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11日，原为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刊；次年10月起，由邹韬奋任主编；1929年，脱离职教社，由邹韬奋独立经营。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血的教训，教育了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编辑们，他们在日益高涨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锻炼，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邹韬奋迅速在《生活》周刊上打出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以大量篇幅讨论抗日救亡问题，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报道爱国军民反抗侵略的英雄事迹。每期头版刊出的“小言论”，多数为邹韬奋执笔，很受读者欢迎。
特别是从1931年10月17日第6卷第43期起，连续增出了3期《生活国难惨象画报》，以《惨目伤心的照片》开篇，写道：“这十二幅‘战地写真’——日人所称——是日本人所摄。在这照片上除了看到那满天黑烟和同胞被俘，以及平坦的马路变作战场之外，那屋瓦余烬，那横刀殷血，更有那凄惨哀号，我们无从看到听到，但我们从仇人手里，得到仇人自以为‘一视同仁’之下的这种景象，使我们惨目伤心，更为何如耶？”3期画报共刊出42幅照片，震撼人心。（图5-8）
在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在编发“紧急号外”之余，从1932年2月26日第7卷第8期起，陆续刊登《上海血战日记》，并在第7卷第9期创刊了《上海血战抗日画报》（图5-9），热情称颂了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的悲壮事迹。
《生活》周刊同人除编辑出版刊物外，还组织读者支援抗日前线。当东北抗日前线义勇军陷入饷尽援绝的境地时，《生活》周刊发起“援助黑龙江省卫国健儿捐款”活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不到3个月就收到捐款12万元之多，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淞沪抗战中，《生活》周刊同人还直接参加战时后方服务工作，为十九路军采购军用物资，并发动群众捐款，开办伤兵医院，起了实际的组织作用，受到市民的热烈赞扬。
由于《生活》周刊在全国群众及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的发行量一度达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全国销量最大的杂志。
在大声疾呼抗日救亡的同时，《生活》周刊坚决抨击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如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国庆日出版的第6卷第42期头版，邹韬奋以《国庆与国哀》为题发表“小言论”，指出：“我们念及双十，不禁联想到二十年前此日武汉之义举，不禁联想到慷慨捐躯为国牺牲的无数烈士，同时更不禁联想到殉难诸烈士当时所痛心疾首奋不顾身欲为同胞铲除之危害，至今日则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热。所谓‘同志者在’，徒见其挂羊头卖狗肉，钩心斗角于私斗，丧权辱国为惯技，一任暴敌之横冲直撞，劫掠惨杀，不以为耻，除‘不抵抗’外无办法，除‘镇静’外无筹谋。痛念先烈之赤血热泪，环顾国族之黑暗凄惨，逢此双十，悲感丛集，实国民抱头痛哭之日，国哀而已，何庆之有？”（图5-10）
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华北事变”，继续侵占热河省，而国民党当局为此与日本签订了又一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邹韬奋在1933年6月10日第8卷第23期《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惨痛之又一幕》的“小言论”，指出：“阿斗们本来被人视为道地十足的蠢货，而现在被人横蛮地打了几个耳光，还须受着多方的欺骗，说这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简直还该强颜欢笑，欣然容纳似的，这更是何等的惨痛！……协定成立之后，日本方面踌躇满志的气概，随处活跃，说得尤其畅酣的是参加此次谈判的日方主席冈村，他的胜利的话说得越得意，反映我们的屈辱也愈深刻，愈惨痛。”（图5-11）6月22日所出的《生活画报》第26号上还刊出了一幅《塘沽协定》的签字照（图5-12）。
《生活》周刊这种立场鲜明、针锋相对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不断对邹韬奋进行恐吓诽谤。无效之后，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邮局对《生活》周刊禁邮。
此后，邹韬奋预料到当局绝不会放过《生活》周刊，于1932年10月，预先写好一篇《与读者诸君告别》，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文中写道：“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他号召读者“把对于本刊言论的同情移到实际方面的努力，共同奋斗，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随后，作为对国民党当局迫害的一种回答，邹韬奋又参加了一个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发起组织的，反对国民党当局黑暗暴政，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人民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邹韬奋也上了暗杀黑名单。在朋友们的多次劝说下，邹韬奋被迫于当年7月14日登上意大利轮船“佛尔第”号流亡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生活》周刊由胡愈之、艾寒松等继续编辑出刊。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查封《生活》周刊。
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第8卷第50期（图5-13）。这期的首篇是署名“同人”的“小言论”《最后的几句话》。该刊同人坚定地认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在第二页上还刊发了邹韬奋一年前写的告别文章。
图5-8 《生活》1931年10月17日、24日、31日增出的《生活国难惨象画报》
图5-9 《生活》1932年3月5日第7卷第9期的《上海血战抗日画报》
图5-10 《生活》1931年10月10日第6卷第42期
该期刊发“小言论”《国庆与国哀》。
图5-11 《生活》1933年6月10日第8卷第23期
该期刊发“小言论”《惨痛之又一幕》。
图5-12 《生活》1933年6月22日第8卷第26期的《生活画报》第26号
该期刊发《向后转及其他》，载有一幅《塘沽协定》签字照。
图5-13 《生活》1933年12月16日第8卷第50期停刊号
该期刊发“小言论”《最后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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