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的中国实践

小额信贷的中国实践_古巴慢改革 香港凤凰周刊2016年第16期

困境与突破：尤努斯模式在中国

记者／孙杨  

五月初夏，小满将至，62岁的河北滦平县巴克什营镇花楼沟村村民刘云琴骑着电动车，顶着晌午的烈日，从三里地开外的玉米地一路飞驰到村东北的鱼塘。对刘云琴和老伴朱振品来说，眼下正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期之一。

天一亮，刘云琴就出了家门，她帮同村一百余户外出打工的村民耕种玉米地，眼下正是玉米幼苗期，整个上午她和同伴都在400多亩田间忙着锄草、松土。朱振品则要到鱼塘喂食饲料、查看鱼苗的生长情况。中午随便划拉几口饭，夫妻俩就要赶往村中心小街上开设的种业代理点内清点货品。随着玉米生长进入拔节期，农户们很快就会来购买化肥、除草剂和农耕设备等。

今年开春，他们夫妇还在鱼塘前的空地上盖起了一排新房。“鱼塘可以垂钓，再配合新房子搞些农家乐，应该能吸引不少游客。”刘云琴说。

“我家现在不敢说是村里最富的，但起码也是中上等水平。”朱振品说话的语气，低调中带着得意。坐在一边的刘云琴虽低头不语，但脸上的笑容却是掩藏不住的。如果时光倒流至4年前，身处国家扶贫重点县、辛苦务农大半辈子、因为供两个子女读大学而四处举债的他们，怎么也不敢想象，竟然能在人生的晚年阶段迎来脱贫致富的转折点。

帮助刘云琴夫妇摆脱拮据财务状况的，是一个专门针对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开展小额信贷扶贫试点项目的社会企业——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期以来，针对大陆农村人口开展的金融业务，都远远滞后于城市。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仅有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政府开办的金融机构。但受政策限制，中低收入群体、老年农户以及需要小额资金周转应急的群体往往成为既不符合贷款条件，又不能享受政府救济的夹心层。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不规范的民间小贷公司，甚至高利贷组织。

中和农信推出的无需抵押、3-5户联保、只向有劳动能力的已婚妇女借贷的项目，目标是通过为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小额信贷服务，帮助那些有劳动能力和致富愿望的农村中低收入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境遇。

这一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户脱贫致富并非国内首创，实际上是很大程度地复制了著名经济学家尤努斯在孟加拉乡村穷人银行大规模扶贫的成功模式，这个模式曾证明，穷人是有信用也有能力偿还贷款的，通过小额贷款形式“授人以渔”，是帮助农民实现脱贫的真正良方。

贷款脱贫

2008年，刘云琴最小的孩子也大学毕业了。八年来，这对身处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内、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民夫妻，为了供两个子女读大学，几乎倾尽全家之财力，最困难的时候还几次向亲友举债。可是，本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夫妻俩很快发现，家底空空，如何安度晚年成为新的烦恼。

光靠耕种自家几亩玉米地的收入实在微薄。2012年，刘云琴和朱振品将家门前一片约5亩的涝洼地挖成鱼塘。但是没有本金一次性大量购买鱼苗，不好意思再向亲戚伸手的二人原本计划向金融机构贷款，然而因为年龄较大、缺少可抵押物资等原因，各个金融机构均拒绝了他们的贷款申请。

就在这时，刘云琴夫妇看到了一张中和农信滦平县农户自立服务社发放的广告传单。只要是年龄6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已婚妇女，贷款不需要抵押，最快三天钱就能到账。“会不会是骗子？”刘云琴将信将疑，但因为急着用钱，还是拨打了咨询电话。很快，负责该村的信贷员李小丽便来到家中了解情况。

