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重于新闻

二　政论模式及其特点：言论重于新闻

美国新闻史家哈得森（Frederic Hudson）将1690-1872年的美国报刊分为6个时期，其中1755-1783年是“革命时期的报刊”，1783-1833年是“政党、宗教、农业、体育、商业多种报刊时期”（Hudson，1873，转引自黄旦，2000：57）；莫特则认为1765-1783年的报刊属于“革命时期的报刊”，他将1783-1872年都系之以“政党报刊时期”，并且，他还将其细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Mott，1962）。二人在历史分期上虽然存在分歧，但都认为18世纪中期是美国报纸的转折期：报纸开始显露政治色彩。

从此时起，政治氛围开始弥漫于整个美洲殖民地的报纸，“政治对大多数报纸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影响着新闻，充斥在短文和读者来信中，还左右着社论”（Mott，1962：200）。政治言论成为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的报纸上的主要内容，尤以政党报纸为甚。一项关于19世纪前30年的新闻调查显示：当时的报纸主要是政党的机关报，其主要功能是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刊印新闻。报纸栏目乃至整个版面都是议会活动、政治演讲、总统和州长的咨文、政府各个部门的各种活动，甚至这些内容有时还会挤占阅读材料和广告的版面（Bleyer，1927：152）。而“当1860年，美国趋势调查计划的负责人将全美80％以上的期刊（包括373份日报在内），归类为‘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型’时，这其实正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新闻界的看法”（Roshco，1994：51）。

此时报纸风格的主要特征是采用政论模式，政论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言论高于一切。对报纸而言，其首要职责是表达鲜明的观点与立场，而非报道新闻。艾赛亚·托马斯在1810年即指出：“现在的公报和新闻报主要是政治文章，新闻并不总是编辑的首要目标”（Mott，1962：200）。言论在此时的报纸上具有独立和重要的地位。不同党派利用各自的报纸宣扬本派的政策主张，攻击对手，以说服公众支持本党派及其候选人。

莫特认为此时编辑插入新闻事件的评论已经具有了社论的意味（Mott，1962：102），而正式社论在殖民地早期报纸上是十分罕见的。《纽约公报》在刊载“每周事件”（Journal of Occurrence）之时将评论用斜体字刊出，以示与新闻的区别。独立战争期间，许多报纸形成了一种习惯，即将这种评论置于本地新闻栏的首要位置。此时的报纸言论主要还是采用署名笔名的投稿，“当然，大部分报纸大量刊载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决议和公告，也是报纸形成观点的有效方式”（Mott，1962：103）。1800年，《曙光报》（Aurora）将报纸第2页明确作为评论页，文章中经常使用“我们”一词，其他报纸也纷纷加以仿效，这时报纸普遍认为主编所撰写的一栏或两栏评论是标准报纸的一部分（Mott，1962：153）。而且，此时亦有主编开始撰写新闻摘要，此类文章多含有相当数量的评论。

在政论模式中，新闻屈从于言论，新闻的目的不在于告知读者新近发生的事，而是为了证明观点，是政论写作的基础材料。在事实选择上，政论模式往往只选择那些能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联邦党报纸主编约翰·芬诺（John Fenno）称《美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计划大纲中的要点即是“以善意的观点支持人民自己的政府，并举出事实使人民获得对执政者正确的观念”（Mott，1962：101），可见，事实不过是《美国公报》支持其善意观点的论据。独立战争期间，重要新闻事件的导语不是事实细节而通常是编辑评论。如《波士顿公报》在报道波士顿“大屠杀”时，首先说：“在和平时期，驻扎在波士顿的部队肆意屠杀市民而引起一场沉痛的示威行动”，随后用了一栏的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议论，最后才详述这一“悲惨事件”。而萨勒姆（Salem）的《艾塞克斯公报》（Essex Gazette）在报道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时候，一开始就表明了报纸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上周四，即4月19日，英国军队向本地人民开战，其残酷情形不亚于那些野蛮人加诸于我们尊敬的祖先身上的残忍行为。在目前混乱状况允许的范围内，本报将竭力搜集关于这件引人关注的、使我们陷入内战的事件的情况”（Mott，1962：102）。

为了支持报纸的观点，政论模式选择新闻事实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1868年，《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为表达对于海莱姆·格兰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态度，就罗列了格兰特的斑斑劣迹，该报社论如下（转引自Leiser et al.，2003：485）：

