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

第四节　生产外包、企业异质性与收入分配

不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是研究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贸易中企业的跨国外包、跨国企业内部贸易额和产品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企业内贸易和外包的发展用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没有办法进行解释，迫切地需要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Melitz（2003）提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考虑了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Antras（2003），Antras和Helpman（2004）等探讨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的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产业组织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些研究使在同一产业内部，从事出口的企业、从事海外生产的企业、进行离岸外包的企业都仅限于一部分，将与全球化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之间虽然存在生产率的差距却处于并存的状态模型化。学者把这种解释和研究企业异质性、跨国外包和企业内贸易的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在贸易与收入分配变化之间的关系方面也有学者开始应用新新贸易的框架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研究跨国外包与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及非贸易企业与贸易企业对员工要求和工资支付上的差距。

一、生产外包与收入差距

第一个把生产外包与收入差距关系引入到模型中进行单独分析的是Feenstra和Hanson（1996）。他们指出，中间产品贸易不仅影响着进口竞争产业的劳动需求，而且影响着中间产品使用部门的劳动需求，中间产品贸易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比最终产品贸易要大得多，甚至中间产品贸易对相对工资的影响与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一样。在其模型中假设z∈［0，1］是生产产品的工序，按照所有工序中熟练劳动密集程度进行排列，z越接近于1，产品生产中所需的熟练劳动力的量也越大，z越接近于0，产品生产中所需的非熟练劳动力的量也越大。设x（z）是生产每一z的产量，a_H（z），a_L（z）是生产一单位x（z）所用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a_H（z）/a_L（z）是关于z非递减函数。存在两个国家，国内与国外，加*代表国外相应的变量。设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

H（z）和L（z）是国内用来生产z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总量。θ代表生产每种z过程中劳动投入在总成本中的比重，A代表生产率。x（z）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w，q，r分别代表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熟练劳动力工资和资本的回报率。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该生产函数表明，最终产品的生产中不存在劳动力的投入，也就是说最终产品的合成没有产生增加值。设：这说明本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比国外便宜，国外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国内资本的收益率，也就是说本国是熟练劳动力比较丰裕国家，外国是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设本国生产z序列的单位成本为c（w，q，r，z），外国的生产成本为c^*（w^*，q^*，r^*，z），根据上面的假设可以得到两条成本曲线如下图18.4.1所示。

CC代表z∈［0，1］产品在国内生产的单位成本线，C^* C^*代表在国外生产的单位成本线。企业基于成本最小化原则把各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出去，因为最终产品的加工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投入，因此在哪个国家进行加工都可以。则基于成本最小化原则，国外将专业化生产［0，z^*］工序的产品；国内将专业化生产［z^*，1］的产品。这样本国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为：

图18.4.1　中间产品生产国内外成本线

，该需求函数是关于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减函数。假定各国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不变，则劳动力市场均衡可以由D（z^*）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实现，如图18.4.2。

图18.4.2　劳动力市场均衡

由于r＜r^*，在资本可以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前提下，国内资本会流向国外，引起国内资本收益率上升，从而导致CC曲线移至C′C′，国外的资本收益率下降导致国外的成本线从C^* C^*移至C^*′C^*′，这样本国会生产［z′，1］工序的产品，而国外会生产［0，z′］。由于本国更专业化生产熟练劳动力密集度更高产品，因此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导致D（z^*）移至D（z′），这样本国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上升。而国外因为多生产［z^*，z′］工序的产品，这些产品相对于国内的原来生产的产品熟练劳动力密集度上升，因此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上升。

不同于Feenstra和Hanson（1996）的一种最终产品的假定，Xubin（2000）发展了一个南北一般均衡模型，假定有两个部门最终产品由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度不同的连续的中间产品组装而成。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南方国家会专业化生产熟练劳动力密集程度更低的产品，为获得南方国家的高资本回报率，跨国公司通过FDI的形式将部分中间品的生产从北方国家外包给南方国家。分析发现，外包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依赖于部门设立FDI壁垒的大小和自由化的程度；南方国家高壁垒部门吸引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包活动，而低壁垒部门吸引熟练劳动力密集度比较高的外包。FDI自由化程度决定外包活动的技术密集度的改变，FDI自由化发展提高该部门外包活动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度，而降低另一个部门外包的熟练劳动力密集度。因此外包和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发现Feenstra-Hanson（1996）的分析结果只是他们模型的一个特例。

