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时代要求

第二节　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时代要求

特殊经济功能区不但受到我国国情的制约，同时也被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所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年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后续欧债危机也对特殊经济功能区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碳经济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则给特殊经济功能区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对于其定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现在都还没有一致认可的限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服务交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美国全球化理论权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则认为，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是经济领域，指商品、服务、资金、信息远距离的流动。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张的历史进程，是市场经济全面的推进和空前的大发展。全球化就是统一的大市场。

从宏观层面上看，主权国家和地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主权国家与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利用其比较优势发展其竞争优势，争取本国与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与主要推动力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经济全球化不竭的动力和发展基础。从表现形式和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全球化具有动态的、依次递进的表现: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先导，金融全球化是贸易自由化的产物，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新表现形式。

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世界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福利水平的整体上升，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生命力所在，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和潮流，但同时，全球化本身也蕴含着各种风险、矛盾和不平衡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开放度不断增加，世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依存和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国际经济关系的密切化和多样化为各种经济风险的形成和传导提供了条件，增加了一国经济发展的风险，也增加了地区性甚至世界性的经济风险。经济全球化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不大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直线发展，而是在发展中存在波动性，可能出现暂时的停滞乃至倒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也是一个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与分工的过程。回顾自197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分水岭，大体上可以将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称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下的市场化改革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先后提出重视价值规律作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改革发展思路。虽然就其实质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向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进行，但这一阶段的改革明显还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市场化探索。

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迈进第二阶段，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这一阶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有企业、财税、金融、价格、外贸等领域加快了改革步伐，并达到了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预期目标。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建立与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接轨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加入WTO为这一阶段的体制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与压力以及新的衡量尺度。加入WTO首先是政府入世，必须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管理体制。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WTO多边国际经贸体系中进行。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进一步加快，经济全球化程度全面提高。从人口流动来看，由于中西部农业受进口农产品的冲击较大，一些农产品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农民失去工作，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由农村地区转移到城镇地区，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地区。从资金流动来看，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势将会强化。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区域，由于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较好，企业竞争能力强，投资回报率一般比较高。在资本追逐利润机制的作用下，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资金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以及农村地区资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虽然这种资金流动趋势可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提高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会加剧区域二元结构，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结果是中国加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将向那些条件较好区域，特别是向沿海区域和中西部大中城市区域转移和集中。

在产业布局方面，由于进口产品关税的逐步降低、出口配额的取消以及开放领域的扩大，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国商品和外国投资都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并出现“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日趋融为一体的趋势。市场竞争国际化和产业组织变革，促使中国产业布局由分散走向集中，各种生产要素逐渐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企业集聚。在家电、汽车、机械、计算机、医药、航空航天等行业，这种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后，迫于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压力，各区域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实力，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实际上，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培育、发展和壮大优势产业，尽可能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各区域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地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也取决于以企业竞争力为核心形成的竞争优势。宏观层次的地区比较优势仅是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则是决定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⁸⁾因此，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共同决定了一个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地区间产业分工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沿海地区正进一步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已经形成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和高级加工制造业的基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的优势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城市规模看，一般性制造业产品正逐步向大城市郊区以及中小城市转移，与此相对，高新技术产业、大企业或大公司总部、研究与开发机构正逐步向大城市尤其是地区中心城市集聚。区域间产业分工由传统的部门间分工逐步向新型的部门内部产品分工转变。⁽⁹⁾此外，随着跨地区企业兼并重组的不断推进，大公司、大企业出于成本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考虑，在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甚至相同的分支工厂，成为多分支机构企业。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容回避但同时又利弊共存。从实践角度看，各个国家可以且必须采取各种既符合各国国情又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方式来介入这一进程或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特殊经济功能区在空间上的特定性可以使一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谋取全球化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经济全球化内在的弊端。一国划定明确的区域范围，有效地控制管理好特殊经济功能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分界线，就可以在将国内其他地区置于政府严格保护监管之下的同时，切实稳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实践看，主权国家或地区采取包括设立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内的特殊政策措施来参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乃至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的进程是一种通用的方法，也是各国认识经济全球化的非均衡性并考虑了这一进程的外在压力而逐步采取的有效方式。