滦平县农户刘云琴夫妇在用贷款开起的种子、化肥、农耕设备代理店内整理货物，等候随时上门的订户。夏季将至，眼下正是化肥和除草剂需求量大增的时期。

摄影  孙杨

见到李小丽的时候，刘云琴夫妇就放了一大半的心。“她原来是我们村的代课教师，我们互相知根知底，人品信得过。”刘云琴说，很快，李小丽也确认了夫妻二人是急需资金周转，并具有还款能力。她告诉刘云琴夫妇，贷款不需要抵押，唯一的要求是要本着自愿的原则，与同村其他4位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未来一旦5人中出现有人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其他几位要负责将钱还上。

2012年10月16日，刘云琴和同村4位同样有贷款需求的已婚妇女组成了联保小组，正式向中和农信县服务社提出申请，经过审核，顺利获得每人8000元，共计4万元的小额贷款，三天之后的10月19日，信贷员和督导将一张张百元大钞送到她们各自家中。

根据贷款协议，刘云琴每月还款908元，从贷款后第三个月开始还款，共分10个月还清，总还款金额9080元。如果按照银行利率换算，利息约为19%。“虽然利息比邮政储蓄银行和信用社高，但是却低于其他社会上的贷款公司。最重要是到账快、无需抵押，所以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刘云琴说。

“农民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在决定贷款之前，绝大部分人都会对自己的贷款金额、利率了解清楚，对自己的偿还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说。

拿着这笔钱，刘云琴的鱼塘很快就补上了鱼苗，三个月后，第一批鱼苗已经长到2斤多，可以捕捞卖钱了。她也遵守约定，从贷款后的第三个月开始还款。

正是凭借这笔钱，刘云琴的鱼塘出鱼得以形成规模。尝到甜头的她4年来先后从中和农信贷款4次，共计4.4万元。小买卖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多。除了扩大鱼塘，还开了一家玉米种子、化肥、除草剂以及农耕设备的销售代理点。有了这些设备，刘云琴还和几位村民为100余户因外出打工等原因无暇顾及土地耕种的村民，开展从玉米耕种到收割的一条龙服务。几年来的资金滚动，让他们夫妇二人的年收入至少增加十余万元，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改变。

因为还款信用良好，2015年10月，刘云琴再次从中和农信贷款到1.6万元。这一次，除了继续购买鱼苗外，他们还计划用钱盖房子，开展农家乐。“多找些路子赚钱，老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刘云琴说。

与刘云琴贷款“创业”不同，古城川村的张淑春夫妇，则是依靠中和农信的贷款度过了农产品价格低谷期，保住了自己辛苦多年建立起来的养殖家业。

2015年末，张淑春夫妇家中养殖场的50多头猪可以出栏了，但恰逢猪肉价格下跌期，若卖，可能连成本也难以收回，不卖，又缺少足够资金购买饲料继续喂养。张淑春夫妇首先想到信用社借款，但被对方告知，年底只收款、不放款。再一打听小贷公司，利息过高也不划算。

也是通过广告传单和信贷员的宣传，2016年元旦前后，张淑春决定和村里其他4位妇女组成联保小组，并顺利在三天内从中和农信贷款1万元，得以购买饲料，度过维持饲养。一个月后，春节临近，猪肉价格迅速回升，张淑春顺势将猪出栏，不仅收回成本，还有足够利润新抓了小猪。

“穷人也有信用和还贷能力”

“像刘云琴夫妇俩这样头脑灵活，想改变生活的农民很多。”信贷员李小丽告诉《凤凰周刊》。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滦平县29万常住人口中，85%为农业人口，在全县200个行政村中，仅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就达83个。很多农户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懒惰、疾病，而是因为身处贫困地区，信息闭塞，与外界沟通渠道少、缺少启动资金等，有劲使不上。

“很多农民都在努力地寻找脱贫的途径。”李小丽说，以刘云琴所在的联保小组为例，其他4位分别养鸡鸭、开药店和做米面粮油生意等，都是因为一时缺少可周转的资金才选择贷款。而他们所积蓄的资金，往往只是几千到一两万，这样微小的额度，往往会被重视成本收益的金融机构拒绝。

