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仿真再造说

善本仿真再造说

“再造”的概念很宽泛，就某种书来说，对它加以传抄、影抄、新刻、重刻、覆刻、影刻，乃至其后出现的石印、珂罗版、胶印、缩微复制，直至当今的数字化等等，都可以称为再造。这些再造的手段，有的能递传内容，而不能在版式字体上仿真；有的不仅在内容上能完全递传，在行款版式、大小字体上也能仿真传神。我这里所要谈的并非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再造，而是具体意义上的善本仿真再造。

善本仿真再造起于何时，难以详考。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北宋李淑、杨伟等编纂的《三朝训鉴图》十卷，北宋皇祐间已有刊本。到南宋陈振孙到福建做官时，“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衽铺观，如生庆历、皇祐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众所周知，北宋仁宗十岁即位，其母后为训导冲龄天子，因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宝训一百条，编成一书。并命绛州画家高克明绘图。所绘人物“一寸多高，而宫殿山川、仪仗器物无不具备”。目的是令其有文字故事，又有表现文字故事内容的插图，图文并茂，以便增强育效。陈振孙所谓“庆历八年，伟初奉旨检讨三朝事迹”，与李淑共编《三朝训鉴图》，当是宋仁宗受益之后，于36岁那一年令李淑、杨伟等正式编纂，并由内府正式刻印出版的。到陈振孙得见此书时，时间已过了将近二百年，故“亟命工传录”，原样翻刊。证明南宋末年福建地区又有了陈氏翻刊的《三朝训鉴图》。陈氏未说明到底是影刻还是临摹再刻，但在字体大小、行款宽窄、设色规模等方面，却都能“一切从其旧”。“从其旧”是什么？“从其旧”就是仿真。陈振孙大约卒于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表明在此之前善本仿真再造的意识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萌生，甚至有了如此的实践。

善本仿真再造大致可以分为影抄、影刻；石印、珂罗版；胶印、缩微以及数字化等几种手段。下面仅就影抄、影刻；石印、珂罗版及胶版影印等仿真再造等几个阶段谈一些个人所想说的问题。

一、古人的影抄再造

影抄又称影写、景写，其义即模拟、模仿、仿作之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六《通变》第二十九谓：“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这显然是说楚国的骚文，乃以周人之文为规矩模式；汉代的赋颂，则是影摹楚国的骚文；魏时的策制，则是描摹汉文之风；而晋代的辞章，亦是照着魏时文章的风采而摹写。可知这“影写”二字最初为刘勰所使用时，取的即是模仿之意。

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一谓：“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遍，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以致走样，宁令翻纸，以空处再影写。如此影写《千文》，足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写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元时程端礼拟定的这套小学生习字方法和步骤，到我少年读私塾时基本上还是如此。不过是小学生在经过一段描红模之后，就要升级写影格。所谓写影格，即是以某种楷字字样夹于对折的仿纸之中，然后依字描模，也就是影写、影摹。待笔画、间架描摹得很像了，再升级写跳格。所谓写跳格，即对折仿纸中间所夹的楷书字样隔一字空一格，有字的字样供学生影写、描摹，空格则令学生照着描摹的那个字自己再写一个，这叫“写捉格”或“捉着写”，目的是提高将字写好写像的能力。这一关过了，才能让学生临帖。讲这么多似乎没用的废话，目的只是要借以说明所谓古书版本类型中的影抄、影写，不过是将这种小学生影写练字的技能，提升到用以影写一部罕传的善本书，于是在古书版本类型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影抄本，或称为影写本。

影抄本的好坏，取决于书手的描模技艺。描模得技艺高，影抄出来的书叶能与所摹底本毫厘不爽，惟妙惟肖。如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之《芸居乙稿》，就非常精到。《芸居乙稿》是南宋陈起的作品。陈起（？—1256）字宗之，一字彦才，号芸居，又号陈道人，钱塘（今属浙江杭州）人。南宋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事母至孝，开书肆于临安棚北睦亲坊，铺号芸居楼，鬻书以奉母。尝遍刊唐宋以来诸家诗，尤嗜晚唐，故于晚唐诗风的盛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理宗宝庆、绍定（1225—1233）间，起以书贾能诗，与士夫抗颜列席，名满朝野。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因取江湖名家小集，编刻《江湖集》以鬻之。既名《芸居乙稿》，当与南宋史弥宁《友林乙稿》类似，其前亦当有甲稿，但久佚不详。汲古阁尝影钞《南宋六十家小集》、《两宋名贤小集》、《南宋群贤小集》，此《芸居乙稿》当是其中之一。