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设置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产物。我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尤其是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排头兵”。正是通过这些率先尝试，使我们积累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趋利避害、因势利导的宝贵管理经验和法律原则与制度。我国在设置经济特区之时，对于特区内的企业在独立经营、市场准入、税收缴纳、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等方面给予了较多的优惠，这些优惠措施激发并提高了经济特区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确立了经济特区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则:经济特区管理必须维护我国主权;土地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经济特区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外商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必须经过审查批准，服从我国政府管理;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对经济特区实行统一管理;经济特区设双重海关，实行内紧外松的原则。这些原则以及基于这些原则形成的法律制度是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参与社会大生产全球分工时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保障。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催生下的新的贸易格局战争逐步打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和体系，即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实力和比较优势，抢占一个产业或一个产品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把劳动密集型的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留给其他国家。这一新的贸易格局带来的必然是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发达国家在这一新的贸易格局中，会利用自身在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优势地位，一方面控制着初级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掌握着高新技术转让的国际途径;一方面垄断着任何一个产业或一个产品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把劳动密集型的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让给其他国家。我国在这种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必须面向世界，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占领某个产业或某个产品生产环节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环节，将自身融于全球生产和销售的系统之中，以保证较高的生产效益和较稳定的出口市场。经济全球化下新的贸易格局竞争必将传导并体现在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法律制度之中。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

与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相呼应，区域经济一体化也风起云涌，发展很快。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实现方式，在20世纪50～60年代即出现了一次发展高潮。在这期间，西欧六国签署了《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紧随其后又有欧洲七国在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基础上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创建了一大批区域性贸易组织，如拉美自由贸易联盟、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集团、东盟等。但在此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大部分区域一体化组织进展缓慢，有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欧共体出台《单一欧洲法案》，提出建立统一大市场目标为标志，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呈现出重新高涨的势头，到20世纪90年代已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迅速席卷全球。据统计，全世界区域一体化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还仅有28个，到80年代时增加到32个，90年代中期超过40个，而目前已超过100个;其中的60%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关系错综复杂，互相重叠，大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在这众多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中，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代表，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三大区域经济组织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5%左右，GDP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80%。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简称自贸区，是指区域内两个或多个经济体，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相互逐步取消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自由贸易区域内的国家通过相互开放市场，建立密切关系，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FTA主要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贸易投资便利化、全面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内容。

尽管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在经济利益上具有独享性和排他性，自由贸易区在范围上、广度上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在区域层面上克服了经济全球化的市场障碍与约束，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无歧视性的目标，有助于提高其成员方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顺应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阶段性发展产物和实现形式。

中国的FTA战略取向，首先是力推两岸四地，如目前已分别签订中国内地与港、澳的CEPA;其次是重视周边，如目前已签订的中国与东盟、中国与巴基斯坦等的FTA;最后是优先考虑互补性强的跨洲FTA合作(如与澳洲、南美、海湾国家等)，如目前已签订的中国与新西兰、中国与智利的FTA等。自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以来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速度在明显加快，体制差异在显著缩小。

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最初只是与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与个别发达国家合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但合作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由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基础薄弱、建设资金匮乏等因素决定的。在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我国发挥资源、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得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并且成功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形势，主要体现在:(1)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进使得先发展的地区面临产业转型的压力，其作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必须改变;(2)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我国本地资本量的积累以及产业结构的改变，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效益降低，外来资本不再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动力;(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亟需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4)加入WTO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来越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5)经过30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亟需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因此，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出现了以下新的动向:(1)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充分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互惠互利，共同发展;(2)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加强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在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3)重视区域发展，由过去以项目为依托、以园区为载体的点对点的合作模式拓展到国际性区域合作，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正式全面启动，成为全球第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也是我国区域贸易合作的典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将极大地促进区域一体化，并对该地区的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以欧洲为例，欧盟建立后逐渐形成了全欧洲范围内的中心城市体系、发展轴线、职能分工体系和空间开发格局。因此，CAFTA的建立也会从贸易层面逐渐拓展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全面促进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而中国和东盟各国间的国土开发格局也会发生重大改变。

