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

西方媒介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_对改革开放后《纽约时报》内蒙古报道的内容分析_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丛（2013年刊）

【注：［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9）的阶段性成果。】

刘国慧

摘要：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政治、民族文化都在不断发展进步。但长期以来，贫穷落后始终是内蒙古地区的象征性符号。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选择《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视角关注1979年至2011年我国改革开放后《纽约时报》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报道倾向主要以负面报道为主，其背后隐藏着美国式的单极思维和双重价值标准，以及意识形态、文化差异、西方传播价值观等多重影响因素。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西方受众通过《纽约时报》这面镜子，观察到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之镜像阴暗多于光明。

关键词：改革开放；《纽约时报》；内蒙古自治区；内容分析

一、研究动机

内蒙古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转型，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连续几年在全国名列前茅。随着与外界信息沟通的逐步增加，对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内蒙古自治区将对外传播视为实现发展的重要策略和手段。但囿于地理位置的不利和观念意识的闭塞，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和可发展前景却鲜为人知，海外受众对其了解更是少之又少，长期以来，贫穷落后成为内蒙古地区的象征性符号，甚至在改革开放30年后，内蒙古地区已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这种固有的刻板印象仍然没有改变。

作为西方“主流声音”的代表，美国的《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至今已历一个半世纪，是美国首屈一指，可谓西方主流世界的舆论领袖之一。鉴于此，本文选择《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视角关注西方媒体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报道。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1979年至2011年我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纽约时报》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报道进行分析，并据此审视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西方受众通过《纽约时报》这面镜子，观察到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之镜像，继而剖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内容分析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纽约时报》1979年至2011年间关于内蒙古地区的报道进行分类统计，包括报道总量、报道主题、报道性质等，运用SPSS16.0对样本进行交叉分析和交互分析，将SPSS16.0获得的统计数据输入Excel2003制成图表，进行描述性分析。

2.样本的选取

在ProQuest Databases中的《纽约时报》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inner mongolia”，时间范围设定为1979年—2011年，出版物类型选择“报纸”，搜索结果有354篇报道。在这些样本中，人工逐一剔除偏差样本（重复、歧义）和弱相关文章（更正、撤回类新闻），有效样本共计214篇。需要申明的是，在选取的样本时间段内，《纽约时报》以内蒙古为主要对象的报道并不太多，所以笔者所选取的214篇报道中包括了一些并未以内蒙古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文章，选取标准是只要在文章中提及内蒙古或与内蒙古相关的内容，如“鄂尔多斯”即可。

（二）内容分析

1.报道总量的分析

1979年至2011年各个年份的报道篇数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看到1979年和1995年，《纽约时报》是没有关于内蒙古的报道的，而报道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多达20篇。从图2的数据线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纽约时报》对内蒙古地区的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内蒙古的对外传播处于起步阶段，这个阶段西方媒体刚刚开始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中国第一个开展民族事务的区域，内蒙古地区得到了《纽约时报》的关注，报道量稳中有升；到了改革开放中期，《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关注度开始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报道量也较前一个十一年段有所下降；2001年后，随着内蒙古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西方媒体再一次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纽约时报》对内蒙古地区的报道数量稳步快速增加。

2.报道主题的分析

关于报道主题的分类，笔者遵循各专家学者对新闻内容的传统划分原则，并根据报道的实际情况，将《纽约时报》1979年至2011年间对内蒙古的报道分为政治新闻，包括民族矛盾、人权问题、宗教问题、集会游行等内容；经济新闻，包括经济发展、贸易金融、旅游、灾害损失等内容；科技新闻，主要涉及航天技术方面的报道；文化新闻，包括艺术、考古等方面的议题；社会新闻，包括民生、犯罪、灾难事故、生态环境、人物、趣闻等报道。具体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纽约时报》在改革开放三十三年间对内蒙古地区的报道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生活方面，有62篇报道，占总报道量的29%，其次是政治方面的报道，有61篇，占总量的28%。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报道篇数分别是46篇和39篇，而报道内蒙古科技方面的文章只有6篇。由此可见，西方媒体比较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物，那么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哪些具体内容呢？