元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载：“陈起宗之，杭州人，鬻书以自给，刊唐宋以来诸家诗，颇详备。亦有《芸居吟稿》板行。”韦居安，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南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进士，尝摄教历阳。端宗景炎元年（1276），司纠三衢。其书卷末云：“余丙子岁，司纠三衢。二月十一日，宋太后诏谕诸郡归附，郡将而下奉诏依应，吏民安堵如故。”可知其是宋末元初人。故其《诗话》所论，亦多南宋时人。其所谓陈起“亦有《芸居吟稿》板行”之语，应当可信。《芸居乙稿》中有一首《望晓》诗：“要知筋骨衰多少，一觉才回常了了，邻钟无奈五更何，望断窗纱不能晓。”显然，这当是陈氏晚年所写之诗。陈氏卒于宝祐四年（1256），因知其《芸居乙稿》之刻当在此之后。陈起自身是刻书家，非但遍刻唐宋人诸家诗集，更辑刻《江湖小集》、《江湖续集》，自己诗稿是否也是他自己所刻？观其版式风格、字体刀法、行款字数，与其所刻唐宋人诗集均同，因疑即其自己所刻。故汲古阁所据以影抄的底本，当亦是陈宅书籍铺刻本。今底本已佚，故影抄之本就如同再造了一部陈起书籍铺镌刻的《芸居乙稿》。（图1）

图1　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之《芸居乙稿》

又如清影宋抄本《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是南宋张孝祥的诗文集。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学者称“于湖先生”，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一。孝祥善诗文，尤工词，风格宏伟豪放。谢尧仁嘉泰改元（1201）为其集作序，称“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而乐府之作……今人皆以为胜东坡”。又云“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数处……至嘉泰元年，孝祥弟张孝伯知隆兴府时，方辑刻全集”。南宋孝宗潜藩在洪州，隆兴元年（1163）即位后，升洪州为隆兴府，即今天的南昌，可知此集当于嘉泰元年由张孝祥胞弟张孝伯镌刻于江西南昌。明《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张氏《于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册，全。”《内阁书目》著录同，并谓“凡四十卷”。当即此本。内阁本后为盛昱所得，傅增湘曾于盛家寓目，并于《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四记之曰：“半叶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双鱼尾。上鱼尾上记字数，下记‘于湖’几。下鱼尾下记叶数，再下记刊工姓名，有陈荣等。首嘉泰元年昭武谢尧仁序，又弟孝伯序，皆抄补。”今检此影抄之本，字数行款、版式格局、字体风格等，与傅氏所记全同。其刊工有陈荣、陈良、王祐新、刘大有、刘处仁、俞文俊、俞永成等。其中王祐新、刘大有、刘处仁、俞文俊、俞永成，都是南宋嘉泰时刻字工人，陈良是南宋庆元时刻字工人。唯陈荣是南宋绍兴间浙江地区刻字工人。与嘉泰元年谢尧仁、张孝伯作序之年亦相吻合，故此影抄之底本，当即嘉泰元年张孝伯所刻之本。盛昱藏本后归袁克文，袁克文谓其弟孝伯“刊此集于豫章”。豫章即今江西。此虽据豫章本影抄，然影抄精工，惟妙惟肖，影抄再造的效果忒好。（图2）

图2　清影宋抄本《于湖居士文集》

影抄再造善本的技法起于何时，无从遽断。从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影宋、影元乃至影明抄本的实物推断，大概发生在明朝中后期，盛行于清朝初中期。所影抄的底本，以宋为多，元则次之，最晚的是影明抄本。如明崇祯二年（1629）影明抄本的《古今注》便是一例。此书卷首有方孝孺序，谓：“文之用有二，载道、纪事而已……《古今注》释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此书之用也绝少，岂非以纪事故耶！由此言之，世之好奇丧质者可以惕然而思矣。天台方孝孺书。”方氏乃明初鸿儒，有他的序，可以证明此书影抄之底本，不会早于明朝。卷末书“崇祯己巳佛诞日录完”一行。如果从以下影刻出现的年份上推算，影抄有可能出现在明嘉靖以前。为使这个推想能有一些实感，现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类影抄之本表列如次（表1），诸君可借以共断。

