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规模分化的理论观点

8.1.1　城镇规模分化的理论观点

城镇规模通常是指城镇人口总数、城镇用地以及各项市政设施的范围。由于城镇用地和市政设施的范围常随人口数量而变化，因而通常以城镇人口总数来表示城镇规模。这里的城镇人口一般是指已建成的市区集中部分的人口，或市区和郊区(不包括市辖县)的非农业人口。如何确定城镇的合理规模一直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城镇合理规模的界定是与其效益密切相关的，因而城镇合理规模理论其实就是城镇规模与效益关系理论。城镇规模与效益关系的理论源于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和最佳规模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与效益的命题来自于经济领域。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又称“规模利益”(Scale Merit)。规模指的是生产的批量，具体有2种情况，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不变，即生产能力不变情况下的生产批量变化，另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即生产能力变化时的生产批量变化。规模经济概念中的规模指的是后者，即伴随着生产能力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量的扩大，而经济则含有节省、效益、好处的意思。按照权威性的著作包括《拉夫经济学辞典》的解释，规模经济指的是给定技术的条件下，对于某一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或上升的话，我们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具体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从这种意义上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便是规模曲线，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就是“最小最佳规模”(Mininum Optimal Scale)。按照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力诸因素只有保持必要的聚集程度和平衡的数量配比，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机械化和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通常的情况是规模愈大，单位产品就愈低，经济效益愈高，即获得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城市的规模效益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

将该理论引入城市学中，假设把城市整体视为一个总的生产单位，如同一个企业，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城市规模确定其平均成本曲线和平均产出曲线。由于聚集效益的作用，城市总产出会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所以人均产出(从而人均总收入)也会增加。

城市的集聚效益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大城市占地少、集聚效益高。从我国1994年城市用地按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业产值分析，中等城市为小城市的72倍，大城市是中等城市的1.6倍，特大城市又是大城市的6.4倍。很明显，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规模效益相比差距巨大。但是这种城市规模效益理论，忽视了行政等级下的城市管理体制对新兴的有活力的小城镇的剥夺，以至于人们经常疑问，为什么乡镇企业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农村面貌的改善远不如作为国有企业载体的中等城市。

2)最佳规模理论

最佳规模理论是由罗宾逊(E.A.G.Robinson)在1931年出版的《竞争产业的结构》中提出的。他认为企业的大规模经济利益会被管理费用的增加及管理效率的降低所抵消。罗宾逊所说的最佳规模是指企业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长期平均费用最低的规模，也是指利润率、利润额、附加价值额、人均附加价值生产率等为最高的规模。这样的规模未必是大规模。中小企业只要规模适度就能够存在和发展。同样，经济学中的最佳规模理论运用到城镇科学中来，形成了城市(镇)合理规模理论。

城镇发展规模是城镇规划和建设的重要经济依据之一。它影响到城镇合理分布和总体布局，以及郊区范围、交通组织和各项建设定额指标，也关系到城镇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城镇建设的综合效果和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城镇最佳规模成为城市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问题。

金相郁在对最佳城市规模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曾经对最佳城市规模的基础理论——以成本为主的最小成本理论和以效益为主的聚集经济理论，进行过综合述评，为其实证研究提供理论背景。

最小成本理论是最早的最佳城市规模理论之一，它认为最佳城市规模(人口规模)是人均成本的函数，其成本包括城市服务设施的投资成本与城市运用成本等，如下水道。一般而言，城市规模与人均成本之间呈现U字形关系。虽然最小成本理论是较早提出来的，并且可以做实证研究，但是它有一些缺点，不同的成本口径、分析期间、分析对象、分析方法将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且最小成本理论不考虑城市规模效应，效益也是城市规模的函数。理查德森(H.W.Richardson)对最小成本理论的批判概括为:①最佳城市规模并不单纯是公共成本的函数;②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接近度、保健、犯罪和安全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重要，而这些因素取决于社会偏好函数，但是实际上难以求解;③最佳城市规模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理查德森指出最小临界规模(Minimum Threshold Size)或城市规模的范围概念。虽然最小成本理论具有一些缺陷，但是它的可操作性使它有不少的实证研究。

城市聚集经济理论明确表明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率的关系，就是最佳城市规模问题。当城市规模处在临界规模的左边，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聚集经济创造出正的外部效应;但是，当城市规模经过临界规模并处在右边的时候，城市规模的扩大必然造成负的外部效应。因而，城市聚集经济效应是衡量最佳城市规模的理论依据，城市聚集经济理论的难处是如何界定城市聚集经济。如果把城市的人均所得当作城市聚集经济的最终表现，不少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均所得呈现正的相关关系，并且，城市规模越大，其聚集经济效应也越高。罗福全和卡马·沙列(Kamal Salih)指出城市规模和城市机能效率间的关系。随着城市机能的变化，最佳城市规模也变化。饶会林、丛屹等从社会成本与收益对比的角度，也探讨了城市合理规模问题。他们认为，城市合理规模理论首先应从城市宏观层次上进行成本收益的对比。这里的成本是社会成本概念，除了包括所有企业成本和公共支出之外，还包括环境和社会损失的评价和计量在内。与此相对应，收益的概念是社会收益概念，即经济、环境和社会3方面的综合。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发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和合理的城市规模，城市的规模与分层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和交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