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新闻编译模式分析

要构建最佳的修辞情境，编译者就还必须在编译开始之前对自己编译任务的内容、性质等有深刻的了解。本研究中的软新闻是服务于对外报道的，虽然与对外报道的其他新闻文体有所区别，但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报道的现状是构建修辞情境的准备工作之一。

传播学奠基人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该模式认为整个传播过程由五大环节构成，即“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英国的传播学家Denis McQuail将这个模式做成了直线式，如图2.1所示：

图2.1　Lasswell的传播过程模式

（转引自程曼丽，2006：117）

Lasswell认为这五大环节代表了传播学的五大研究，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它清楚地揭示了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并概括了传播过程的作用。因此，借用这一模型可以方便编译者对我国的对外报道进行全面的了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大要素中由于受众分析较为复杂，将在第三章做详细的介绍，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围绕其他四个要素（即控制、内容、媒介、效果）详细展开。

控制分析是研究控制传播工具的个人或少数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集团。在我国，对外报道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是对外报道的主体。我国的对外报道的决策机构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外交部新闻司、文化部对外文化传播处、新华通讯社；对外报道的执行机构有外交部新闻司、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及其他对外报道的媒体（候迎忠等，2009：53-54）。这些部门共同对我国对外报道的内容、发行等进行监管。

媒介分析主要是研究传播工具本身。目前，我国的对外报道已形成了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类型立体的媒体阵容。本研究重点关注的纸质媒体主要分成三类：外文局所属刊物、《中国日报》以及其他中央及地方的对外报刊。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又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外文局下辖10家出版社、5家杂志社以及中国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翻译资格考评中心等单位，每年以10余种文字出版3000余种图书、编辑近30种期刊、运营30余家网站，书刊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受众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主要纸质媒介（英语）有以下两种：

《北京周报》创刊于1958年，主要以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报道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新闻信息，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解读，挖掘新闻背景和内涵，贡献有影响的原创报道，提供分析评论及专家学者的观点与预测，是我国唯一的外文版时政类新闻周刊。

《今日中国》于1952年创办，原名《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ion），是中国唯一一本多语种综合性对外报道月刊。该刊以“聚焦中国、透视今日、关注未来”为宗旨，真实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情况，以知识性、趣味性和生活化为特色，现有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五个印刷版及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德文六个网络版，发行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外文局所属报刊外，《中国日报》是我国主要的从事对外报道的国家级英语类刊物。《中国日报》创办于1981年6月1日，是中国唯一的一份大型综合性英文日报。它的办报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日发行量逾30万份，其中三分之一发往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报社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子报的英文报系，该社出版发行有11份刊物：《中国日报》《中国日报香港版》《中国专稿》《中国商业周刊》《21世纪报》《21世纪中学生英文报》《北京周末报》《上海英文星报》等。其中《中国日报香港版》主要在香港地区印刷发行，《中国专稿》随《华盛顿邮报》在北美地区发行。

除了上述刊物外，我国的对外报道媒体还包括一些地方类的和相关行业部门出版发行的刊物，如介绍浙江文化和发展的《文化交流》（Cultural Exchange）以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英语月刊）（Women of China）等，这些刊物以不同的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貌，是我国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的重要载体。

对外报道应该传递什么信息？江泽民曾于1999年初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宣纲领，即：

对外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支持国际正义事业的立场，充分展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局势，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为维护安定团结和实现繁荣富裕而不懈努力的形象；继续向世界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

“向世界说明中国”这一纲领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报道的指导思想，它概括了我国对外报道的主要内容，并强调了对外报道应该以帮助我国树立良好正确的形象为己任。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经常强调对外报道要“准确地说明中国”，“要使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世界知道”。为提高对外报道的水平以便准确地、及时地、有深度地说明中国，在2004年的中央外宣工作会议上，李长春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如果江泽民的“向世界说明中国”为对外报道划定了范围，“外宣三贴近原则”就是对外报道的行动准则。《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黎海波结合上述内容将适合对外报道的话题一一列出并按照共同价值观进行划分，使其更具可操作性。黎海波认为，“传播只有产生共鸣才是有效的”，因此在对外传播中要“引入、运用共同价值观”，并“寻找、使用‘国际普通话’”。黎海波指出，从与共同价值观的联系程度来看，大致有三种中国话题是值得讨论的：

第一种，中国的话题本身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维护和平、扶贫济困、抗御灾害、防治疾病、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抢救文物等。因为是世界性话题，所以是共同话题，易为外人理解。就以消除贫困为例，它本身是人类重大使命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努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存在着文化上、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要说有什么不同，那也仅仅是方法的不同，这也正是受众所关心的。

第二种，世界关注的中国话题。这一类的题目较多，涉及各个方面。如计划生育、宗教事务、妇女地位、城乡差异、反对腐败、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基层选举、产业调整、金融改革、投资环境、旅游事业等。这其中有许多也是世界性话题，但它们的中国色彩相对较浓，或者叫个性（中国味）大于共性（世界性），故单成一类（上述第一类则是个性小于共性）。这类话题的成功与否，往往跟文章角度、语言、侧重点、表现手法等有关。

第三种，西方总是多疑甚至反感的中国话题，包括西藏问题、国防建设、台湾问题、政治制度、邪教问题、历史评价、新闻自由、群体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大都集中在政治和环政治领域，其中很多牵涉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价值观，难为外人所理解。对于这样的话题应该以民生和人权改善为重点，着力突出“人”在整个报道中的位置与分量，同时围绕“人”展开其他领域的报道。（2008：36-39）

我国的对外报道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从事对外报道工作几十年的沈苏儒老先生曾根据我国对外报道的特殊性将其分为四类，对于每一类而言都有不同的效果要求：

①传播中国的有关信息。沈苏儒认为这是我国对外报道最主要的功能。这类报道所要产生的效果就是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兴趣并为他们所了解。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讲，中国是一个他们所知甚少而歪曲甚多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相当数量从事对外宣传的工作人员）来讲，外部世界同样是他们所知甚少而错觉甚多的地方。因此，如何使我们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尽可能地同外国受众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协调一致，就成为我们所传播的信息能否为他们所选择和接收的关键。接收是第一步，没有“接收”，“接受”就无从谈起。

②进行文化交流。中国悠久的文化闻名于世，素为许许多多外国人所向往。因此，在对外传播诸功能中，文化交流是仅次于信息传播的第二位功能。文化交流这一功能要求达到的效果是增进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好感和亲和力，而这一效果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为受众往往是本来对于这一内容就有兴趣，所以比较乐意去选择和接受。

③说服。对外报道中的“说服”功能主要是指在对外传播中宣扬本国政府的立场、政策、观点。由于价值观念、政治理念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民族传统之中，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因此，在对外传播中进行说服，只能期望取得有限的效果。其总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外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而不是去要求说服他们认同或接受。

④娱乐。娱乐虽不是对外报道的主要功能，但也不可缺少。为达到娱乐的功能，对外报道的刊物中需要登载一点幽默内容，如漫画等。娱乐功能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使读者感到轻松有趣，与此同时，达到吸引读者，使他们阅读杂志的目的。（2009：187-192）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也曾总结过对外宣传工作效果的五大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客观、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是否有利于取得外国人对我们政策主张的理解和支持；是否有利于我国总体外交目标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