中和农信的小额贷款项目，正是瞄准了这样的农村中低收入人群。据该项目滦平服务社主任郭玉娥统计，自2011年服务社成立，5年间，项目已经覆盖了全县95%的乡镇和89%的行政村。

具体负责这些贷款的审查、发放和汇款的是11名信贷员和2名督导员。“我们挑选信贷员自有一套独特方法。”在郭玉娥看来，她的手下虽然都是农民出身，平均年龄超过40岁，且部分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各个都称得上奇才猛将。

作为一家专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开展小额信贷扶贫试点项目的金融机构，中和农信还经常与各地政府机构联合举办针对农民的培训和讲座。图为滦平县农户自立服务社与滦平妇联合作，为当地农村妇女开办了手工编织培训班。

供图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首先是要“就地取才”，只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了解村镇里真实情况的人。这11位信贷员过往职业五花八门，有村干部、代课教师、出租车司机，还有婚庆公司的前员工，虽然每个人性格迥异，背景不同，但全都脑子活、胆子大，吃苦耐劳，人脉广泛，在各自生活多年的村子里名声信誉良好，还很擅于观察人，做事细致。

51岁的女信贷员赵立君，原本在县城里跑出租。性格外向的她，说话大嗓门，做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小额信贷项目推广初期，中和农信毫无知名度，为了在所有村镇里边宣传推广，她经常骑着摩托车，举着大喇叭，在村子里串走广播，或在集市上向过往村民介绍贷款项目。“一开始，有的人说我是骗子，还有的村直接撵我走。”赵立君说，但是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式，随着使用中和农信小额贷款的村户越来越多，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她的方式。

48岁的信贷员李小丽，原本是一名乡村代课教师，在2010年前后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大潮中失去工作。2011年中和农信在滦平县开设分支机构后，希望给家里增加些收入的她，通过应聘和考察成为一名信贷员。虽然性格温顺内敛，看起来不善交际，但李小丽却特别擅于通过入户与农户聊家常，摸清对方家里的经济情况、劳动能力和有无贷款需求。“一旦被我发现有离婚打算的、赌钱嗜好的一律不贷。”李小丽说。

几年来，从李小丽手里贷出的款项共计1300万元，全部都顺利收回。2015年以前，由于农民每月是以现金的形式还款，为了保证信誉，每逢还款日，信贷员们不论刮风下雪都会准时到农户家收钱。如今改为银行代缴代扣，农户们也会自觉地在还款日前的一到两天，将钱准时存入账户。中和农信在滦平县设点5年来，累计发放贷款17713笔，总金额近1.6亿元，还款率达99.96%。

不仅仅是在滦平县，从中和农信小额信贷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回款情况看，绝大部分贷款者也都保持了良好的信用，坚持还款。根据中和农信信贷追踪系统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30日，项目共放款140万余笔，累计放款金额超过148亿元，而超过三十天不还款的风险贷款率仅为0.74%。

“这充分说明，穷人也是有信用和还贷能力的。”刘冬文说。

与中和农信一样，在农村地区推广小额信贷金融业务比较成功的还包括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惠民））、内蒙古赤峰市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等。他们均以农村贫困妇女为主要对象，贷款无需抵押、低额度、高效率，手续简便，上门服务。

小额信贷的市场化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尤努斯自1970年代以来，通过在孟加拉农村设立的乡村穷人银行大规模扶贫的成功实验早已证明，授人以渔才是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的真正良方，而穷人也是有信用有能力成为金融服务细分市场的潜在客户的。

随着国内外非营利组织的推动和国家财政的支持，自1990年代中期，针对农村人口的小额信贷也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探索与推进。除了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中央政府也发布了支持小额信贷的政策，不少金融机构、慈善公益组织纷纷推出相关措施和项目，还有地方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

但是问题很快显现：正规传统金融机构缺乏兼容小额信贷业务的机制与动力，导致还款率低下；政府组织依靠财政拨款，产权不清晰，且无资金压力；公益慈善组织则多以完成项目为目标，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加之整个体系缺乏监管等配套措施、缺少社会问责环节，很多机构和项目进展了一段时间，往往不了了之。更有一些小贷机构已经异化为“高利贷公司”，与扶贫初衷相去甚远。

