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英语

本部分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相关影响因素基于在本书所构建的研究模型，其中英语熟练度、年龄、在美时间等变量代表个人的特性，拉美裔、非裔、亚裔、白人代表着各种族特性，父母的社会地位代表家庭背景。由于受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所限，将个人的初级、次级职业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结合，没有单独将其作为影响因子展开分析。

1.种族间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相关性之间的差异

从单因素分析看，各种族群体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从表4.4、表4.5、表4.6和表4.7的数据统计看出，各种族群体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相关性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少数族裔群体包括拉美裔、非裔、亚裔的相关系数分别高于非拉美裔、非非裔、非亚裔，表明少数种族群体要想在美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被衡量的方式。但是要注意的是，与非裔、亚裔相比，拉美裔的相关系数与非拉美裔相差不大，而前两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程度更高，说明非裔与亚裔更多地依赖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与少数族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差距最大，即白人在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方面远远低于其他族裔，也就是说，虽然受教育程度对白人提高其社会地位有着重要作用，但是教育因素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其他种族。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或许成为少数族裔实现向上流动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而对白色人种来说，受教育程度高低与个人社会地位虽然也高度相关，但不如少数族裔移民那样明显，种族间的差异仍然非常明显。

2.受教育程度与其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区域、性别、居美时间、英语水平、亚裔、非裔、白人、母亲的社会地位、父亲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而移民的年龄、拉美裔与教育程度呈负相关。

（1）性别因素。事实上对学习情况与性别关系之间的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得并不多。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卡尔·A.格兰特与克里斯汀·E.斯利特（Carl A.Grant&Christine E.Sleeter）对枟美国教育研究杂志枠（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枟哈佛教育评论枠（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枟教育研究评论枠（Review o f Educational Research）与枟师范学院记录枠（Teachers College Record）等杂志在1973—1983年的十年内发表的直接涉及种族、社会阶层、美国学校中的教育公平与性别等内容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发现，对性别的关注比对种族的关注要少很多，更多的文献是将性别作为社会阶层或种族因素的附属变量而非独立变量进行研究，而且有的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因素对任何种族的数学成绩没有任何影响。^[3]但是随着教育发展的进程，一些研究者发现，女生由于具有勤奋好学、认真、有耐心等特质，其学习成绩往往高于男生。由上述统计结果，性别因素对个人受教育程度最大，T值达到34.239，超过其他任何因素对教育水平的影响。

（2）英语熟练度。英语熟练度对教育的影响排名第二，T值达到32.981，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掌握英语的程度对个人获得成功教育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英语作为官方的教学语言；同时也表现在使用英语作为唯一考核语言方面。这对来自英语的移民来说是一种优势，但是对非英语国家的移民来说，要在学习学校语言的同时学习学术课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学术障碍。

（3）种族特性。除了非裔没有统计学意义外，亚裔、白人、拉美裔三个种族群体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差异性很大。同以前的研究一样，亚裔作为一种族群体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依然很高，其T值达到28.793，远远高于白人的水平；白人虽然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但是T值不高，才达到5.444，但仍然为正；而拉美裔则与受教育程度成高度负相关，T值达到－16.715，说明这一种族群体的整体教育水平仍然偏低。

（4）居住区域。移民所选择的居住区域也教育水平呈高度正相关，正如上述假设，移民目前的居住方式仍然呈现隔离的特点，这种隔离的特点对其教育水平的高低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美国现在从K-12年级实现义务教育，并标榜实行教育公平，但是居住于大都市郊区的移民，相对来说能够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先进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丰富的教学设备、安全的校园环境、优良的社区服务等等，这些因素无疑能够提高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当然，居住区域与移民的家庭背景也有密切关系，因此居住区域对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5）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因素既可包含父母的经济地位、政治等社会地位以及对子女进行教育的能力，也可以包含这种家庭氛围对子女知识、技能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影响其子女社会地位提升的程度。父母尤其母亲的职业水平、教育程度对其子女最终受教育程度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子女本身与母亲的关系更亲近，母亲综合素质的高低对其子女教育的影响更直接、更为深远；另一方面，从遗传学看，子女会更多地遗传母亲的智商，母亲综合素质高的其子女也会较高，从这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母亲的社会地位与其子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除此之外，家庭成员之间如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能会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6）居美时间与年龄。居美时间与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也就是说到达美国的时间越久，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来讲达到美国时间越久，对美国的社会、语言会更加熟悉和了解，接受教育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与之相对的是，是年龄因素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即年龄越大的移民受教育程度越低。

3.其他因素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分析

（1）英语熟练度。英语熟练程度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最高，T值高达27.627，对移民来讲，要融入美国生活、获得较高地位的职业，熟练掌握英语是必不可缺的手段，如果不考虑教育因素，英语熟练度将成为决定移民社会地位的升降的最重要因素。