海莱姆·尤利西斯·格兰特（Hiram Ulysses Grant），1853年你辞去军队的职务，是不是担心你会因行为与军人和绅士的身份不符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你居住在你岳父登特将军的农场时是不是整天烂醉如泥？在加林那时，身强力壮的你是不是还要依靠父亲和兄弟来过活？……共和党要人……对你“嗜酒如命”的指控是不是真的？……

这种做法迥异于现在美国报纸所采用的始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所谓中立的言论表达：报纸的通常做法是呈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和正反两面的事实。

政论模式不仅是只选择那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而且，它还会对事实隐而不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谈及政党报纸之时即指出：“旧时代的办报人有轻视新闻的倾向。新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写社论的基础材料。如果上帝居然让发生的事情同编辑对事物的认识不一致，他就干脆抹杀这些事实。他拒绝承担让他的读者知道那些他认为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的责任”（Park，1923：284）。更有甚者，政党报纸在呈现事实之时，还会歪曲乃至捏造事实。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联邦党人的报纸在1812年战争期间，就淡化美国军队的胜利，而夸大其败绩。而反联邦党人的报纸也曾大肆造谣指控汉密尔顿贪污公款。

有些报纸言论甚至完全不依附于新闻而存在，此时有大量的政论作品直接阐明理论与主张，而与新闻无关。丹尼尔·雷纳德（Daniel Leonard）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利用《波士顿公报》和《马萨诸塞公报》（Massachusetts Gazette）展开长时间的论争，目的就是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亚当斯在文章中明确宣称人生而自由，而且没有人可以成为任何国家的子民，除非他有“明确的契约”（Mott，1962：76）。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更是藉着报纸直接攻击对方，两党论争愈演愈烈，曾使得汉密尔顿直接加入报纸战团。他用“一个美国人”的署名在芬诺的《美国公报》上发表一连串文章，矛头直指杰斐逊，称其利用政府的钱支持一份颠覆性的报纸。“阿里斯蒂德斯”（大概是埃德蒙·伦道夫）回击“一个美国人”，指责该作者进行了“最卑鄙的造谣中伤”，并推测说“某个部的头是真正的作者，或者说是这次对杰斐逊先生进行非男子汉气概的无端攻击的调唆者”（坎宁安，1991：169）。汉密尔顿立即署名“卡塔拉斯”回应“阿里斯蒂德斯”，他说，“杰斐逊先生迄今为止一直被誉为是个寡言谦恭的哲学家，也以坦率、质朴和无野心的共和主义者闻名”，而现在应该看到他是个“阴谋煽动家、唯恐天下不乱的敌手”，事实表明，“杰斐逊先生的政治活动，不论其动机如何都是为了造成国家分裂、降低国家地位、扰乱社会秩序和损害国家名誉的”（坎宁安，1991：170）。汉密尔顿以“卡塔拉斯”的笔名在《美国公报》上连续写了6篇文章，而麦迪逊和门罗则为杰斐逊进行辩护，他们于敦拉普（Dunlap）和克雷勃尔（Claypoole）在费城出版的《广告人日报》（Daily Advertiser）上发表了6篇题为“为杰斐逊先生辩白”的文章。

将报纸作为传声筒，运用报纸言论来彰显政治立场在政治家和报纸编辑看来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有些报纸言论走至极端，成为充满党派意气的侮辱谩骂。1790年，刚刚21岁的贝奇（Bache）创办了《费城综合广告报》（Philadelphia Advertiser），该报的另一个名字《曙光女神报》（Aurora）名气更大（后一个名字以小号字体排在报名周围）。这位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是反联邦党报刊的骁将，他甚至出语污辱“美国国父”华盛顿。1796年，华盛顿总统宣布退出公共生活后，贝奇在1796年12月23日一期的《曙光女神报》上写道（Mott，1962：128）：

如果说曾经有人败坏过一个民族的话，那么华盛顿已经败坏了美利坚民族。如果一国已经蒙受了一个人不正当的影响，那么美国已经蒙受了华盛顿的不正当的影响。如果曾有一国被一个人所欺骗，那么美国已经为华盛顿所欺骗。把他的行为作为后世的借鉴吧。让这一切警醒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崇拜偶像。