通过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政治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民族矛盾方面的内容，共有29篇报道，占政治新闻总数的将近一半。在这些报道中，半数以上都是报道自治区内部汉族与蒙族的矛盾冲突，其余内容涉及内蒙古与邻国蒙古国之间的蒙古族民族情绪。其中不乏一些看似经济类、文化类的新闻，但其落脚点却在民族矛盾上。例如：2004年11月26日的报道《蒙古人带着他们的重金属来到中国》，内容是蒙古国重金属乐队HURD来到内蒙古做为期3天的演出情况。新闻开头便交代了11月1日HURD在呼和浩特的演出被取消，为防止骚乱，警方把演出大学校园封锁，之后几天，还封闭了几个蒙语聊天论坛。由此展开写到了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民族情仇。文中大量引用了乐队成员的话：“2000年时，演出还是很苏维埃式的，聚光灯下有很多警察，音乐会非常有秩序，现在轻松多了，就像很多摇滚音乐会一样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让我们说‘我们蒙古人在一起！’这样的话。人们只能大喊‘成吉思汗’，但这一点政治意义都没有。”这样带有民族情绪的采访在报道中比比皆是。这篇新闻看似文化新闻中的艺术类报道，可无论遣词造句还是报道主旨都直指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问题，对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现状甚至中国民族政策的质疑态度显而易见。除此之外，《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方面的关注还集中在人权（主要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国外人士的驱逐、不公对待）、宗教、游行等一些负面事件上，而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的稳定发展却完全忽略或不予关注。

与政治报道相比，《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方面的报道显得中立了很多。我们可以从表1观察到，对内蒙古经济发展方面的报道量达到30篇，占经济新闻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报道中，有一些新闻肯定了内蒙古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尤其关注乳业、羊绒资源、风力能源和矿产资源这几方面取得的发展。例如：《亚洲的风力涡轮机成为世界关注焦点》（报道内蒙古的风力发电前景）、《中国的羊绒发展令苏格兰汗颜》（报道内蒙古羊绒制品的产量高且工厂遍地）、《绕过羊绒中间商的中国》（报道鄂尔多斯羊绒衫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羊绒公司。）、《中国加紧稀有矿产政策》（报道内蒙古包头的稀土矿产量达世界一半）等新闻都是站在正面角度报道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的。而更多的经济新闻报道重点集中在内蒙古经济发展迅速带来的不良后果上，例如：《风力发电引发能源危机》（报道内蒙古周边山脚下一个靠风力发电支撑的小村庄的贫穷状况）、《羊绒加工商的不寒而栗》（报道由于环境因素，政府禁止饲养山羊导致羊绒产量、销量下降）、《中国繁荣期的产物——一座无人之城》（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的泡沫经济现象）、《中国的威斯康星州：拥有牛奶，却保留奶酪》（报道内蒙古小山村里奶农的生活与工作现状）等。《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经济方面的报道还涉及贸易、旅游及灾害损失等内容，除了旅游方面的报道正面、中立偏多以外，其他内容基本上都关注负面事件。

在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对天灾人祸的报道量最大，共有27篇，占社会新闻总量的44%，其中又以2003年非典的报道和2008年牛奶三聚氰胺事件的报道为主。其他报道涉及民生、犯罪、生态环境、人物、趣闻等，除生态环境方面的一篇图片新闻是宣传内蒙古响沙湾地区的美丽风光外，其余多关注负面事件。关于人物方面的报道在社会新闻中所占比例也不小，有17篇，其中包含了内蒙古各行各业人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现，也有报道各界名人在内蒙古的经历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内蒙古人的身上找到内蒙古形像的真实折射。

《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文化方面的报道集中在艺术和考古两个方面，其中关于艺术方面的报道有22篇，占文化新闻总量的56%，这些报道不乏对内蒙古民族艺术的褒奖，但持中立态度的文章居多。相比而言，考古方面的17篇报道都是以赞扬的态度宣传内蒙古的文物、古迹等。可以说，《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文化方面的报道总体上呈赞扬态度。而表1最后一项的科技新闻，仅有6篇，且全部都是在报道中国航天技术新闻的同时肯定内蒙古作为航天器降落地点的作用。

综上所述，《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关注比较全面，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都有涉及。但内蒙古自治区在这份世界级大报上的形象仍旧模糊，因此，笔者按照杨保军教授对报道性质的划分，将内蒙古在《纽约时报》上折射出来的形象划分为负面、正面、中立三个等级，从具体的报道态度来分析其价值取向，以期将西方媒介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清晰明朗化。

