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心理因素是在一个进化形成的较大的倾向中起作用，这个倾向就是我们不得不把世界分成相对的两部分，即我们的部落和他们的部落。我们可以在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珀杜1990年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看到人类如此划分世界的自然倾向的经验展示。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他们正在参加一项检验他们语言技能的测试，他们在测试中要学习一些无意义的音节，诸如xeh、yof或者wuh。一组受试者的无意义音节与内群体词汇（我们us，我们we或者我们的ours）成对出现，另一组的无意义音节与外群体词汇（他们them，他们they或者他们的theirs）成对出现，而对照组的无意义音节与中性代词（他he，她的hers或者你的yours）成对出现。然后要求受试者就无意义音节带给他们的愉快或者不愉快打分。结果是：比起无意义音节与外群体或者中性词汇成对出现的受试者，在无意义音节与内群体词汇成对出现的受试者看来，无意义音节是显著地更加令人愉快的。[61]
对于内群体忠诚在现实世界中的力量，戴夫·格罗斯曼中校在他2009年深富洞见的著作《杀戮论》中做了很好的总结。他在书中证明，士兵的基本动机不是政治性的（为了民族或者国家而战斗）或者意识形态的（为了给民主制创造一个安全世界而战斗），而是献身于战友。“这些人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强大的同侪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个人如此关心他的同志和他们对他的看法，以至于他宁可牺牲也不会抛弃他们。”[62]这不是服从权威。这是同志关系，是变成所谓的“虚拟亲属”的一群陌生人，是变得像彼此有基因关系那样行动的无基因关系的个体。这个系统劫持我们进化而来的善待朋友和亲属的倾向，在其中，通过军队实施的共同行军和受苦这类捆绑行动，完全陌生的人开始感觉彼此像有基因关系的亲属。
部落通常通过惩罚（或者威胁惩罚）从内部威胁到部落的人来强化对群体的忠诚。告密者是个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个告密者威胁我们的群体——即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他们告这个密道德上是对的——我们的部落本能开始激活，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发觉到的威胁，并且用这样一些充满情绪的标签诽谤攻击它，如“告密者、卑鄙如鼠之人、奸细、告发者、密探、叛徒、饶舌者、金丝雀（告密者）、好事之人、喋喋不休之人、打小报告的人、狡猾之人、背后中伤者、出卖朋友之人、内奸、托儿、犹大、卖国贼、叛逆者,等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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