表1　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明清影抄本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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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表1不难看出，用影抄的办法再造珍贵善本，可能起自明朝中叶，而盛行于清朝，因而在清朝人的概念里，影抄已成了他们仿真再造善本的最理想方法。清代著名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面对严重的典籍散佚曾慨叹：“宋元本其距今日远者甫八百余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间乃已万不存一。”故而呼吁“举断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思适斋集》卷十二《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此处之“覆而墨之，勿失其真”，说的就是影抄影写，就是用影抄影写的办法仿真再造珍贵善本。这样做，顾氏便认为“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因知影抄之法，确曾是古人仿真再造善本的良策和技法。

二、古人的影刻再造

所谓影刻，就是照原书影写出书样，然后上版开雕成书籍版片，再行印刷，即成为影刻本书籍。影刻的前提在于影写，影写得好，上版的书样就逼真，刻印出来的书叶就毕肖。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嘉靖七年（1528）龚雷影宋刻本《鲍氏国策》，是该馆现存最早的影刻本。刻、印都不是很精到，显然是书样影写得就不太高明，不太逼真。也许这就是早期影刻技术的真实表现。

明嘉靖七年龚雷影宋刻本之《鲍氏国策》（图3），指的是宋鲍彪校注的《战国策》。龚雷当年影刻时依据的宋刻底本，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4）。该本卷末有绍熙二年（1191）王信所写的后序，序称其乡人鲍彪校注之《战国策》“而世罕传，余得其本，刊之会稽郡斋，使学者知前辈读书不苟如此。……绍熙辛亥日南至，括苍王信书”。辛亥即绍熙二年，知此书于南宋光宗绍熙二年由王信主持刻印于会稽郡斋。王信（1137—1194），字诚之，处州丽水（即括苍，今属浙江金华）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权考功郎官，累官中书舍人，转给事中。尝假礼部尚书使金。信遇事刚果，论奏不避权贵，人多嫉之。出知绍兴府，创启斗门以治湖涝，化沧海为良田，民绘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绍熙五年（1194）卒。如此一位颇有政绩的同乡，在出知绍兴府时，于郡斋主持刻印乡贤鲍彪校注的《战国策》，情理可通。此本国内仅存一部，传世孤罕，弥足珍贵，故到明嘉靖时就对其施行影刻。谓其影刻，证据有三：一是此书卷末最后一行镌“嘉靖戊子后学吴门龚雷校刊”；二是版心下方刻工姓名有的与宋本仍合；三是宋版的断版痕迹影刻时有的也照样描摹，故定为明嘉靖七年龚雷影宋刻本。可知明朝中叶，即16世纪上半叶，人们已经懂得用影刻的技法仿真再造珍贵善本了。

图3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七年（1528）龚雷影宋刻本《鲍氏国策》

图4　龚雷影刻《鲍氏国策》依据的宋刻底本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曰芑影宋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是比较有名的影刻本（图5）。书前有缪曰芑刻书题记，曰：“《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编类，而南丰曾氏考次者也。岁久讹缺，俗本杂出，增损互异，无所是正，余尝病之。癸巳秋，得崑山徐氏所藏临川晏处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与俗本不同者，别为《考异》一卷，庶使读是编者不失古人之旧，而余亦得以广其传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吴门缪曰芑题于城西之双泉草堂。”各卷末镌“吴门缪曰芑武子甫重刊宋本”条记。按题记所说，缪曰芑所据底本乃是康熙癸巳（五十二年1713）从崑山徐乾学家所得之北宋元丰三年“晏处善”苏州刻本，实则大误。晏处善名知止，处善盖是其字，晏殊第四子，曾于元丰三年来守苏州。第二年，政成公暇，因出《李太白文集》授予毛渐，嘱其镂版，以广其传。说明《李太白文集》的确有过晏处善苏州刻本。然缪曰芑所据，并非苏本，而已是南北宋之际蜀中翻刻苏州本。《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著录《李翰林集》三十卷，已谓“然则蜀本盖传苏本，而苏本不复有矣”。因知缪曰芑所据者，乃是南北宋之际蜀中刻本。蜀刻本唐人文集分十一行本与十二行本两个系统。十一行本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集、王摩诘集及李太白集。李集中“搆”字已缺笔，表明刻时已届南宋初年。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略有残缺（图6）。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全本，已为世人所共知。取之与缪本相核，可知所据确是此蜀刻之本，而绝非北宋晏处善苏州所刻之本。缪氏影刻者毕肖原刊，仿真再造得淋漓尽致。