3.报道性质的分析

报道性质，即报道立场或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新闻的倾向性是新闻报道者在报道或评述新闻事实时或直接明显或含蓄隐晦地表现出来的一种必然的倾向，它往往能体现新闻报道者或媒体的立场。杨保军称，“我们把能给主体带来正面效应（正价值）的新闻事实称为正面事实，带来负面效应（负价值）的称做负面事实，正负效应不明显或无所谓（零价值）的事实称之为中性事实。”【注：杨保军：《新闻事实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33-34页。】对相应事实的报道所形成的新闻就是正面新闻、负面新闻和中性新闻。

从图3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纽约时报》自1979年到2011年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报道倾向数据，在214篇报道中，负面新闻占据了最大比例，共有135篇，占总数的63%，正面新闻有64篇，占总报道量的30%，15篇中立态度的新闻仅占总数的7%。结合上述报道主题的分布，我们发现，《纽约时报》比较关注内蒙古地区的负面事件，在报道中呈现的态度也以负面为主。

从《纽约时报》对内蒙古报道内容和态度的交互分析表（表2、表3），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方面的报道中，全部61篇新闻都是负面态度，且绝大部分都是集中于蒙汉民族矛盾的报道；经济方面，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数量相当，持中立态度或倾向性模糊不清的经济类报道为3篇。在这些报道中，《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羊绒、能源、矿产方面的迅速发展给予了正面肯定，在21篇持正面态度的经济新闻中，有关于内蒙古能源公司与国外大公司共建战略关系，签订合约的报道，也有关于内蒙古地区风能丰富，吸引很多国外企业前来投资的报道，还有关于内蒙古包头稀土产量居世界首位，成为很多国家进口渠道的报道，当然，其余更多的报道是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羊绒业的大发展；相比正面经济新闻而言，持负面报道态度的经济新闻大都报道内蒙古经济发展迅速带来的灾害、损失以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等。而对文化方面的报道态度显然正面了许多，持正面态度的报道百分比达到74%，且均为内蒙古地区考古成就、艺术成就方面的报道，即便是一些负面报道，也是在肯定了内蒙古的考古发现或艺术作品之后的理论质疑或客观否定；6篇关于科技方面的报道全部为正面报道，内容都是内蒙古作为中国航天航空器的落地选址的重要作用。

根据表4所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可《纽约时报》的关注点始终离不开内蒙古的负面新闻，甚至出现了负面新闻逐年上升的逆发展现象。综上所述，《纽约时报》从1979年至2011年对内蒙古地区的以负面报道为主，对内蒙古政治稳定的局面介绍极少，总体上呈现歧视与偏见的态度。

三、结论与讨论

（一）《纽约时报》镜像下的内蒙古形象分析

通过对《纽约时报》1979年至2011年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报道总量、报道主题以及报道倾向性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份世界大报所营造出来的内蒙古形象了，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阴暗多于光明，歪曲事实甚至挑拨离间。

1.“内蒙古是中国北部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贫穷、落后是《纽约时报》提到中国内蒙古地区使用最多的词语，无论是描述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文化现象，报道中总会出现内蒙古恶劣的气候、人民生活水平低、到处一片贫穷景象等词句，比如一篇报道内蒙古乳业发展的新闻中，出现了大量描述牧区奶农生活工作环境的词语：“a dusty little village（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山村）”、“a set of tattered，makeshift barns（破旧简易的牲畜棚）”、“narrow，manure-piled streets（狭窄、布满粪便的小路）”、“unpaved streets（没有铺石砖的街道）”、“small villages that still burn small pots of coal to cook and heat their houses（仍然烧煤做饭暖房的小村子）”等等。表面上看，这篇新闻介绍的是内蒙古迅速发展的乳业经济，可从大量的细节描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实质内容直指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落后、设备老旧、奶农工作流程原始、牧民生活水平低等问题。文章还引用美国农业部专家的话，以一个乳业强国的姿态，对内蒙古的乳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他们将不得不进口或增加上百万头奶牛，也可能赶不上美国的产量，最多跟墨西哥的消费量持平……为了保持乳业繁荣的步伐，一定要灌输新的健康与营养学观念给这个国家。”【注：原文：“They‘ll either have to add millions of cows or import a lot of cows，not even to match the U.S.，just to get up to where Mexico is in milk consumption，……To keep pace with the milk boom，which has been fueled by new attitudes about health and nutrition in this country。”NEW YURK TIMES 2003/4/8。】

