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的起源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早期的奢侈品存在形态并非商品，而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权贵的身份和等级特权等思想观念的现实需要，具有职务象征作用的专属物品。在西方，为了表达显赫之感，香水成为仅供神灵、法老、大祭司以及他们身边的人使用的专属物品。他们认为香水的香味是神的恩赐，香味的力量是庄严而神秘的。在东方，上古时期奢侈品的消费者是以宗法、礼制等级制度规范下的权力贵族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权贵阶层。他们消费的产品是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器物（刘建湖，2010）。在有虞氏时期，《书·舜典》指出“（帝舜）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也就是说舜帝修订（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用五种玉、三种帛、两种生物、一种死物为礼。告诫官员治理国家的方法，考察官员的政绩，对政绩突出者给予车、服等赏赐。其中的玉、帛、车、服等物什，都是当时作为祭祀物品的圣洁之物或上等权贵阶层的奢侈之物，只有具有特定身份和地位的少数社会成员才能够有资格和能力去拥有、消受。因此，奢侈品是随着森严的等级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象征物品，并且，奢侈品的概念是先于商品经济而产生的。

然而，随着王制礼法的衰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商品货币交易的盛行，在中国部分奢侈品开始有了通过市场交换的介质，逐渐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属性。大约东周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奢侈品同时具有商品性与职务象征性的特点，并且以政治等级与宗法地位为核心的职务象征性奢侈品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例如，《春秋左氏传》之《宫之奇谏假道》中记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以及《晋楚城濮之战》中“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此时的奢侈品具有职务象征性和商业性的功能，就像文中提到的屈地产的良马、垂棘产的美玉、装饰车马用的马冠、马缨等奢侈物品都成为春秋争霸战争中被贿赂、掠夺和交易的物品（左丘明，公元前722—公元前468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东西方国家的奢侈品都开始涉及衣、食、住、行、娱等各个方面。例如，李斯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在秦王的谏书《谏逐客书》中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以及“……秦灭六国时，每灭一国，便将其宫室样图画出，再在咸阳仿造一所。”其中，昆山的美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的衣服，太阿宝剑，名贵的纤离马，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北方的名骥良马，江南的金锡，名贵药材，高雅声乐，西蜀的丹青，豪华宅院等都成为秦王衣、食、住、行、娱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在西方，古罗马奴隶主生活消费的奢侈也体现在衣、食、住、行、娱五个方面。他们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地搜求特定区域的特异产品。为了满足对丝绸的需求，罗马“同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宗交易”“等到丝绸经过漫长多难的旅途到达罗马时，它的价值已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了”；室内摆设也追求华丽，“会客厅里挂着今人赞叹不绝的油画，餐室里摆着由贵重木料表料和象牙制成的家具、银器和上等玻璃器皿，窗户上嵌有透明石膏、云母或玻璃”。在15世纪初的意大利，奢侈品就是甜品、糖、可可、咖啡与茶。此时的奢侈品已经是商品了，而且保有了象征性奢侈品的稀有性，同时也符合商品的能够提供奢侈享受的物品特性。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j.Berry）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一书中也指出了奢侈与人们的基本生活内容，即衣、食、住、行相关，与需要和欲望关系密切。

直至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商品性奢侈品才逐渐成为主导。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奢侈与资本主义》从奢侈消费与宫廷、中产阶级财富、新贵族、爱情的世俗化等因素的关系，最终推论出奢侈消费催生了资本主义。德国著名的战略学者沃夫冈·拉茨勒（Rowohlt Verlag Gmb H）在被称为“风靡欧洲的奢侈宣言”的著作《奢侈带来富足》中根据人类不同社会分工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将“奢侈”的概念分为7个不同阶段的转换。他认为，第一阶段是奢侈最初级的阶段，即奢侈就等同于颓废和社会的没落。在这个阶段里，奢侈呈现出悬殊的贫富差距，有钱人肆意挥霍和浪费的现象。第二阶段，奢侈的概念发展成必须拥有财富以及随心所欲地选择爱情和生活方式。在这个阶段里，奢侈呈现出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供支配，可以自由选择爱情和生活方式。第三阶段，奢侈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石，这种无上限的追求使资本主义不断向更高、更强的方向发展，当然也带来了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激化。第四阶段，奢侈必须因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同而不同。如15—16世纪，由于意大利烹调艺术的发展而导致在饮食方面奢侈消费的出现，此时，甜品、糖、可可、咖啡和茶成为上等奢侈品。而18世纪，丝绸、镜子和瓷器成为上等奢侈品。到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可、咖啡、糖和镜子已不再是奢侈品。第五阶段是奢侈的生活总体来讲是一种多方面的冒险行为，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内行的眼光，有经验，要有某种天然的禀赋。在这个阶段里，奢侈的概念与冒险精神及品位的提升联系在了一起。第六阶段，奢侈逐渐成为一种追求高品位、多元文化、精致考究的消费趋势。在这个阶段里，奢侈是物质和精神水准的真正提升——昨天的奢侈，就是今天的家常便饭，而今天被人羡慕的奢侈品，也必将成为未来为大众享用的生活必需品。第七阶段，奢侈增进国民经济。在这个阶段里，奢侈品的消费具有积极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例如， Pringle of Scotland，西方一家古老的奢侈品制造商，成立于1815年，初期主要制造针织品和内衣。它成为世界上首个针织品奢侈品制造商，在19—20世纪期间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生产开司米羊毛织品，是20世纪早期第一个使用针织品制作外套的品牌。Pringle of Scotland品牌原则是具有高品质、独特风格、真实性和创新精神。这些优良传统至今仍然是Pringle of Scotland至关重要的经营理念，使其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老牌奢侈针织品品牌之一。当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奢侈品逐渐呈现出商品特征，非商品性逐渐消失，但奢侈品中的象征意义并没有完全消失，现代奢侈品的含义演变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奢侈型消费商品，以至于现代奢侈品营销中的超高定价原理仍是象征性符号价格，这与奢侈品概念发展的这一特殊阶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