随着经济发展，大陆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凸显。虽然官方统计的小额信贷规模十分可观，但因为概念边界、统计口径以及比较和衡量标准的模糊，尚不能认定小额信贷已经在大陆农村中低收入群体中普及。

管理运作中和农信多年的刘冬文告诉《凤凰周刊》，这些年来，目睹了不少曾经有国际公益组织、国家财政支持的项目，在运作一段时间后失败或被迫结束。

即使是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项目，一路走到今天，也是经历了重重突围，过程充满艰辛。作为一家专注农村草根金融服务的社会企业，中和农信几乎见证了农村小额贷款在大陆发展的全部历史。

1996年，由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在秦巴山区扶贫项目中创设了小额信贷项目。1999年，项目转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成立小额信贷项目部。但是不论是作为独立运作的项目，还是隶属于政府机构之下，中和农信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小额贷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中和农信滦平县农户自立服务社的信贷员到各村镇的集市上宣传小额信贷项目。

在刘冬文看来，这也是以往大陆很多NGO小额信贷项目全都绕不过的一道坎儿。而只有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才能解决这个困局。

2008年，中和农信成功转制为企业化运作。截至2016年4月，已经覆盖到全国18个省的178个县，其中85%为贫困县，其余主要为欠发达县与地震灾区县等。

市场化首先解决了人们对“穷人是否有信用”的怀疑。为了规避可能的信用风险，中和农信把贷款目标设定为年龄在20—65岁、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在本地常住的已婚妇女。之所以选择已婚妇女，是因为她们的生活范围和家庭结构通常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实际上贷款大部分是由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的。

而以联保小组的形式计提贷款，则是以贷款成员组织的评估和相互信用保证代替传统金融信贷的项目风险评估、财产抵押和信用担保，在穷人没有财产抵押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达到控制信贷风险、保证还贷的目的。

郭玉娥告诉《凤凰周刊》，以滦平县为例，贷款回收率达99.96%。极少数拖欠贷款也是事出有因，如突发疾病、家庭变故等，按照协议，由联保小组的其他成员代为偿还。

市场化运作还让项目实现了一定的收益回报。虽然并没有普通商业投资可观，但仍然有助于社会化筹资，吸收更多的商业机构投资，扩大项目规模。

以宁夏惠民项目为例，2008年，惠民信贷正式改制成为全国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中第一家获批的、公益资本控股的信贷公司，市场化运作至2015年8月，通过吸收一家国有投资公司的资金，正式启动上市计划。

2014年底，中和农信的资产支持计划作为证监会公布资产证券化新规后的首单产品成功设立，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共十亿元的融资，还拥有了包括国际金融公司红杉资本、蚂蚁金服等商业机构的40余家合作伙伴。此外，中和农信正在赢得更多国际资本的关注和青睐。在2016年第三届东西方慈善论坛上，香港天天向上（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应琦泓不遗余力地向在场的中、美慈善家推介这家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小额信贷社会企业，并将刘冬文称为“中国的尤努斯”。目前，中和农信已获得该基金5000万美元的债务融资安排。

不过，对于运作农村贫困地区小额贷款项目的机构整体来说，目前，仍有金融管制、配套政策缺失以及社会观念得偏颇等众多问题亟待突破。

“社会上至今仍有人认为给穷人贷款是加重他们的负担，属于趁火打劫。”刘冬文说，这个观念急需纠正。

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认为，原有的扶贫公益更多的是通过赠与来推动受益贫困人群状况的改善和减贫，而小额贷款则开启了通过信贷服务跟农民进行平等交易的经营性扶贫大门，在给穷人施加了还款信用压力的同时，也给他们注入了创业的勇气和信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和摆脱贫困。

“扶贫开发是大陆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短板。”正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所言，向贫困户提供信贷扶持，符合近年来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是扶贫方式的重大创新。

□ 编辑  李光  □   美编  虎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