2.“蒙古族生活在统治与控制下。”

在大量报道内蒙古民族矛盾的政治新闻中，《纽约时报》频繁提到的是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毫无民族自主性，甚至引用一些模糊不清的消息源来佐证其观点。【注：原文：“A Chinese diplomat in the region said in an interview：‘Most of the Inner Mongolian population has been Han-ized.They speak Chinese，think like Chinese.Hohhot is like any other Chinese city.”NEW YURK TIMES 2004/11/26。】在一篇报道蒙古国金属乐队来内蒙古演出的新闻中，记者更是引用乐队成员的话来证明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民族情绪的激烈。【注：原文：“More and more the young people say，‘We want to keep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the traditions，’he said.I met a guy with a Mongolian name，and he shouted，‘I am Mongolian！’—in Chinese，I met many like that.”NEW YURK TIMES 2004/11/26。】此外，只要谈及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哪怕是小小的群体性事件，也是言必称“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给人们造成一种蒙古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假象。

所有这些报道，都是《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政治形势的主观揣测和错误判断。他们夸大了内蒙古作为中国最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的内部民族分歧、未来政策走向不明朗等问题，对与稳定、发展等相关的内容自动屏蔽，目的就是要塑造一个变动不居的少数民族形象，向美国受众传达一种中国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信息。

3、“内蒙古美丽的大草原，也是灾难滋生的温床”

我们从上面的内容分析不难看出，《纽约时报》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生态环境的报道集中于负面报道。这些报道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内蒙古地区的自然灾害。提及内蒙古美丽的草原风光时，总会伴有干旱、枯草、寒风凛冽等字眼，使人们不得不对内蒙古形成荒凉、冷清的印象。而天灾引发人祸，《纽约时报》往往将关注点落在天灾引起的社会影响上，如，一篇报道内蒙古地区蝗虫灾害的新闻这样写道：“在经历了三年的干旱、地震、暴风雪甚至吃光了整个草原的蝗灾后，内蒙古草原上养牛养羊的牧民们被伤得手足无措。他们面对的是下一个冬天的恐慌。”【注：原文：“after three years of calamities including drought，an earthquake，a killer blizzard，and even a plague of locusts that ate the grasslands clean，the sheep and cattle herders of Inner Mongolia are bewildered.They look to the coming winter with dread.”NEW YURK TIMES 2001/9/25。】类似报道屡见不鲜，每每报道提及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到处充斥的便是气候恶劣、草场破坏、人民不堪重负等形容词。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景象被贴满了可怕的标签，渐渐丧失了其真正的魅力，变成了灾难滋生的温床。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随意臆断和过度解读以凸显政治泛化偏向，是《纽约时报》对内蒙古报道的典型写作手法，也是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惯用写作方法：从个案入手，由此及彼，多角度多层面地片面批评中国，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优势；在经济领域，利用双重标准对中国进行负面批评。【注：何志武、陈旭鑫：《政治的泛化：美国媒体建构中国形象的偏向——对〈新闻周刊〉（2009-2010）涉华文章的内容分析》［J］，《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这种常用写作手法背后隐含的是美国式的单极思维和双重价值标准。这种表面上的“用事实说话”、“客观报道”，实则存在巨大隐性偏见的虚伪传播理念，极大地影响了内蒙古乃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健康积极的国际形象的塑造。

