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的理论观点

（一）应对的特质理论

这种特质理论观点（trait‐oriented approach）认为个体广泛而稳定的人格特质决定其应对方式，每个个体都处于和应对有关的几种人格维度上，如内向—外向（Eysenck，1947）、面对—逃避（Coelho et al，1974）、抑制—敏感（Byrne，1964）。因此，不同个体的应对方式由于人格特质而具有个体差异，不同情境下同一个体的应对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该理论过分强调人格特质对应对方式的影响，而忽视了具体应激情境对应对方式的影响（Antonovsky，1979；叶一舵，申艳娥，2002）。早期的研究强调个体的应对方式中带有个性倾向性、相对稳定和习惯化了的特质性的东西，认为可以通过可测量的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来预测个体的应对方式和行为（叶一舵，申艳娥，2002）。许多实证研究从A型人格的研究，大五人格出发来探讨应对的相关研究（Carve&Scheier，1989）。大量研究表明，外倾性、神经质及认真性与应对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是压力和应对的重要预测者。例如，Watson和Hubbard（1996）使用五人格因素问卷与问题解决问卷（SPI）施测于375名大学生。结果表明，五个人格因素与SPI的所有因素都相关，当使用大五人格因素来预测SPI的分数时，它们共解释了SPI 55%的应对行为，而外倾性、神经质和认真性就解释了49%（张野，2006）。Vollrath和Torgersen再次确认了八种人格类型，并对其进行了命名（见表1.5）。他们认为，当把不同人格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时，将更有利于揭示人格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产生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Vollrath &Torgersen，2002；张野，2006）。

表1.5　八种人格类型

引自Vollrath，M.&Torgersen，S.W ho takes health risks？A probe into eight personality type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2，（6）：1185－1197；张野　，从因素到类型　：西方人格与应对关系研究的趋势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6，30（5）：38－41。

国内大量研究关注了人格特质与应对之间的关系，但相关研究只是分别来自不同的样本：大学生（高兴翔等，2006）；刑事警察（袁萍等，2006）；患者（王云等，2004）；军人（刘晓辉，崔淑芳，2004）；失业者（张淑华等，2005）；护士（赵然，方晓义，2005）；教师（申继亮等，2002）；天主教徒（李强等，2004）；戒毒者（杨玲，崔诣晨，2003）。

尽管已有研究从单一人格特质发展到三因素、五维人格以及至多维人格特质来探讨人格与应对以及压力的关系；但是只从人格来探讨应对机制仍旧遭到严厉的批判；总结来看，人格特质论虽有局限性，运用人格变量来探讨应对仍旧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但需要把人格变量与其他环境要素结合起来探讨应对过程，特质论较好的解释了应对方式选择的内在自我动因，过程论在预见、评价、调整和控制应对方式上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两种理论有机结合，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是应对研究的正确思路（杨昭宁，1999）；本书作者支持这一观点，而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都有欠缺。因此，本书试图在此做一些突破。

（二）应对的过程理论

应对的场合模式与自我心理学模式相对，它将个体的应对视为纯粹的意识活动，认为应对过程是一个多变的、动态的过程。此过程始于对应激情境的认知评价，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个体与应激情境的关系由于个体的活动而不断被改变，继而导致个体对应激源性质的重新评价，并对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y）做出调整。基于此模式的研究取向被称之为过程取向或情境取向（process ori‐ented approach），强调应对是个体用来处理内外部要求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思考和行动，强调研究应对过程：重视研究应激情境中的心理威胁特点对应对的影响及不同应激情境下　，个体应对方式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叶一舵，申艳娥，2002）。Lazarus的交互作用模型（Lazarus&Folkman，1984）（如图1.3）认为个体变量（观念、目标、价值观、承诺）与环境变量（需求、限制、资源）的交互作用是通过一个认知过程（初级评价）来完成的。如果环境被评价为提取或者加速个体的耗费资源，并危及他／她的幸福感或健康，应对就会被激发出来。应对包括决定做什么（次级评价）以及之后试图改变烦乱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问题的应对方式）和／或调节情绪痛苦（基于情绪的应对方式）。这种情景被重新评价，而且这个过程是连续性的。如果面对者成功的解决掉问题，应对就会停止并且会积极的影响结果。否则，负面的影响和生理干扰就会坚持，最后破坏了适应性的结果（心理幸福感，身体健康，社会化功能）。Lazarus和Folkman （1984）也强调评价与应对是发生在不同的多个维度之间，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压力面对者在一个维度决定了另一个维度的冲突的程度上的解决方式。

