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党营新闻事业从一统天下到全面溃败

二、战后党营新闻事业从一统天下到全面溃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向上海、南京一带转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权与法统，抢先在收复区扩展它们自己的新闻事业，至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时，已重建起一个较战前更为庞大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在国统区所有地区执当地新闻业之牛耳。以报纸为例，国民党中央直接主办的报纸即中央直辖党报发展到23家，总发行数约45万份，省级党部主办的报纸27家，总发行数约14万份。此外，国民党人士主办的准党报、县市级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以及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报纸，也为数甚多。

这一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网，是在接收敌伪新闻机构的基础上建成的。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根据这一法令，原沦陷区的敌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全部成了国民党的囊中之物。9月5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悆以出席南京受降仪式为名，率该报编辑主任卜少夫等人由重庆飞回南京，接收了汪伪《中央日报》、《中报》和兴中印刷所的设备与资财，在战前旧址重建起中央日报馆。在广播事业方面，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也早在1945年8月下旬就开始派员分赴各地接收日伪电台，并将其改建为国民党的官办电台。至1946年5月，国民党当局接收并改建的广播电台共21座，大小广播发射机41部，总发射电力为274千瓦。

上海历来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在战前，《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商业性大报地位巩固，影响广泛，国民党报纸根本无力与之竞争，成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块心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仅恢复出版自己的报纸，还抓住上海民营大报战时附逆的把柄，将它们改造成国民党的准党报，使上海成了国民党党报的天下。

1945年8月2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第9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接收、利用伪《平报》的设备资财，恢复出版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机关报《正言报》；紧接着，8月30日，安徽屯溪《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派人回沪接收伪《新中国报》，出版上海《中央日报》；10月6日，《民国日报》在胡朴安主持下复刊；1946年元旦，《和平日报》上海版创刊；6月，国民党人主办的《东南日报》也跻身上海滩，出版该报的上海版。对于《申报》、《新闻报》这两家在战前堪与国民党报纸抗衡的资产阶级商业性大报，国民党当局以“战时附逆”为理由，对其实行“党化”政策。蒋介石亲自审批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上海敌伪报纸及附逆报纸处置办法》，并对如何处置《申报》、《新闻报》多次作出指示。据此，国民党中宣部拟定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申报新闻报报务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文件，在名义上保留了《申报》、《新闻报》的名称，同意两报于11月间恢复出版，但两报必须组建由国民党要人任主任的报务管理委员会。《申报》的报务管理委员会主任由潘公展担任，《新闻报》的同一职务由萧同兹担任。通过这一措施，国民党实际上接管了申、新两报及其附属事业。1946年3月9日，国民党又拟订了申、新两报的改组方案，用加入官股的办法改变两报的纯民营性质，并据此改选董事会，调整报社负责人员。《申报》由杜月笙任董事长，陈景韩任发行人，潘公展任社长兼总主笔，陈训悆任总编辑兼总经理。《新闻报》由钱新之任董事长兼总主笔，詹文浒任总经理，赵敏恒任总编辑。

国民党报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党报企业化计划的全面实施，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自1946年7月开始，国民党党报企业化计划开始施行，按照《公司法》改组为企业组织，并逐步发展为报团组织。最先起步的是成都中央日报社，自7月1日起改为公司组织，并改名为《中兴日报》。1947年5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党报企业化计划的完成。在报团建设方面，中央日报社在战后发展成一个拥有12个分社的报团组织，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海口、沈阳、长春12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影响遍及全国；和平日报社也拥有9个分社，在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广州、沈阳、台北、海口等9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此外，武汉日报社、中山日报社、东南日报社等也发展成小型的报团组织，在其他城市也出有分版。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加强党营新闻事业，以作为强化其反动新闻统制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在1947、1948年间，国统区的新闻事业几为国民党一党独占。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计，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已发展到23家，总销数为45万份。其中以《中央日报》命名的有12家，分布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广州（后迁海口）、沈阳、长春12大城市。除中央直辖党报外，尚有国民党各省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27家，总销数约14万份。在省级党报之下，各地县级党部主办的报纸则为数更多，几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一半。湖南省所有的县、江苏省2／3的县都办有县党部机关报。国民党军事系统主办的报纸也为数众多，在1947年已发展到229家，如《党军日报》、《黄埔日报》、《阵中日报》等。老牌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此时已发展到9家，分别在南京、重庆、上海、汉口、兰州、广州、沈阳、台北、海口9个城市出版。该报虽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宣布改制，名义上不再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抗战胜利后改名《和平日报》，但在宣传上仍一如既往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7月1日，该报恢复了《扫荡报》原名。国民党还通过投资、改组等方式，使一批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沦为国民党的准党报，由国民党宣传大员出任要职。如胡健中主持的上海、杭州两地的《东南日报》、潘公展主持的上海《申报》、程沧波主持的上海《新闻报》等。据统计，这类报纸的总销数也大约有40万份。抗战时期已经出现的国民党特务主办的“内幕新闻性”刊物，这时也十分流行，除抗战中出版的《新闻天地》外，尚有新办的《新闻内幕》等多种。此外，国民党当局还在物资上通过配给白报纸等措施增加党营报纸的实力，在宣传上注意各报宣传方针的统一。1946年10月25日，即伪“国大”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宣部召集全国党报会议，研究宣传办法。内战期间，国民党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均作出具体规定。凡是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也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报刊负责人开会，传达有关宣传指示，统一各报言论。上海、重庆等地还专门建立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宣传要员主持，解决宣传上的种种问题。

国民党的新闻通讯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进入鼎盛时期。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为例，国内分社从战时的18家发展到43家，其中战后新创建的有25家，另有分社下设的办事处9家；国外分社和特派员办事处，从战时的12家发展到25家，其中战后新建的有13家；全社工作人员人数为2653人，较战前增加一倍。国民党系统的广播电台在战后发展到100多家，其中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辖的电台有41家。

但是，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末日来临，刚刚发展到顶点的国民党新闻事业即开始走向崩溃。中央日报社在1948年开始筹办台北版，1949年总社社长马星野带着一大批工作人员和大部分器材、设备到台北，于3月12日出版台湾《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在1948年下半年先后关闭了开封、济南、长春、沈阳等分社，12月初，南京总社也开始将重要电讯器材运往台北，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陆续去台北。1949年7月，“中央通讯社”在台北成立总社办事处，12月换上“中央通讯社总社”招牌。但这时的“中央社”已非昔比，设在大陆的分支机构已全部关闭，国外分社及办事处也减为10家。中央广播电台也在南京解放前夕运走一批设备，迁往台湾。

【注释】

[1]1937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施行《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国民政府内务部又配套公布了修正后的《出版法施行细则》。

[2]殷啸虎著：《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3]引自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报告《本党新闻政策之确立与发展》，载《新闻宣传会议记录》，1934年3月。

[4]引自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新闻科报告《本党新闻政策之确立与发展》，载《新闻宣传会议记录》，1934年3月。

[5]同上。

[6]引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新闻统制之实施方案》，载《新闻宣传会议记录》，1934年3月。

[7]同上。

[8]引自张宗厚：《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法制》，载《新闻学论集》第1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

[9]引自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页。

[10]引自《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1943年4月15日公布施行），载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页。

[11]引自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7页。

[12]引自上海《大公报》，1948年7月10日。

[13]《中国周报》，第15期，1928年9月17日。

[14]“X”系国际无线电公会当时指定为中国的专用字母，“KM”代表中国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