Selin Sayek和Fuat Sener（2006）则发展了一个南北产品生命周期的内生增长模型，不考虑规模经济效应。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外包和技术收购（acquisition）是内生决定的。模型认为有两个外生的事件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是外包的技术进步，它增加向南方国家转移生产的可能性；第二个是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政策改变，它能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当FDI是因技术进步引起的时候，FDI对南北国家工资差距的影响是含糊不清的，需根据模型中的参数决定；如果FDI是由如南方国家的生产补贴或者北方国家的税收引起时，两国国家的工资差距都会扩大。这种工资差距的上升反过来诱使更多的人去提高其技能。

Ethier（2005）则是从全球化条件角度考察贸易、技术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在Ethier的模型中，核心的假设是在生产函数中，非熟练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外包相互替代而设备与熟练劳动者互补。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部分承包非熟练劳动者完成的“中间产品”，而南方国家出口这种中间品进口设备。在他的核心假设条件下，Ethier分析的结论是：第一，全球化程度上升，使南方国家贸易条件改善，提高南方的设备利用以及北方向南方的外包，南北两方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都会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第二，南方或北方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或提供设备服务的相对成本下降（技术进步），则南北两国的设备利用会增加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者的需求，则存在熟练劳动者偏向的技术进步，使两国的相对工资上升。

Ota Ishikawa和Yoshimasa Komoriya（2006）建立了一个两国家两个企业的模型，每个企业生产一个同质的产品供应国内销售，同时还生产另一种产品可以采用外包的形式也可以不采用。两个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不同，并把这种边际成本的不同明确地分解为工资率的不同和劳动力投入系数的不同。国外的低工资率和低的贸易成本会使跨国外包更具吸引力，尽管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当两个企业都进行部分生产外包时，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提高国内福利；国外工资率的上升和国内关税的提高会增加国内福利。

在实证方面，Feenstra和Hanson（1999）对美国行业的外包和相对工资差距的关系进行回归发现外包的发展扩大了美国的工资差距；Egger，Gugler和Pfaffermayr（2000）对澳大利亚外包对其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Hijzen，Gorg和Hine（2003）对英国的贸易与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Heand和Ries（2002）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外包会扩大国内不同劳动者的工资差距；Hsieh和Woo （2005）对香港的检验等。

二、企业异质性、贸易与收入差距

Bernard和Jensen（1997）利用美国1980’s制造业非生产工人需求的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类型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他发现出口企业出口增长几乎可以全部解释美国相对工资的升高；技术进步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升级但不是导致工资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Bernard和Wagner（1998）分析了德国公司的出口企业发现，用规模和生产率衡量的成功企业更倾向于成为出口企业而这些企业雇佣了更多的熟练劳动。他们的分析都表明不同的企业类型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自Melitz （2003）、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以及Antras和Helpman（2004）模型提出之后，有些学者也尝试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其基本的思想是出口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更高，并且支付员工的工资更高，因此出口的扩大会提高国内工资之间的差距。

Manasse和Turrini（2001）从企业层面上分析了全球化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他们建立的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在从事产业内贸易的两个同质国家间，贸易自由化导致熟练劳动在非出口企业的收入减少，在出口企业的收益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但是熟练劳动对非熟练劳动的相对工资会上升；另外，出口企业竞争加剧会导致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从而要求企业雇佣更多的技术工人，这样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也会上升。

Yeaple（2005）在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中也指出出口企业规模大、利用更先进的技术、雇佣更熟练的劳动者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同时它们也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贸易成本的降低会导致企业技术的变革，导致更大的贸易流量，增加对熟练劳动的需求，拉大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Eric Verhoogen（2008）通过一个企业的异质性和产品质量差异的新模型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与工资差距的关系。其分析认为只有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会出口，并且为吸引发达国家的丰富有的消费者，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质量要优于国内销售的产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需要对白领和蓝领支付更高的工资，尤其是对白领。随着生产效率更高企业增加出口和产生更大份额的高品质的商品，而低效率企业仍然关注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扩大会导致行业内存在不同质量的产品，从而使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上升，同时同一出口企业内的工资差距也会扩大。之后，Verhoogen用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数据对此进行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