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铸忠诚

采访人　孔令儒

姓　　　　　名　赵宗援

政　治　面　貌　中共党员

退休前任职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

职　　　　　务　总稽核

1979年5月，根据当时中央组织部“从内地抽调3000名干部支援西藏”的工作安排，我作为原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机关选派的援藏干部前往拉萨，开始了在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为期6年的工作生涯。一眨眼，我退休离开人民银行工作岗位也已过了20年，但那片美丽而神奇的雪域高原，那些亲身经历的件件往事，无时无刻不扣动着我记忆的心弦，仿佛一幕幕回放的电影，时常在脑海中浮现。我深情感激那段艰苦难忘的援藏岁月，更怀念那些曾并肩战斗的各族领导和同事，因为他们不仅给我的人生留下美好回忆，更留给我鞭策一生的宝贵精神财富，那是一代代援藏干部对人生的无悔选择和对央行事业的无限执着与忠诚。

天路不亚蜀道难

李白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李白走过通往西藏的路，恐怕就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时内地进出西藏只有三条公路，既川藏、青藏和滇藏线，而无论走哪条，通往“世界屋脊”之路都异常艰险，可谓名副其实的“天路”。

我们选择了“相对”好走些的青藏线。1979年5月上旬，我同来自全省的100多名援藏干部从沈阳南站坐上一辆硬座列车踏上去往西藏之路。火车在3天后到达西安，之后沿河西走廊继续前进，在穿越茫茫戈壁后，最终到达甘肃柳园。漫长的旅途让我们身心疲惫，早已没有刚出发时激动兴奋之情，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到柳园后，火车便不通了，西藏自治区组织部派几辆大客车来接，我们沿青藏线又继续进发。那时的青藏路都是沙石土路，不仅路面坑坑洼洼，而且尘土漫天，一遇到狂风来袭，刮得满车厢都是沙子。有时一天之内，时而大雪纷飞、时而艳阳高照、时而冰雹横飞，让人真切感受到高原气候变化无常。

在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由于长时间连续颠簸，再加上高原缺氧，很多同志呕吐得十分厉害。据当地运输站的人讲，由于地处昆仑山到西藏的风口，这里含氧量极低，气候非常恶劣，但只要能挺过去就能到达西藏，如果受不了就要退回格尔木，所以五道梁又有“鬼门关”之称。“到了五道梁，不是叫爹就是叫娘”，成为初到这里的人们真实写照。当时我担任“生活总管”，常常是一边忍着欲裂的头疼，一边帮忙照顾反应更严重的同事。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无论遇到怎样险阻一定要到达西藏，圆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然而，过了五道梁没多久，在被称为“头疼河”的三江源头沱沱河，大家的身体最终还是没有抵得住严重的高原缺氧，几乎所有人都病得“趴下了”。不过幸好没人引发更严重的症状，经过医生简单处理和短暂休整，我们又继续上路。在大家相互照顾和鼓励下，终于在出发二十天后，顺利抵达心中向往已久的拉萨。当汽车经过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时，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自己能尽快融入新环境，为新西藏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千里调研砺人生

到达西藏后，我被自治区组织部分配至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自治区上下正着力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整个西藏百废待举、欣欣向荣。为及时了解西藏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正确制定金融支持西藏发展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调研成为当时最紧迫、也是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由于西藏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甚至需要穿过许多无人区等“生命禁区”，因此每次调研都要耗时2至3个月，不仅要带上高压锅、粮食、水等炊具食品，还要带上武器。

记得进藏后的第二年冬天，我和时任人行西藏分行行长的索朗达吉及司机一行三人前往西藏最东部的昌都，调查了解农牧业生产情况。每到一个乡镇，达吉行长都用藏语同牧民亲切交流，并用汉语翻译给我记录，晚上再和我一同点上蜡烛冒着严寒整理，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就写出了几万字的调研材料。

在昌都农信社，一位藏族干部盛情邀请我们到他的家乡调研，但由于沿途都是崎岖羊肠小路，我们只能把车留在昌都然后步行前往。在途经一个绝壁时，由于路断了一块，需要从一端跨到另一端，而下面就是万丈悬崖。当时达吉行长先跨了过去，回头伸手拉我。我下意识想，如果跨不过去就会把达吉行长也拐带下去。于是我仗着胆子也一步跨了过去，回头再看时，沙石下流，让人发瘆，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最终，我们走了4个多钟头，天快黑了才到达目的地。由于地处偏远，住宿条件恶劣，当晚只能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露宿。我们枕着两块木板，上面是天，下面是雪，身上裹着早已被汗水浸透的棉衣，半夜里时常被冻醒。

虽然吃了很多苦，但这次调研成果也非常丰硕。回到拉萨，我协助达吉行长拟定了《金融支持农牧业发展的意见通知》，并经自治区分行电发全区银行执行，得到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的批示肯定。而类似这样的调研经历，入藏工作后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之后不久，我被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提拔为信贷计划处副处长，当时离我进藏才一年多。按当时惯例，援藏干部都是在进藏前就先提拔起来，而像我这种情况还绝无仅有，我想这和历次调研对我的磨砺是分不开的。

兢兢业业老黄牛

1985年11月，6年援藏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机关，先后担任计划处处长、分行总稽核等职务，直至1993年退休。艰苦的援藏经历给予我极大的锻炼，回内地后，虽已经年过半百，但心里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一心要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回报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培养。

在担任计划处长时，我曾多次为分行行长会议写汇报提纲、主题报告等。记得一次随鲁志宏行长赴京参加全国分行长工作会，当时我除了参与专业议题讨论还负责写行长会议汇报提纲，用于向分行行务会和主管省长传达汇报。为此，会议开始后，从总行行长报告、会议讨论、发言到会议总结，我边听边记边思考，并结合辽宁实际撰写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总结前就将材料初稿写完了。按惯例，辽宁参会代表都是会议结束当晚乘火车返沈，第二天一早到单位后，吃完早饭即向行务会传达。由于会议总结时又根据讨论情况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必须在回沈阳前就把初稿修改好，而这些工作只能在火车上完成。

为此，鲁志宏行长专门多订了一张软卧（按当时规定只有副厅以上干部才有此待遇），并特别叮嘱经办同志“谁写材料谁坐”。鲁行长的亲切关怀和周到安排，让人既感动又钦佩。在软卧车厢里，我俯卧在铺位上连夜修改汇报材料，火车还没到沈阳就已将终稿交到领导手中，使第二天一早的行务会得以顺利召开。虽然有些疲惫，但我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感到欣慰，况且与当年在高原上披星戴月冒着严寒写材料时的条件相比，已经好了不知多少倍。后来，有的分行领导说我是“老黄牛精神”，我想这和我总能在第一时间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有重要关系。

回首往事，援藏是我从事银行工作40多年的一个重要经历，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重要历程。作为援藏干部，我支援了西藏，同时西藏也培养了我，既是付出者，又是受益者。事实证明，党中央确定的援藏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重视西藏工作，西藏关心援藏干部成长。我想只要抓住机遇，努力工作，无论对党、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是有所作为的。如果有人问我，援藏怎么样，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值！（采访人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