域中女性工资的提高。在对更自由的贸易活动的经济利益的讨论中，巴格瓦蒂引用了非互惠贸易的灾难性历史，对鼓动贫穷国家为自己的利益而寻求保护主义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同时也要求富裕国家降低其贸易壁垒。最后，围绕增长这一主题——他将其定义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战略，以与投资战略相对——他研究了印度和中国的经验，这两个国家在过去20多年都已经从闭关锁国的政策转向了外向型的贸易体制，并大规模地减少了贫困。巴格瓦蒂阐述了将经济全球化与那种将会确保对增加的经济资源进行分配的社会政策相匹配的重要性。在强调全球化的偶然性下滑趋势的同时，他极力主张实施对全球化的“良好效果具有保护、褒扬和强化作用的”政策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