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与目的设置

一、真诚与目的设置

我们认为,真诚的要务还在于传播主体的目的设置上。当然这一目的不是直接功利性的,不是大而无当的,而是情感性和本体性的,是具体而实在的。

1.“慈故能勇”

《韩非子·解老》有这样的说法:“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由于从根本上为对方考虑,因此才会在目的上“务致其福”,为了能够“务致其福”,必须在思虑上考虑纯熟,“思虑熟”了“则得事理”,才能在理性上“见必行之道”,才会有正确的目标和成熟的“路线图”,由于有了充分的论证、规划,有了良好的动机,因此才能在行动上“行之不疑”,表现在态度与精神上则是“亦慈亦勇”。这一严密而充满了人性的推理,建立在人间的真爱与挚爱的基础之上,以此行事,将无往而不成!它虽然隐含着“牺牲性”付出的前提,但何尝不深蕴着成就自我的意涵呢!在这里,“自失”的危险被“自为”消除了。

传播主体在大众传播中也应秉持如此的情怀,只有真正为受众考虑,才会发现真正的需求、设立积极的目标,才会精心策划、认真准备、考虑周详,才会乐于“在场”、“勇于出席”,才可能“善于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借鉴“慈故能勇”,不是由此强调传播主体地位尊崇、凌驾于接受主体之上,传受之间是“慈母之于弱子”的关系,而是因为这一比喻生动、清晰地道出了纯洁、美好的目的对于主体行为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慈故能勇”的实质不是保护,也不是替代,不是限制,更不是为着功利的目的,而有着一种深深的“爱”与责任在其中。

2.“仁者爱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讲究人文关怀的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最好的注解。从讲求群体合作和社会价值出发而形成的理解人、尊重人、关怀人、帮助人的人生信念,成为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仁者爱人”是我们的民族之根、立国之本、立身之本。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我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灿烂的社会文明。

爱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主体性在人的情感世界的具体反映。爱具有主动性,是主动的求索与付出。爱也具有能动性,爱的努力导向自我的满足与幸福。因此,弗洛姆说:“爱是人的一种主动能力,一种突破把人和其同伴分离之围墙的能力,一种使人和他人相联合的能力；爱使他克服了孤独和分离的感觉,但也允许他成为他自己,允许他保持他的完整。”^[13]爱与个人的自由相关,因为“……爱……只能在自由的情况下实现,而不可能是强迫的结果”^[14]。个人的发展也与爱不可分割,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就曾指出:“……谁越是能爱,世界对于他也就越有意义。”^[15]这样,作为主体性在主体情感世界中之集中体现的爱,就成为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和行为,它要求着主体的生命活力,也增强着主体的生命活力。“爱的能力要求一种敏感、清醒、增强生命活力的状态,这种状态只能是在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内同样具有这种生产性和主动的倾向之结果。如果一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不是生产性的,那么,他在爱的方面也不会是生产性的。”^[16]

在生活中,爱带来的可能是内心涌动的温暖、油然而生的感动、发自内心的快乐,也可能是焕发精神的振奋、携手共进的团结、心灵深处的共鸣。有的爱追求结果,有的爱乐于付出。爱可能表现为行动上的体贴、帮助、搀扶,有时只在于内心的关心、挂念、同情、祝福。爱有时也会有“恨铁不成钢的”焦虑,有无法表达、无处用力的苦闷,有曲解、误会的伤痛,但却总能给人以付出后的满足和充实的快乐。

对于传播主体来说,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实的感触,是意识、情感、态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显明的效果,是感动、鼓舞、振奋、贴近。爱,不是苛刻的要求,而是主体自身的需要；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而是一种精神的收获和丰足。

不管是“慈”还是“爱”,其共同点都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着重强调了主体间相互依存的内在性和不可分割性,强调了主体间共同生存、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立足于这样目的之上的交往,其总体必然是真诚的。立足于这样目的之上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也必然能规避诸多失误,大可以“行之也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