图1.3　应对过程模型（Lazarus&Folkman，1984）

关于应对过程理论（coping process theory）的探讨更多集中在对Lazarus 与Folkman（1984）提出的理论框架，某些研究者倾向于探讨初级评价与情绪之间的联系（Smith&Lazarus，1993），另一些研究者关注次级评价与应对之间的关系（Lazarus，1991），还有一些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把情绪变量加入模型中，探讨评价、情绪与应对之间的关系（Lowe&Bennett，2003）。Lowe和Bennett（2003）的研究验证了护士样本中评价－应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注Smith和Lazarus提出的评价要素。结果发现基于问题的应对素质的评价同改变情景的策略积极相关（直接行动或者计划），或者同逃避性策略有负相关（行为退缩）。相似的，乐观的基于情绪的应对素质的评价同基于情绪的策略相关（积极的重组和接受）。此外，回归结果表明评价要素与情绪应对相关。而情绪与应对要素的评价无关。情绪驱动了应对努力，因此对于交换理论提供了更大的贡献：一方面，关于评价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情绪评价模型（Frijda，1986；Lazarus，1991，1999；Roseman，Spindel&Jose，1990）提出情绪是由一个事件对高评价目标的影响引起的。Smith和Lazarus（1993）评估出与动机相关的评价和与动机一致的评价。这两个评价识别出了情景的本质：比如，负性情景的特征是基于动机相关的评价与基于动机一致的评价。次级评价评价了应对策略和结果，而且包括责任性（谁应当对情景承担责任），未来期望（改变的可能性），基于问题解决的应对素质（影响情景的选择策略），基于情绪的应对素质（从情绪上能够适应情景的能力）。次级评价整合了初级评价来决定唤醒的情绪（Griner& Smith，2000）。比如，愤怒的特征是他责，遗憾的特征是自责，焦虑的特征是基于情绪的应对素质的悲观／不确定性。Smith和Lazarus（1993）的研究发现了评价与应对之间有更强的联系。另一方面，评价与应对之间的关系。应对是由情绪激发的，但也受到评价的影响（Lazarus，1991）。根据Lazarus的研究，次级评价包括，至少在一部分上包括，一种应对策略的评价以及因此会对个体采纳的应对策略类型的影响。评价可以通过把注意力指向某些环境特征或机会以及内在特征（比如自我效能感）而影响应对策略。

总结来说，由于评价可以影响情绪反应和应对反应，因此，评价在调节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关系变量。之前的评价－应对研究倾向于把评价作为与某些不相关的情绪或者情绪测量的评估指标（伤害／损失，威胁，挑战），或者作为评价指标（Lazarus&Folkman，1987）。但是个性变量加入到过程模型中进行探讨比较少。尽管应对理论模型仍旧是一个经典模型，但是这个过程理论仍旧需要加入个性特质变量，探讨其中的缓冲效应，才会更加完善，才会增加模型的生态效度。