（2）性别。性别对移民社会地位影响程度仅次于英语熟练度，其中女性与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其T值达到27.037。这与之前的研究有明显的差异，如麦肯锡2011年的报告称，目前，全球大型公司各层级的女性比例中，中层经理为37%，高层经理为28%，执行董事会成员中仅有14%。美国非营利性女性研究和咨询机构Catalyst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女性进入高层管理职位问题的研究，它早在2005年的调查就发现，女性担任公司高层职位的数量一度增长缓慢。特别是在2002—2005年三年中，这方面的进步甚至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女性高管人员数量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前些年。^[4]但是随着高资历女性越来越多，以及投资者要求董事会促使企业管理团队多元化压力的加剧，各家公司“正在聘用越来越多可能成为CEO的高潜力女性人才”，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其优势明显高于男性。

（3）居住区域。居住区域对移民社会地位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其R值达到19.020。如在贫民聚集区居住的族裔其恶劣的生存状况及发展机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社会地位较低。除了不同区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外，研究中也发现，可能由于集团威胁，在少数族裔聚居区的城镇和大都市中，歧视问题更为普遍。如麦考尔研究了1990年的数据发现，随着人数的增加，少数族裔的收入相对于白人来讲也呈下降的趋势，^[5]而移民多的城市的典型特征是移民者之间的工作类型层次明显很低，也就是说地理位置对移民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现象也扮演重要角色。

（4）种族因素。移民身份对他们在社会的成就和生活机遇有着重要影响，对他们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而移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呈现很大的差距。亚裔、白人与非裔、拉美裔之间形成鲜明对，前两者与社会地位的具有统计意义的正相关，后者则正好相反。最为明显的是亚裔这一移民群体，他们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明显高于其他三个族裔，其T值达到19.724，远高于白人T值的3.459。虽然根据昆西·托马斯·斯图尔特（Quincy Thomas Stewart）等人的研究，亚裔、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工资收入很明显地低于白人同辈群体，^[6]沃特（Waters）通过对1992年的分析发现，黑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其移民身份决定，种族特性对移民和美国当地人的社会交往和结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7]那些出生在美国的亚洲人和外国出生的亚洲人、亚裔和白人，其工资水平都是不一样的；^[8]但是从统计结果可部分验证了相关结论，即非裔、拉美裔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下，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亚裔作为“模范族裔”群体，却一直保持着向上流动的发展趋势，而白人虽仍然与社会地位具有相关性，但是优势已经不明显。

（5）家庭背景因素。如同家庭背景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家庭背景与个人社会地位也呈现积极的正相关，即家庭背景不仅影响个人受教育程度，同时对个人社会地位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其中，母亲的作用对个人的影响更大。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特点。首先，社会地位较高的父母通过本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向其子女提供优质教育，间接帮助其获得实现向上流动的手段、技能；同时，利用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财产继承、工作岗位推荐等方式直接帮助子女较容易获得较高的发展起点。

（6）年龄与居美时间。年龄与移民社会地位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的移民，其社会地位越低，或许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移民进入退休或退休状态，影响对其社会地位的统计；居美时间与移民的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移民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积累了更多教育资源、经济资本，逐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4.综合因素与社会地位的相关因素分析

在这里主要对比研究加上教育因素这一重要变量后，各自变量与社会地位相关性是否发生变化，通过对两个统计数据结果的对比发现：

（1）受教育程度。从表4.10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呈高度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T值达到107.588，远远高于其他因素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其他因素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几近微弱了。

（2）其他因素。加入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后，拉美裔与社会地位的相关性由正相关转变为无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自变量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影响了拉美裔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与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虽然有所降低，但是相关性基本没有改变。

5.存在不足

采用IPUMS数据库中的数据，一方面，由于样本太大，在统计过程中往往会忽略那些细微却有决定性影响的因子或结果；另一方面，美国各个州之间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距很大，采用这种大样本分析会削弱这种差异性，无法有针对性地发现各地区具体情况。

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因素很多，其中社会关系网络，个人的初级、次级职业，个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定位等都会对其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本部分无法考察、分析这些影响因子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在对自变量选择过程中会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与盲目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计结果。

所有样本都缺少对“质性”因素的分析，一方面，“质性”因素如个人的教育期望、主观能动性、价值取向对其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有影响，这些因变量有时候甚至会发挥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只能得出一部分相关统计的结果，而无法了解出现此结果而非彼结果的原因。

部分自变量之间本身存在高度相关，例如家庭背景与居住区域之间、居住时间、年龄等因素之间本身就会有所重叠，这种变量之间的重叠也会对统计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