我国国土辽阔，国境线漫长，拥有众多的邻国。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主要分为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四大板块，其中东南亚板块具备较好的发展条件。相较于其他区域的国际合作，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方面，虽然拥有中、日、俄、韩等多个大国参与，国际影响度较高，但是受朝核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难以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在中亚区域合作方面，长期以来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安全局势和能源方面，对经济的影响有限;在南亚区域合作方面，由于我国与之毗邻的地区尚属欠发达地区，国际交通受地形影响联系很不方便，缺乏有力的带动。与此同时，我国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则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稳定的政治格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近20年来，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平稳，各国均呈现出良好的和平发展态势，虽然围绕南海领土和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仍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存在大的国际争端，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进行深入长久的国际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蓬勃发展的经济奠定了扎实的合作基础。东南亚地区原先只有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国家普遍较为贫穷和落后，缺乏发展动力。但自1990年以来，东南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一跃成为亚太地区新兴的对区域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实现了经济腾飞，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摆脱了战乱的阴影，经济发展的势头良好。总体上看，虽然受到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进步仍然是主流，其活力必将进一步增强。

第三，共同的需求和利益产生强烈的发展诉求。东南亚各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需求相近，利益相通。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盟是亚洲唯一的区域性国家组织，各国以平等与协作精神共同努力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东盟与我国开展了长期深入的合作，CAFTA的建成使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合作已经走在了前列，我国和东盟国家都认识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繁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加深合作强度，才能开创更全面的共赢局面。因此，从长远看，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合作远远大于竞争。

因此，在我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格局中，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是风险最小、利益最大、基础最好、现实条件下实施最为便利的一个板块，中国面向东盟国家的前沿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其他同类地区的前列。在此进程中，中国的云南、广西、贵州等邻近省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本身蕴含着各种风险、矛盾和不平衡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开放度不断增加，世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依存和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国际经济关系的密切化和多样化为各种经济风险的形成和传导提供了条件，增加了一国经济发展的风险，也增加了地区性甚至世界性的经济风险。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世界性经济风险的充分体现。

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迄今为止，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这次危机始于2006/2007年度更替之际，当时表现为跨大西洋地区的抵押贷款危机和汽车工业生产过剩危机——结果导致2007年夏天国际金融市场崩溃，2008年9月达到第一个高潮，那时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公司(房地美、房利美)、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以及两个高级别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雷曼兄弟)都破产了。

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危机蔓延到经济循环的所有领域，波及了所有地理区域和世界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世界贸易萎缩了12%。从2009年4月起，危机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金融、资本和原材料市场出现了复苏，但是大多数国家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却稳定在低水平上，并向一个停滞阶段过渡。

2009年11月，危机最终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危机进程越来越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公共预算上。虽然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国家破产(爱尔兰、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但是迪拜酋长国的债务延期偿付却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因为大型救市计划和反危机计划把它们的发起者也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发达经济大国(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边缘国家)自此成为全球危机进程的焦点，而大型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中国、巴西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发动机。总体来说，我们碰到的是一场全球的暗火，目前这场暗火持续了近三年半，越来越给世界经济周期打上了长期衰退的烙印。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可以确定五个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第一，跨大西洋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导致大众消费持续下滑，这又导致出口市场大幅萎缩。第二，抵押贷款危机扩大成了全球的信贷和金融危机。第三，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资大幅减少。第四，世界贸易下滑以及汽车工业早就存在的结构危机导致整个运输行业急剧萎缩。这又暴露了所有重要工业行业的生产过剩问题。生产过剩导致利润率迅速下降并促使企业领导实行大规模降低成本的计划。第五，危机第二阶段启动的反危机计划带来的后果是，危机负担转移到公共预算身上，这尤其导致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目前，这五种危机变量中有一些已经大大减弱，如资产所有者又加大了在新兴工业国家的投资力度，有些变量仍然起作用，如商业地产的抵押贷款危机仍在蔓延，还有一些变量的影响在扩大，如公共预算危机。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危机仍在持续。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面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出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主义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各国政要和学者大都认为，市场经济总有失灵的时候，同时它的自我调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凯恩斯主义反映到经济政策上，则是各国都在实行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无论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还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抑或1996年的日本楼市泡沫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政府在面对泡沫破灭时实体经济的下滑时，无疑不是拿起了凯恩斯主义的武器，积极地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危机中的各种情况，刺激经济，拉动内需。如2008年11月5日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了十项总额逾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派团赴欧洲四国采购以及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等;美国颁布新法案规定多数购买新车的美国居民，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投入6 200亿美元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10月28日，英国拟增加政府借贷刺激需求等。⁽¹⁰⁾