（三）应对的情景理论

强调情境因素在个体应对方式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应对是对特定情境的反应：注重不同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研究。Compas等（1988）的研究表明，在一段时间内，面对相同应激源时，个体之间表现出相似的应对模式。与人格功能理论相反，它忽视了人格特质、个体差异对应对的重要作用，不能说明同一应激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差异，也不能说明在不同时间，同一个体、同一应激情境下应对方式的差异。此外，也不能对客观情境的应激与主观体验到的情境的应激做出区分。因此，对应对缺乏一定的解释效力（叶一舵，申艳娥，2002；张怡玲，甘怡群，2004）。这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个体处于不可控制的情境中，体验到无助感，在付出努力上就会变得被动，最终导致士气不佳和抑郁（Folkman，1986）。这一思路的研究者评价个体如何应对情境，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些情境的心理威胁特点。生活事件研究以及应激职业研究便是典范（俞磊，1994）。

大多数关于压力生活事件的理论模型（Janoff‐Bulman，1992；Tedeschi& Calhoun，1995）都强调图式重构的过程，创伤事件产生了同个体高阶图式有差异的信息（比如关于个体的弱点）。这种信息被认为会破坏稳定的观念，导致对这些观念的重组或者重构。几个同压力相关的图式变化都已经不断发展，但是预测变量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比如，Janoff‐Bulman（1992）承认从本质上，个体会拥有对世界和他人，公平，结果的控制以及自我价值具有善行的观念。她认为压力事件导致的不一致信息会破坏已有的图式，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知识结构被重构，会把事件产生的信息整合到不规则信息中。图式重构过程也是一个与压力相关的成长模型的核心假设（Schaefer&Moos，1992；Tedeschi &Calhoun，1995）。这些模型认为现有图式的积极改变也是压力事件产生的一个结果。尤其是，来自成功的对创伤的管理被整合到破坏的图式中，导致的结果就是具有更大的信心和控制感。根据Tedeschi和Calhoun（1996）的观点，这些图式中的积极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与压力相关的成长，要求一个更剧烈的压力源的产生。

Collins等（1990）的框架整合了这些竞争模型的积极预测和消极预测。他们认为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具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尤其是负性信息的整合，比如弱点，把这些负性信息整合到现有的图式中。间接的影响是通过受害人对事件的反应产生的，而且能够导致荒谬的积极结果，尤其是对积极信息的整合，比如个体优点的识别和认同。Collins等（1990）认为个体从事积极的应对越多，对事件的正性解释越多，图式改变越有可能按照积极的方向发展。相关的理论变量包括压力源的评价，应对以及与压力相关的压力成长（Armeli，Gunthert，Cohen，2001）。

（四）理论总结与重构

以上从特质理论、过程理论以及情境理论三个角度对应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及进展做了梳理。由此我们发现：①特质理论关注人格特质对应对方式的影响，通过可测量的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来预测个体的应对方式和行为。②过程理论关注应激情境中的心理威胁特点对应对的影响及不同应激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特点和影响因素。重要的核心要素是认知评价、应对以及情绪及其结果。通过这些核心要素形成一个过程。③情境理论更加关注不同情境下个体应对方式的研究，面对不同的压力事件，个体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应对压力过程中的成长是个体更为关注的内容。

图1.4　应对过程理论视角的扩展模型

由于彼此视角不同，三者并不存在绝对的相互否定，而是不断演进，相互融合。笔者试图基于应对过程论（process oriented approach），将这个理论扩展成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如图1.4）。这个框架把压力的情境事件（压力源）、认知评价、应对、个性特征及其结果（倦怠）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从压力源到结果变量（倦怠）之间的过程模型。值得指出的是，以往的应对策略主要分为两大类：基于问题解决的应对策略和基于情绪的应对策略。近些年的观点指出应对策略是多维的，但是划分的维度标准纷繁众多，因此，笔者针对应对策略进行细腻的探讨，以丰富这一过程理论模型。

此外，过程论的不足，缺少把人的个性特征与环境压力源以及过程论中的认知评价和应对结合在一起，进行更深入的应对过程分析。因此，加入个性特征会使得这一模型更具生态效度，采用企业家样本进行探讨更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