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框架与政治生活现象之理解的外在根据

人总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的人们大多都是常人。反过来，可以说，正是常人构成了政治社会，或者说，政治社会就是一种常人社会。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关系和联系，常人置身于具体的政治生活情景之中，并面对着特殊的问题。而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之间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关联及其样态，常人置身于其中的具体政治生活情景及其面对的特殊问题，又总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常人社会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常人社会是历史性的，并具有历史性的差异。作为政治生活现象的常人的政治行为，就是生活于历史性的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对具体的政治生活情景及其问题的回应，因而，政治生活现象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并具有自己特殊的时空属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政治生活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就不能脱离常人社会的历史性以及常人面对的具体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的问题。

但是，历史性的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所面对的具体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的问题，却并不是解释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所可以把握的，对具体的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只能依赖于历史学的考察和研究，而对当下的具体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问题的把握和认识，也只能通过当下的经验感知和具体考察来实现。因而，虽然对具体的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问题的了解和把握，是我们理解和解释政治生活现象的前提，但是这种了解和把握却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和历史学性质的考察所提供的，所以，历史学研究是政治生活现象的政治哲学解释的前提。

不过，虽然作为政治生活现象的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对具体的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问题的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却要受到特定的政治社会的既定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换言之，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总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的既定制度框架的约束和规范之下，来对具体的政治生活情景及其特殊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种回应及其方式之间的差异之主要根源，也正是特定的政治社会的既定制度框架，制度框架不同，这种回应及其方式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而作为常人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差异，也主要表现为它们的既定制度框架的不同。所以，脱离了既定的制度框架及其差异，我们就无法理解和解释作为政治生活现象的人们的政治行为。同时，常人社会之中的人们相互之间也总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关系和联系，人们各自也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自己的角色、位置和身份，人们的政治行为也总是受到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各自的角色、位置和身份的影响和限制。当然，常人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各自所具有的角色、位置和身份是多种多样而又存在历史性的差异的，解释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也无能掌握这种历史性的多种多样的角色、位置和身份，对它的了解和把握也只能依赖于历史性的具体考察。不过，不同的政治社会所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差异，也主要是被相应的制度框架所规定的，制度框架不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也就相应地有所差异。因而，总体上看，理解和解释作为政治生活现象的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外在依据，主要就是制度框架。

“常人”概念是我们理解和解释政治生活现象的内在根据，相应的制度框架则是其外在依据。依据“常人”概念和相应的制度框架，我们大致也就可以理解和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现象。虽然都是常人社会，但不同的政治社会之中的政治生活现象却颇为不同；虽然大致说来都是常人，但置身于不同的政治社会之中的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方式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而这种作为政治生活现象的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方式之间的差异之主要根源，就是相应的制度框架的不同。比如说，在广义的东方世界之传统君主专制的政治生活之中，三宫六院或者样式有所区别的君主之多妻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生活现象，太监则是这种政治生活现象的伴生物；与此相联系，外戚和太监或者中官之干政也几乎是传统君主专制的政治生活之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在西方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君主与臣民都是一夫一妻制，但君主的一夫一妻制则以花样繁多的宫廷风流韵事和“拉链门事件”为补充形式。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世界，君主的离婚常常成为一种重大的政治事件，而在东方世界之传统君主专制的政治生活之中，与君主离婚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再比如，对臣民的言行的监视和告密是有些政治社会之中的政治生活现象之一，而在有些政治社会之中，监视和告密简直是不可思议和荒谬可笑的。在古典民主制的雅典城邦，苏格拉底由于被怀疑批判和腐蚀雅典城邦的宗教信仰而被处以死刑，但在现代的民主社会，其他人的宗教信仰则与我没有什么干系。所有诸如此类的政治生活现象及其差异产生之主要根源，就是相应的制度框架及其不同。虽然政治社会还是常人社会，生活于政治社会之中的人也还是常人，但是特定政治社会的既定制度框架及其差异，却使得诸如此类的政治生活现象及其区别成为可能。因而，当我们看到政治哲学家的以下类似论述的时候，也就觉得顺理成章了。比如，穆勒曾经写道：“好的专制政治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就依靠专制君主来说，不存在国家官吏的实际压迫，但人民的一切集体利益由政府代他们进行管理，有关集体利益的一切考虑由政府替他们去作，他们的思想形成于并同意于这种对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放弃。一切事听任政府，就像听任上帝一样，意味着对一切事毫不关心，并把它们的结果，如不合自己的意思，当作上天的惩罚加以接受。所以，除对思维本身有智力上的兴趣的少数好学的人以外，整个人民的才智和感情让位给物质的利益，并且当有了物质的利益时让位给私生活的娱乐和装饰。”^[1]

制度框架不仅是政治生活现象得以可能的外在根据，而且它也是政治思考和政治论说的具体形式及其差异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比如说，在“上篇”的第四章之第一节，我们讨论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现象，不同时代的中西政治思想家关于“治道”的构想之间，既存在着差异，也存在着相同或者类似之处。一般来说，不管是在现实还是在思想中，如果政治思想家们所预设的制度框架不同，则他们所构想和论证的“治道”也就相应地存在着差异，而如果他们预设的制度框架相同或者相似，则他们构想和论证的“治道”也就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在相同或者相似的制度框架的预设下，政治思想家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治道”，也大致都不外乎那么几种。所以，这种思想现象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相应的制度框架及其差异，我们也只有主要依据相应的制度框架及其差异，才能理解和解释这种思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