作为报复，联邦党人砸烂了《曙光女神报》报社，殴打了这位主编。并且，联邦党报纸编辑科贝特（Cobbett）以毫不逊色的方式回敬贝奇（埃默里等，2004：88）：

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他不愧是老本杰明的子孙）知道，但凡有点见识的人都瞧不起他。把他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骗子、一个工具、一个别人的走狗……他是个容貌丑陋的恶魔。他的眼睛从没有看到别人的膝盖以上，他脸色蜡黄，两颊凹陷，目光呆滞，给人的大体印象就像是一个在绞刑架上吊了一星期或10天的家伙。

科贝特经常采用“彼得·箭猪”（Peter Porcupine）的笔名，甚至其报纸也以《箭猪公报》命名。他的信条是：“对于反对，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leyer，1927：118），甚至还“要以两拳还一拳”（Bleyer，1927：124），他还写过一本名为《以脚还牙》（A Kick for a Bite）的小册子。

1830年抵达美国考察美国民主的托克维尔对美国报纸“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不以道理诲人，甚至攻击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的风格印象颇深，他“忠实地翻译”了在美国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托克维尔，1988：209、205）：

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杰克逊（总统）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阴谋是他的爱好，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为政腐化堕落，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赌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在退休后，他可能因为感到自由而咒骂自己过去为什么发疯，但忏悔并不是能使他的良心有所发现的一种德行（《文森斯报》）。

可见，在政论模式中，新闻是屈从于言论的佐证，事实不可避免地被扭曲、抹杀和带有色彩。然而，美国报纸的这种鲜明的党派立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管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是朴素的职业素养使然，独立战争之前强调中立和向所有派别开放的报纸并不在少数。詹姆斯·里文顿（James Revington），其祖上一直是英国圣公会宗教书籍的正式出版商，他1762年来到美洲，是成功的连锁书店经营商。1773年他创办了名为《里文顿纽约公报又名康涅狄格、哈得逊河、新泽西及魁北克广告周报》（Revington’s New York Gazetter and the Connecticut，Hudson’s River，New Jersey and Quebec Weekly Advertiser）的报纸，这份报纸编辑得十分认真，印刷精良，经营得也很不错，平均约有55％的版面用于刊登广告。里文顿愿意讨论政治问题的正反两面，托利党、辉格党、爱国派、保皇派都可以在这张报纸上展开论战，里文顿称其报纸“永远开放且独立”（Mott，1962：85）。不过，正是因为这个，他受到爱国派对手们的憎恨，他们对这类报道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样做根本无益于为了某项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称里文顿为“御用文人”（Bleyer，1927：94）。而里文顿则为自己辩解道：“罪状只不过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坚持出版自由……每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在目前这个国家的这场令人不愉快的争论中，都是希望听取双方的意见而形成自己的观点，陪审团是听取双方的证词再做出判断。因此，要继续在公众面前呈现正反双方的论点。而这将会得到双方的支持、保护和鼓励”（Bleyer，1927：94）。里文顿未免一厢情愿，两个月后，其画像被施以绞刑，他在1775年4月20日的一期报纸上抱怨（Bleyer，1927：95）道：

本报印制商斗胆断言，他的报纸一向对所有党派的出版物开放；他藐视其对手提出的反证。他始终把办报当作是承担一项公职，任何人都有权求助于他的报纸。但是当他以很大的勇气发表了与某些蛊惑家的危险观点与阴谋格格不入的观点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人当作是国家的敌人而受到威胁，遭遇到极大的苦痛。在其出生的那个国家，他经常听到出版自由是对自由的最大保障，他接受的是这种教育；他认为在这个国家也是一样。而他的敌人用自由无耻地伪装了对他不符合自由的指控，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残酷的专制。

结果是，暴民们焚烧了里文顿的模拟像，他的印刷所两度遭人袭击，有一次连铅字也被砸毁。他还被迫在一封侮辱性的公开道歉信上签字，其罪名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在1776年被驱逐回英国。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之后，里文顿不再中立，在战争期间，他和他的爱国派对手一样抱有党派偏见。1777年，他以皇家印刷商的身份回美。他将《保皇公报》（Royal Gazette）作为保皇党的喉舌，并且总是无中生有以给美国领袖们抹黑。他似乎乐于刊登那些可能有损于美军的谣言，他歪曲战事报道：华盛顿被俘死亡、富兰克林将被暗杀，他还杜撰爱国派官员的丑行和爱国派财政危机的故事，并刊登对英国前途满怀乐观的文章，美洲爱国派干脆将其报纸称为“里文顿的撒谎公报”（Mott，1962：86）。