(二)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支持金融系统，援助金融市场

处于经济危机风口浪尖的国家大多都会向金融机构注入大量资金，如2008年10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2 500亿美元直接购买金融机构股份;同年10月8日，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等3家银行注资370亿英镑，还将向英国各大商业银行提供高达500亿英镑的资金。同时，许多国家也会采用政府提供信用担保的方式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缓解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困难，主要包括为银行同业拆借，银行信贷和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提供担保。⁽¹¹⁾如2008年10月22日，韩国出台千亿美元救市计划并为银行外债提供担保。加大政府指引和扶助的力度，促进产业投资的进步升级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鼓励新型能源和推进节能环保，这一点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论述。

(三)IMF的改革

与各国一样，国际组织也在通过不同措施来应对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包括后面的欧债危机)。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最具有代表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46年3月正式成立，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在经营上具有独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但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IMF本身机制的问题愈发明显:首先，IMF长期为欧美发达国家所操纵，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话语权太少。IMF有186个成员国，日常行事主要依靠执行董事会完成，董事会有24个席位，交由24个国家的财长把持，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难以参与决策。比如伊朗在董事会有半个席位，然而这半个席位在法律上却还要代表巴基斯坦的利益。其次，IMF的份额分配并不合理。目前各成员国的份额大小由经济体大小和开放程度决定，一国在IMF拥有的票数是根据份额大小折算而出，因此份额越大的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就越大，而美国拥有超过17%的投票权，是基金里唯一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这一点颇受批评人士诟病。

自21世纪以来，IMF的改革措施就未曾间断。全球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个进程，IMF近年来推出了新信贷工具以应对经济危机，对核心人事构成也作了调整，而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份额。2010年11月12日，G20首尔峰会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金砖四国的IMF份额全部进入前十名，而中国的IMF份额跃居全球第三。这意味着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地位得到提高。

IMF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改革使中国经济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应该抓住改革带来的机遇，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相信在此过程中，以聚集资源和创新科技为特长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就目前来看，本次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趋于好转，世界经济环境正在逐步走向正轨，进入相对平稳期，即后危机时代。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将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在巩固刺激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逐步实现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场。为了面对这次经济危机，世界各国均采取了多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危机风暴的日渐远去，这些非常时期的措施并不一定适合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环境，而且某些措施可能会造成消极后果，如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

第二，新兴市场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的经济核心在经济危机中均受到重创;而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势头强劲。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10.3%，印度2010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也高达8.8%。

第三，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经济危机促进了以环保经济和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发展环保经济和低碳经济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必然要求。

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等欧盟国家相继发生了债务危机，即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希腊。希腊在2001年达到了欧盟的财赤率要求，同年加入欧元区。但这一过程对希腊而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希腊为了尽可能缩减自身外币债务，与高盛集团签订了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这样，希腊就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减少了自身的外币债务，达到足够的财赤率以加入欧元区。但根据与高盛集团所签订的协议，希腊必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支付给对方高于市价的高额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的赤字率走入低迷状态，进而导致了2009年的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欧元区经济陷入温和衰退，减债困难增大。为取信于资本市场，尽快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向外界表明政府解决债务问题的决心，危机爆发后欧盟成员国把采取财政紧缩作为应对危机的首要举措，争取尽快减少赤字，恢复财政平衡。⁽¹²⁾这些措施导致各国失业率上升，福利下降，有效需求萎缩。而虚拟经济的危机和银行信贷收紧也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压力。其次，欧债危机已经对欧盟的内外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进而通过贸易突进影响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欧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集团，经济危机造成欧盟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给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最后，欧元区主权和银行风险相互交织的复合型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稳定的重大威胁。其一，危机久拖不决导致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其二，欧洲资金回撤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具体到我国，首先是对出口的冲击，危机会导致欧元区增长下降。欧盟又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目前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约在18%至21%之间，所以如果来自欧盟外需下降，中国出口情况将不令人乐观。但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得到控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就会降低。其次欧洲主权债务爆发，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波动性。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加重，资金纷纷回流美元。中国面临的不是短期资本由流入变为流出，相反有可能中国会面临更加汹涌的短期资本流入，因为跟美国相比，中国也算是一个安全港，同时人民币对美元依然有升值的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预期加大提高国内加息的可能，这样增加了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这些原因综合说明中国也是一个能吸引避险资金，包括逃离资金流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市场。