图5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曰芑影宋刻本《李太白文集》

图6　《李太白文集》宋蜀刻本

其他影刻本还多，不能一一陈述。为使诸君能有一些实感，现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大约三十六部影刻之书表列于次（表2）。

表2　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明清影刻本统计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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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不难看出，国图现存最早的影刻之本，是明嘉靖七年龚雷影宋刻本的《鲍氏国策》。表明影刻之法至晚到嘉靖初年已经出现，并在其后的二百余年中，演成了明、清两代人实行仿真再造善本的方法之一。影刻的前提是先要影抄底本书样，然后才能上版镌刊，刷印成书。假如影抄的底本书样不上版镌刊，那岂不就是一部影抄之书！因而可以推定，影抄之法的出现应当要早于嘉靖初年的影刻之法。然而影抄固能仿真再造珍善本，但多者只能抄一两部或两三部，做不到化身千百，广泛流传。要想广泛流传，必得影刻。故从明迄清，影刻再造之法日渐流行。但道光以后，石印、珂罗版等印刷技术相继传入我国，其仿真效果超迈传统的影刻，又节省工料，故影刻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便被新技术所替代。因而就国图而言，所藏影刻之书要远远少于影抄之书。

三、近人的石印珂罗版再造

公元1796年，奥匈帝国人施内费尔特将石印技术试验成功。1832年底，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率先在中国广州设立了石印所，接受此项技术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屈亚昂，这是中国第一个石版印刷机构。其法是以石面制版，用富含胶着性的药墨书字于特制的药纸上，待微干，将其翻过来覆盖在石面上，用强力覆压之，使胶性药墨之字粘于石面，而后将纸揭去，再拭之以水，并在水未干时即滚以油墨，这样石面无字之处因水、油不调原理便不粘油墨，而有字之处则能着附油墨，因而覆纸压印即可成功。清黄式权《凇南梦影录》谓“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说的正是此法。不过，他已讲到“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这已是照相制作石版了。

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后，并未立即流行开来，到1880年以后才得到普及。《图书馆论坛》1998年第二期刊发南京图书馆李培文《石印与石印本》一文，文中将中国石印出版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同治十三年点石斋开办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后是石印出版的早期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出版家有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鸿宝斋、鸿文书局等。点石斋是中国最早的石印书局，隶属于英国人美查开办的申报馆。它出版的第一部书为《圣谕详解》，这可能是最早的古籍石印本了。光绪八年，点石斋影印《康熙字典》十万部，并在数月内售罄，获利之巨，震惊上海滩。在此鼓励下，点石斋高薪聘请史人王韬主持经营，大量印行《佩文韵府》、《五经备旨》、《皇清经解》等士子必备之书。光绪七年，由徐鸿复、徐润创建的同文书局是当时国人自营最早、规模最大的石印书局。‘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用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书。其印书质量在同行业中首屈一指，时称‘同文版’。同文书局最为出名的一部书是影印殿本《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是由清政府出资五十万两白银，光绪十六年开始影印。底本为清雍正年铜活字印本。历时三年完成，共一百部，每部5020册，全部采用上等桃花纸，洁白细致，外表装帧也极为豪华。其中50部解京作为馈赠外国友人的礼品。为当时出版界一大盛事。

早期的石印出版物大都集中在士子必读的正编典籍、八股时文、传奇小说、医书、碑帖等方面。在版面、装帧的形式上与刻本也是一脉相承。

石印的第二个阶段是在甲午战争后至清朝末年。这个时期，石印出版已达到鼎盛时期，石印书局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仅上海一地据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统计就多至五十余家。由于变法维新运动的展开，全国上下大讲西学，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技术的书籍成为当时石印出版的热点。影响较大的有光绪二十一年上海醉六堂印行的《西学大成》、同年上海鸿文书局印行的《西学富强丛书》、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慎记书庄印行的《西政丛书》、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宝善斋印行的《富强丛书》等等。不过这类书籍都属于普及型读物，由作者编定交与书局代印，印刷和装帧较为粗糙。

