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征收与补偿问题涉及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集中体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我赞同由宪法对此加以规定。但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担负起这一职责。2004年的宪法修改虽然增加了征收及补偿条款，但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没有规定补偿标准；二是只适用于对“公民的私有财产”的征收，而不适用对外国人的财产的征收。
宪法关于征收及补偿标准的笼统规定被认为是一种有意的安排，有学者解释说：关于补偿标准，“宪法没有作出规定，主要是要把这个问题留给物权法解决，宪法不可能规定得过于详细，它只能规定基本的原则，而由物权法来具体化”。注427那么，现在的物权法(草案)是怎么具体化征收补偿标准的呢？草案的规定是：征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这显然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规定。
首先，“合理补偿”的含义很容易被解释为不充分补偿——不充分，但是合理；在国际社会上，“合理补偿”更是等同于“适当补偿”，是与“充分补偿”是相对立的。在采用“充分补偿”标准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物权法将“不充分补偿”作为一个一般的补偿标准，显然是不恰当。
其次，有学者将“合理补偿”解释为“充分补偿”，这是一个善意的解释；但是，如果将来物权法真的是规定“合理补偿”，我猜想法条中的“合理补偿”一定会沦为实践中的“不充分补偿”。一是因为从字面上“合理补偿”太容易解释成“适当补偿”了，二是因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太容易倾向于将补偿确定为“适当的补偿”了。果真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在物权法中写上“充分补偿”呢？
再次，如果物权法的起草者们真的不希望给予“充分补偿”，那么，我们是否准备在征收补偿标准上再次实施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呢？如前所述，在缺少国内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已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在事实上承诺外国政府，在对外国投资实施征收时将给予充分补偿；如今，如果物权法拒绝“充分补偿”标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方面，外国人的待遇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即使物权法的规定与我们对外签署的协定的规定不一致，我国政府也不能以此为由而不履行其条约义务；注428另一方面，我国的单位和个人的财产在被征收时，却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这也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惯例的。
最后，从立法技术上看，目前的物权法(草案)的表述也是值得商榷的。通常的立法表述是：先确立一般规则，再允许特别法律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则的适用。而现草案的规定则是颠倒的：没有特别规定时，适用一般原则。这种表述的不同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有的。前一种表述在期待一般规则的适用，在限制特别规则的空间；而后一种表述则在强调特别规则的适用，在鼓励特别规则的创设。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物权法在征收补偿标准方面应该内外一致，而且一致到“充分补偿”的标准上。可考虑将物权法(草案)中的规定改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征收应按照被征收的不动产或动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给予补偿；法律另有规定的，按规定给予补偿。”
对这一表述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鉴于征收与征用在财产的处置及补偿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因此在物权法中应该对征收与征用分别规定；第二，鉴于“国家”二字经常被滥用，所以建议将“草案”中“国家规定”改为“法律另有规定”；第三，由于一般的补偿标准是按“公平市场价值”给予补偿，所以，对如何确定“公平市场价值”还需要在物权法中，或者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作出程序性规定；第四，以“充分补偿”作为一般补偿标准，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适用其他的补偿标准。注429如果对于土地等特殊财产的征用难以适用“充分补偿”标准，可以通过制订特别法律的方式加以解决。
总之，在确定征收补偿标准时，要坚持对内补偿与对外补偿的一致性，要保证国内立法与对外签署的条约的一致性，并应尽可能将相关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以最大可能地消除补偿标准被任意解释的空间。
(本文发表于《时代法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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