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公共服务在我国是个新生事物。尽管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对出版业公共服务还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我国出版业公共服务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江翠平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物属性的变迁、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出版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的变化等方面阐述我国出版业公共服务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78]。仇英义从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角度，充分论证了建立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79]。
作为我国重大新闻出版公共服务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自2007年实施以来取得重大进展。李苓等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与视角审视农家书屋的建置和使用情况。结果认为，较之其他信息传播路径而言，农家书屋对当地民众的信息传播渗透度应该是最持久的。但农家书屋的建置及功能发挥并不乐观，必须确立农家书屋建设的重要地位[80]。郑波等鉴于纸质型“农家书屋”存在着先天难以克服的缺陷，提出了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的途径[81]。刘强提出以农家书屋工程为载体和切入点，综合运用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公益性与经营性两种手段、输血与造血两种机制、业内与业外两种资源、送文化与种文化两种方式，形成多个层面、多方力量、多种形式、多元渠道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82]。
作为出版业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全民阅读早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10年，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10年9月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持进行的《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结果表明，2009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中，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综合阅读率呈增长态势，数字化阅读持续增长。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青少年阅读的问题。李碧梅探讨了在各国分级阅读大趋势下，我国青少年分级阅读的问题[83]。陈锐军、叶松庆分析了广东、安徽部分中小学生课外数字阅读的调查情况，得出了新媒体阅读发展迅猛，网络阅读娱乐化倾向加大，浅阅读流行，阅读的互动性加强，阅读习惯正在深刻变化的结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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