民国时期是石印出版的第三个阶段。这时铅印逐渐占据印刷市场主流，石印出版开始萎缩。一些老字号的书局坚持出版廉价的石印书籍，但出版方向局限于翻印古籍。最著名的就是扫叶山房。扫叶山房在光绪末年开始引进石印，到民国初期印行石印书籍多达四百多种，大部分为实用的国学书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朝小说大观》等。

民国期间石印出版最值得称道的是大力影印珍本古籍。出版商多是富藏善本佳集的大书局、国家藏书单位。如商务印书馆、博古斋、上海古书流通处、南京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成就最大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商务自民国三年起到解放初期编辑影印的古籍丛书约三十余种，其中民国八年至二十五年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收入宋元明善本477种，11896卷，共3100册。称得上是古今影刻、影印图书之巨著。其他如《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也均为学术界所称道。

在影印古书热潮中，还有一些文化界名流将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影印成册。如罗振玉、陶湘等人。罗振玉在民国初年将其在敦煌石窟收集的六十五种六朝、唐、五代写本卷子影印出版，这就是著名的《鸣沙石室丛残》和《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其他对于金石文字、钱币地契、名人手稿也影印成书。罗氏影印各书，每种只印百部，不再复版，一经售罄，价逾古书，为当时出版界传为佳话。

用石印方法影印古籍、文物，不仅挽救了一批濒于沦亡的传统文化遗产，而且解决了学者寻求古书的困难，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

我这里连篇累牍引证别人的文章，已经不太合适，但决无抄袭之意。原因是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石印复制的出版情况，完全可以满足我要阐述近人石印仿真再造善本和其他书籍的意愿，因而大段拿来使用，希望得到原作者和读者的谅解。

珂罗版是英文的音译，1865年由德国人阿尔贝特最后发明。其法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故又称玻璃版。制版时以无网阴图底片覆在涂有感光胶的玻璃片上，令其曝光，因各部分胶膜感光后硬化程度不同，湿润后便形成不规则的纤细皱纹，并具有不同的吸墨能力，故能表达原作的浓淡层次，使复制品能够毕肖原稿。这种印刷技法用来复制书画、手迹、善本古籍，十分逼真。清光绪初年传入我国，1876年，上海有正书局聘请日本专家试验成功珂罗版，首先采用此项技术。随后又有文明书局采用珂罗版印刷。190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实验珂罗版印刷技术，1919年印出15色宣纸套印印刷品。从此，中国珂罗版印刷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此项技术制版较难，据说印数也不能超过300部，超过了印制质量就要下降，故20世纪中叶以后，珂罗版印刷便逐渐衰弱，许多珂罗版印厂被撤销。然而，珂罗版技术毕竟有其特点，在印刷复杂的书画作品时，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稿件的艺术特色，达到其他印刷手段难以企及的艺术效果，故至今仍然存在。

从最初的影抄、影刻，到利用西方传进来的石印、珂罗版，乃至其他影印技术，包括缩微技术等，都曾为中国人用来仿真再造一些珍贵典籍。尤其是商务印书馆所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被传为出版史上的佳话。表明中国人仿真再造善本的意识久已有之，并能与时俱进，扩大为理想，并不断用大规模的实践，提高仿真再造的社会效果。

四、今人的中华再造善本

《中华再造善本》是中华民族久已有之的仿真再造善本意识与实践的继承和发扬，是利用现代胶版印刷的高超技术影印出来的一部大型善本丛书。其规模之大，远超当年的《四部丛刊》；其一期工程选印的758种图书，全部是唐、宋、金、元时期的写本、刻本和少量影宋抄本；其印刷质量也绝非以前白纸黑字反差极大的影印效果可肩比。它既使那些绝无仅有的版本化身千百，广为流传，永无绝版之虞，又使学者充分利用，免受千里寻书奔波之苦。它是中华民族仿真再造善本意识的一次大升华。

《中华再造善本》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它是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上典籍散佚的经验教训，针对善本古籍当今保存的现状，为防不虞，确保珍贵典籍的传承安全；同时为学术界提供更为方便的利用机会，从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而提出来的重要举措。