全球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外需市场受到很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最近不断向外界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继续当全球最后的消费国和进口国，美国要从消费性经济转向出口型经济，从借债消费转向储蓄投资，从依赖金融活动转向发展实业。美国政府计划在经济复苏后将加快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实现经济转型。美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消减财政赤字与美元贬值的政策，这种调整趋势将对东亚地区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重冲击，也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迫切。

中国政府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正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消化过剩产能，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刺激消费。“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 000美元，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快速增长的阶段。2007年中国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4.4个和2.5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率七年来首次超过投资。”⁽¹³⁾中国政府正以此次经济危机为契机，果断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建立以国内需求为基础与外需相协调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反映在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设置与建设方面，早期我国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设置定位主要均为外向开放型经济区，注重吸引外资和对外出口，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但我国近两年来对特殊经济功能区的设置和调整越来越侧重于内需经济潜能的挖掘和发挥。

2009年1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等8个规划。这一年批复的区域经济规划数量是过去三四年的总和，出台速度前所未有。2010年，继深圳特区扩关申请、重庆“两江新区”总体规划方案以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等相继获批后，6月20日，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并建立海峡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中国新的区域经济版图逐渐成型，包括以下经济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环渤海、海峡西岸、东北三省、中部和西部。

全球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客观上促使我国在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的地区布局、功能定位等方面发生变化，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和调整，我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地区布局更加均衡，功能定位更加务实。短期看，这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出重拳”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实施能立刻带动地方投资，对GDP的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长期看，特殊经济功能区地区布局和功能定位的不断调整是中国经济长期均衡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碳经济的影响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国际经济危机中饱受重创的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如美、日、欧等经济体，其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而通过传统方式，即投入资源和要素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途径的难度高、效率低，所以它们开始关注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¹⁴⁾以美国为例，奥巴马上台后，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产业，采取一系列补贴、减税、政府担保贷款等措施，政府财政支持逾140亿美元。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地位和支柱产业。我国计划用20年时间，使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温家宝指出:“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

目前，我国将在以下七大领域重点培育扶持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特殊经济功能区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核心载体。新兴产业具有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其在普通的经济区域无法稳健发展。美国硅谷的发展历史表明创新创业活跃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特殊经济功能区应作为核心载体承担起培育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历史使命。所谓核心载体指的是，特殊经济功能区应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策源地，主要培育平台和关键发展载体。⁽¹⁵⁾

以长沙高新区为例，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特殊经济功能区的长远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1988年10月，目前已形成了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四大产业，呈现企业聚集发展、产业集群成长、特色日益凸现的明显优势。“作为经济转型发展先导示范区，长沙高新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全面提升竞争力。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5亿元建设电池科技产业园;湖南科霸动力电池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组项目，动力电池产业取得新突破;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第二期项目建成，产量大幅增长;长沙市海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市场份额位居全国第三、中部地区第一。此外，长沙高新区企业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麓谷基地加快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壮大，威胜工业园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电表研究中心;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为主打造的软件园项目顺利开工，中国移动电子商务项目落户。”⁽¹⁶⁾在多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同推动下，2009年，长沙高新区年产值达到12.5亿元，增长高达56.5%。战略性新型产业对于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推进作用可见一斑。

(二)低碳经济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¹⁷⁾

当前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理念有以下几种:

第一，从技术层面发展低碳。技术实力是低碳经济的支柱，没有高科技参与的低碳只能是一句口号。比如英国，煤炭发电量占英国总发电量的37%，煤炭发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即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技术。该技术不仅能够缓解煤炭发电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还可以增加国家收入。

第二，从观念层面宣传低碳。许多国家鼓励国民过“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将低碳的观念植入人心。

第三，从制度层面规划低碳。如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就已经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法》，而像日本、欧盟这些国家，在技术和观念层面发展的背后，也都有着较为先进的低碳制度。

低碳经济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似，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利用特殊经济功能区所特有的资源优势，科技优势以及制度优势才可以高速发展。而低碳经济由于其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最佳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