约翰·梅恩（John Mein）和约翰·弗莱明（John Fleeming）创办的《波士顿纪事报》（Boston Chronicle）是一份印刷美观、编辑精良的报纸，创刊的第二年就成为波士顿的第一家半周报。《纪事报》原本也是如实刊载对立双方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梅恩的画像在波士顿大街上被示众时，画像下有这么一行字：“中立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梅恩”（Mott，1962：79）。但该报与实行“非进口协议”的委员会发生冲突后，就迅速遭到《波士顿公报》的猛烈抨击。梅恩也开始毫不犹豫地攻击爱国派，结果是其画像被施以绞刑，本人也躲到英国军营中，《纪事报》失去广告来源，难以维继，1770年被迫停刊。

殖民地最优秀的报纸之一——《波士顿晚邮报》（Boston Evening Post）起初也是刊载双方的观点，但发现自己成了双方的敌人。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该报还发表社论否认它被雇来赞同“政府当前的专横暴虐”，并且其中还有一段声明，声称《邮报》“一直秉承高度的自由和公正”，将“维持开放政策，刊登一切具有娱乐性和教育性，或能增加知识与人类公益，而他们（即本报唯一的指导者和所有者）认为明智、有益或有趣的文字”（Bleyer，1927：85）。但是，16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战役打响之后，《晚邮报》暂停出版，以俟“事态平稳”。该报对于“响彻世界的第一枪”（拉尔夫·艾默森语）这样震惊的事件也未置一词，原因是“牵涉甚广，我们不拟作任何记录”（Mott，1962：80）。

艾赛亚·托马斯的《马萨诸塞侦探报》原本也宣称对所有党派开放，但不受任何党派影响（Bleyer，1927，86）。一开始，《侦探报》确也是刊载所有双方的来稿。但是，当保皇派得知托马斯是一位热忱的爱国派时，他们不仅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和投稿，还猛烈攻击他。而托马斯也很快成为殖民地最著名的爱国派报纸主编。1774年6月7日，他在报纸的报名之下刊载了一幅漫画：一条龙代表英国，一条富兰克林的报纸曾用过的蛇，截成九段，代表9个殖民地，还有富兰克林的口号：“联合或死亡”（Bleyer，1927：87）。这幅画每期报纸都使用，刊载了9个月，直到1775年4月6日报纸停刊。《侦探报》发行量一度达到3500份。托马斯对于列克星敦战役的报道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关这场冲突的最出色的战事报道。而如果有人称他的报道是客观的，也许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因为他已义无反顾地把他的报纸当作战争的工具，他的报道带有强烈的偏向他的同胞的宣传色彩（埃默里等，2004：68-69）：

4月18日夜10时许，有人发现波士顿的英军正以极其隐秘之方式开始调动。原来他们正在科芒河尽头登船（这些船只是英军在傍晚时分偷偷弄来的）。于是，快骑信使即刻出发，向全国发出警报，以便使各地有所防备。

……

与此同时，在史密斯（Smith）中校的指挥下，英军主力已渡过科芒河，在菲普农庄上岸。1000名士兵即刻悄声向距康科德约6英里的列克星敦进发。有一连民兵，约80人，集合于会议所附近，英军在日出前进入他们的视线内。一见到英军，民兵即开始四散。于是英军开始四下追逐，边喊边赶，距离越来越近，相距仅数竿远了。英军指挥官对民兵喊话，其意大体如下：

“散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反贼——妈的，散开。”