众所周知，中国的雕版印书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西夏、金，延袤于元、明、清，时间跨度约为1400年。可是就在这一千四百年中，典籍大量散佚，流存至今的唐、五代时期的版印实物，已成吉光片羽。两宋320年间刻书出版事业最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官私刻书有1万多种，印数则当以百千万计。据说到明代权相严嵩被劾抄家时，抄出的实物中还有宋版书籍6853部。可是时间流逝不过几百年，迄今就中国辖区所藏宋刻完帙通计大概超不过2000部，可谓万不一存。元代掌握全国政权仅有87年，仅是宋代历史的四分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刻书也有3200多种，相当于宋代刻书总量的四分之一。元代距今不过七百余年，可中国辖区内现存元代刻书的完帙大概也超不过2000部。这种典籍严重散佚的历史教训，引起了政府及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所以才有“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提出和立项实施。

过去私人藏书秘不示人，意在珍惜自己的藏本。1949年以后，私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裒集于各级各类图书馆，但珍贵善本仍是不能随意借阅，其意仍是要加强保管，使其能够传诸久远，持续使用。这些都是好意。当今世界的图书保护有两条途径：一是改善藏书环境、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这可以称之为原生性保护；二是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等，这可以称之为再生性保护。这样做，原书是可以因不流通、少流通而得到保护了，可仍不便于学者披阅，读者还是不满意。现在政府斥巨资仿真影印存世珍稀的古籍善本，则是既可积极保护，又可广泛利用的两全之法。贯彻了《中华再造善本》“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

本书编纂出版效果的基础工作首先在选目。为此，自2002年初开始，我们就在思索和实践中反复提炼选目的指导思想。并从2002年5月初起，邀请有关方面专家进一步研讨选目的指导思想和框架原则。最后所取得的共识，是本书编纂的宗旨为确保珍稀古籍的传承安全，因而它的第一要义是传本。但又不能只顾传本而不顾及其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因此，提出了“一传本，二扬学”的选书基调。鉴于古籍传本越古越稀的事实，又提出了“宋元从宽，明清从严”的遴选原则。准此，我们斟选唐、宋、金、元历代版本758种，作为一期选目，现在已经全部出齐。明清离我们时代尚近，存世的典籍也较多，选书的原则就是“学”、“本”兼顾，不能只看版本而不看学术内容，要尽可能做到所选的每一种书都值得“再造”，不使不值得“再造”的书阑入其中，浪费资财。

本书编纂出版靠全国有关藏书单位同心协力、共襄盛举。特别是那些同书同本而又长期分藏几地者，此次则尽可能使其珠联，成为完璧；有的书珠联之后仍不能成为完璧者，但现存合拢，毕竟便于读者。有的残存几部，但绝非同版，我们不采取百衲拼凑之法，而是几部同时印出，让读者去比勘研究。总之，服务至上，读者第一，是我们此次编纂工作的总原则，也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本书装帧取传统的线装形式，封皮用仿库磁青纸，正文用纸现在采用两种：大部分用国产宣纸，铺色黑白印刷；少数用瑞典蒙肯纸，全行彩印。

现在一期工程已全部蒇事，大家看了都认为效果不错。为了更广泛地传播，政府已向100所大学图书馆各分送分藏一部，2007年春又向各省、直辖市图书馆各颁赠一部，使此书方便更多的人使用。

为了帮助读者利用此书，在工程启动的第二年，即2003年，还启动了《中华再造善本》提要的撰写工作。对其中每一书编撰者的生平爵里、编撰缘起、成书经过、历代著录、版刻时地、版本源流、版本优劣，都作了必要的考述。现在每篇提要即将随书入函，以便寻览。而关于这些提要的结集成书，则已在我们的策划之中。

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憾，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选本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恰当，特别是同一版本几处收藏，拍摄前并未比对书品精粗、内容足缺。品相好一些者未印，反印一部品相稍差者有之；内容完足者未印，反印一部缺跋短序者亦有之。为弥补这种遗缺，因而同一书同一版本两部均印者也就出现了。

二、同版同书而分藏两处，我们也知道收藏单位，但几经努力终未成完璧，只好残入《中华再造善本》，实为遗憾。

三、举子课读备考又为书铺子编印之书，作为历史见证可以适当选收，但不宜过多。《中华再造善本》所录者，有些可以不选。

四、有个别之书一直著录为元刻本，近经深入考证，知其确为明刻，但书已印成，无从撤换，待二期实施时设法补救。

我在这里不想护短，说出来请诸君批评。

这篇小文，算不上是论文，只是粗略地描述一下中国人仿真再造珍稀古籍的历史，借以说明《中华再造善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中华民族对典籍再造固有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只不过今天的影印技术更高超，印出的效果更毕肖，再造得水平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