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把人们从“事必躬亲”的获取信息过程中解救出来，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提供了快速了解事物形象的重要渠道，在人们身外早已形成了一个由大众媒介所建构的复制世界，这就是李普曼早在20世纪初提出的“拟态环境”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和巨大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和能力、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整个外部环境和各种事物都有经验性接触，人们对于不能亲身感知的外界环境和事物，会通过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环境去了解，从而使人的行为不一定是对客观环境的反映，而变成了对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人们对事物形象的认识也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媒介形象，大众媒介不仅仅反映事物形象、传播事物形象，也在建构事物形象。【注：廖志谋：《论我国对外地方形象树立的媒介传播策略》［D］，2008年，广西大学优秀硕士论文，第10页。】著名的“托马斯公理”告诉我们：如果人们将某种状态作为现实把握，那状态作为结果就是现实。【注：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人生活在拟态环境中，基本上把确认自己所处环境的工作委托给了大众媒介。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内容上倾向性如此明显，目的是给受众一种中国的社会充满了人权、宗教、民族矛盾，问题重重、不安定的感觉。可以说，《纽约时报》镜像下的内蒙古成为了“贫穷、落后、民族矛盾频发、灾难不断”的代名词。《纽约时报》忽视了内蒙古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忽视了内蒙古安定团结的主流政治局面，对内蒙古地区多民族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共处的生活现状极少提及，目的就是要长期熏陶西方受众，使其接受他们所设定的内蒙古形象，最终接受被他们扭曲的中国形象。

（二）《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误读的成因分析

1.意识形态差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使世界舆论一度对中国表现出积极的评价。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了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国的综合国力也迅速增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但在政治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一直处于一定程度的对立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中国自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中对西方霸权最具威胁的“敌人”和“潜在的对手”。这种情绪在主导世界传播格局的美国媒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快速发展的中国是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最为严重的障碍。【注：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因此，美国主流媒体成为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力军，它们极力在中国寻找贫困、落后、衰败的新闻来源，少数民族地区便成为了这场“妖魔化”阴谋的牺牲品和他们政治泛化的典型。《纽约时报》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旅游等领域的报道均带有浓浓的政治化色彩，很多报道贯穿着明显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纽约时报》所构建的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形象基本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方媒介形象——践踏人权、忽视民族自由、压制异见，经济虽有所增长却虚幻如泡沫，内部缺乏合法统治且正在煽动民族主义。这种长期的偏见式宣传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中美双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差异。

2.文化差异

由于地域、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背景。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对外传播，一经产生就会在实践中定格，养成了传播者和受众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思维模式。符合自身价值判断标准的信息就加以接受、传播，甚至放大；不符合的就不予接受、传播，甚至加以排斥。【注：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作为传播过程的两端，传受双方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文化规则为编码，解释和联系同一条信息或指向同一个文本。文化的差异主导着二者对于信息的选择、理解和评价。再加上不同语言文字造成的表达与理解上的差异，都是造成报道与事实产生距离，导致误读的原因。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报道中的民族矛盾问题和人权、民主问题出现歪曲事实的现象，内蒙古地区及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群体被妖魔化的主要原因都是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差异、传统习惯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族群思想的差异、人际关系看法的差异等方面，直接导致欧美人对中国民族地区文化的误解和不理解，进而造成了对其民族问题和民主制度认识上的误差，加之为了抑制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这些美国主流媒体便利用民族矛盾、人权等问题作为攻击中国政府的主要手段。

3.报道背后的西方传播价值观

与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不同，美国的新闻虽然鼓吹绝对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但是从其新闻选择的原则来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迎合受众的口味，考虑新闻在受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能为媒体带来多大的利润和影响力。因此，在报道中忽略事件的全过程及背景，忽略报道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就成为美国媒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某一事件有侧重的报道可能在读者或观众中形成并不准确和有失客观立场的判断，误导公众舆论。【注：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这样的新闻消费主义价值观体现在美国媒体对华的新闻报道上，就是必须要采写那些西方民众关心、感兴趣的事件，于是那些与“民主”、“自由”相冲突的“蒙汉矛盾”、“民族镇压”、“政治游行”等主题就成了报道重点。

除此之外，西方媒体崇尚自由，在西方传播学界看来，“新闻界必须是对政府的一个制约，是政府的一个批评者，或者是监察政府的看门狗，这种想法促成了过分活跃和好争斗的新闻业，它滋养了一个观念——即政府必须是邪恶的，政府的邪恶是其本质所固有的，因而必须被监控。”【注：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著，王纬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官方信息始终持怀疑态度，只在必要时才引用官方的新闻来源。因此，《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报道中更多地采访普通人民、“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任何能反映内蒙古变化的人。而这些报道也都侧重于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或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冲突性事件等。尤其在涉及民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报道的措辞往往苛刻而尖锐，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片面性。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不是选取探究何以成功的视角，而是以一种质疑的口吻，选取问题视角去反映任何发展带来的内部和外部的不良影响。