话音未落，英军便再次发起冲锋。旋即有一两名军官扣动手枪扳机，四五个士兵随即开枪，之后似乎英军全都开了枪。我方有8人死亡，9人负伤。

为什么在日后被视为美国报纸至高原则的中立在此时难以落实？为什么编辑们难以实践其追求呢？原因即在于尽管此时的报纸仍然是印刷商的事业，但当时的美洲却处于一个非此即彼、大是大非的时代。当时的首席法官托马斯·哈钦森在1766年的一封信中说，在北美殖民地的每个地方，人们都在用同一种声音说，如果征收印花税，他们就是绝对的奴隶；谁也不要和这些人们论理，否则马上就会被宣布为大众之敌（转引自李剑鸣，2002：546）。报纸也一样，要么选择爱国派、要么倒向保皇党，没有其他的选择，中立没有立足之地。莫特认为大部分保皇派报纸不是由于赞同专制而是被激动的爱国派驱赶到了保皇派阵营中，爱国派决不容忍犹豫、中立或妥协。他们认为不支持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刊登双方观点的报纸只是浑水摸鱼。而认为“在党派控制下的报纸没有自由，而一份自尊的报纸，在理智和道德的范围内，必须刊登双方的观点”（Mott，1962：79）在革命时代完全不现实。波士顿的几位印刷商也在付出代价后认识到了这一点，保皇派在波士顿的最后一家报纸《新闻信》也于1776年停刊。在爱国派报纸看来，所有未与他们站在一个阵营里的都是保皇派报纸，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暴民们常常袭击那些没有全力以赴支持爱国派事业的印刷商，针对印刷商的有组织的威胁及经济制裁运动更是如火如荼，亲英的印刷商几乎全部被迫歇业，那些企图保持中立的人要么被迫加入到了激进派的阵营，要么索性停刊。

政党报纸的党派性和粗俗风格使得后世的新闻史学家们认为这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无价值和最差的报纸，他们通常以今天的职业化标准：全面、迅速、准确、客观来衡量政党报纸。他们认为政党报纸既不符合独立的原则，也不符合不偏不倚的写作原则和温和的评论原则。詹姆斯·马丁·李（James Martin Lee）在其《美国新闻史》中称政党报纸擅长诽谤和利用丑闻进攻，他认为“从1812年战争结束后开始的这段时间是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确是‘新闻史的黑暗年代’，而政党报纸没有履行新闻的‘合法’职能，即独立和追求真理”（Lee，1917：143，转引自Sloan，1991：65）。莫特也将1801-1833年的新闻业贴上了“美国新闻业的黑暗年代”的标签（Mott，1962）。

根据戴维·斯隆对政党报纸研究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报纸党派性的批评是在便士报出现以后，而在政党报纸的同时代，对其的批评主要是在于不实报道、人身攻击、用语粗俗，很少有人对报纸的党派立场或属性提出质疑。在19世纪，政党新闻工作者被当作个人英雄，因为他们投身于时代的政治洪流中。在当时的浪漫派历史学家眼中，政党报的编辑们被“认识的人们尊敬和爱戴”，他们“富于见识，目标正直，温和而谦逊，……是党派的核心……从不诉诸暴力……声誉良好，交友甚广……”（Sloan，1991：59-60）。我们且不追究这番溢美之词是否符合实际，但政党报编辑在这个时代是正面人物却是事实。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被贬低为只不过是一群粗俗和向政客献媚的印刷商。斯隆认为身为《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编辑的哈得森对政党报纸的评价影响了许多新闻史家，因为哈得森的《美国新闻史》是第一部研究政党报纸的新闻史（Sloan，1991：64）。哈得森对于政党时期新闻未能成为一种职业深表遗憾，他认为“报纸本是人民的力量，但它却被有野心的政治领袖像将军操控军队一样地操控了。这就是这50年（1783-1833）来的政党报纸”，虽然报纸“编辑们认识到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具有激发民众的作用，但他们却受制于政党”（转引自Sloan，1991：64）。但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闻史研究的文化学派则为评价政党报纸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们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的报纸，而是应该看政党报纸是否履行了其特有的目的。斯隆即提出：“必须通过对早期政党系统的重要性来评价政党报纸，不能以今天的中立或和政府对立的标准来衡量或解释政党报纸。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都是将政党报纸视为政党体制不可分割的部分”（Sloan，1991：71）。的确如此，在评价政党报纸时应避免以今天新闻专业化的标准将政党报纸简单地一笔否决，而应该是尝试着还原政党报纸的生存环境，去探寻它的来路，去评价它的作用，去追踪它的去处。即使是哈得森和莫特也都肯定了政党报纸在其所处时代所起的作用，就将“国家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而言，（报纸）是必要的”（Hudson，1873：142，转引自Sloan，1991：64），莫特亦指出：“在战争中崛起的报纸具有新确立的威信，而这一威信使其成为形成一个新国家的首要力量”（Mott，1962：108）。

那么，这一“新确立的威信”到底是什么，而它又是如何确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