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已排名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各方面也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崛起过程代表着中国的腾飞，因此她的发展必然遭遇国际形象问题。美国媒体倾向于把“中国龙（Dragon）”妖魔化，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相对薄弱环节成为了美国媒体的“重点关照对象”。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上的文章都是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出发，以一种畸形的报道视角，将观察到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微小变化放大，进而批评中国国内政治的不民主和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把国内资源作为政治外交工具，夸大中国军力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或者对他国开展“经济外交”等。这些报道都是基于以美国利益和西方价值观念为评判标准的话语表达，其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中国形象的构建，使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知置于警惕、防范和忧虑的位置。

（三）进一步改善内蒙古国际媒介形象的措施

总体说来，尽量减少外媒在对内蒙古地区报道中的负面述评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终解决之道。我们同样应该努力减少外媒对内蒙古报道中的积极述评，把着力点落到外媒在报道内蒙古时全部进行事实陈述并恰当引用中国新闻媒体报道。

1.实施媒体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战略本身就是中国媒体的一项重要突破。面对欧美新闻机构垄断世界新闻界的现实，中国媒体走出去，发出站在中国国家立场上的声音，让世界听到中国的看法，对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首先应该借鉴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已有经验，进一步加大走出去力度。去到那些西方“主流声音”的传播阵地学习当地主流媒体的新闻理念和报道惯例，雇佣当地新闻采编人员，接受当地公司广告，完善商业化运作，积极融入落地地区的现实媒体环境，针对不同落地地区新闻报道的习惯改编其对自己报道。比较有效的手段有增加驻外记者站投入，争取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抢到第一时间的新闻，强化中国地方媒体的新闻话语权；发挥地方媒体的自主性，建设国外新闻报道网络，依靠自身实力参与国际性新闻的采编，一来可以增加中国媒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发声量，二来可以在各级地方媒体中形成良性竞争，提高新闻质量。

2.强化客观性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新闻传播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现实的新闻生产过程，并没有很好地做到遵从新闻客观性原则，也没有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纽约时报》的内蒙古报道样本中，凡是引用到地方主流媒体或中央级媒体稿件的，都会在媒体名称前加上“官方的”或“国营的”作为定语，使得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受到国外读者的质疑。尤其是在涉及民族问题的报道中，内蒙古的省级媒体大都过分使用正面倾向性明显的语句进行报道，有些事实干脆隐藏不报。这不仅不利于传达地方政府的立场，就连基本的澄清事实也无法做到。客观叙事能够拉近中国地方新闻与外媒记者的心理距离，比起在发布事实的同时急于表明官方立场，谴责民族分裂分子和外国政府，不辩自明的姿态更有利于塑造一个宽容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形象。

3.开放区内媒体的报道领域

从样本的数据分析来看，《纽约时报》对内蒙古的负面报道出现了外媒跟进，而国内、地区内媒体失声的情况。在西方媒体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下，为保证报道的形式平衡，在负面报道集中的领域，《纽约时报》仅能引述到异见人士的语言而引述不到地方主流媒体或地区官方的意见，使得报道呈现完全倒向不利于内蒙古形象的一面。而由于西方媒体和受众对于中国民族事务的好奇心无法阻挡，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进行澄清事实，放开区内媒体和国内媒体的报道领域，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旦那些容易引起外媒关注的敏感领域有新闻发生，在允许外国媒体自由报道的情况下，官方主动公布事实，国内新闻媒体快速跟进，对于平衡外国媒体的报道角度至关重要。

中国实力的发展不等同于中国威胁的增强，西方媒体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媒介形象的刻画有明显的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特色。因此，要改善内蒙古自治区的国际形象，不仅需要内蒙古地方政府更加努力地发展自身的经济，还需要地方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国际传播，为内蒙古正名，更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正名。“我们不完美，但我们在努力走向完美”——这才是具有说服力的地区国际形象。

我们要将一个真实、全面的内蒙古呈现在世界眼前，表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开放，也表现出中国欠发达地区暂时存在的问题以及内蒙古地方政府在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方面的努力，这是我们改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形象的基础目标。只有谋求中外媒体新闻报道内容和形式的协调，进而消除外媒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误解，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形象乃至国家形象才有一个质的改善，中国国家政策的推行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可。

（刘国慧，女，内蒙古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