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生态家园

“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生态家园_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总序——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论:“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生态家园

总序——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论^[1]:“人与自然和谐为本”^[2]的生态家园

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曾说过，“空间是个时间的切面”。^[3]城市是空间要素的整合体，城市的任何发展无不是对空间关系的整合。城市空间整合的优劣与否，取决于社会整体空间理念的选择与整合能力，而这种选择与整合是社会群体主观价值的实践过程，社会精英群体在实现这一目标时的科学性选择行为、选择能力和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性、能动性及人文精神的指向性，决定了城市空间整合的优质性。因此，也可说城市空间形态在表现地域性的同时，更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学价值观。在芒福德的眼中，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那种质量……是充满生气的城市”，是人类城市空间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类型；^[4]传统的棋盘型城市格局加之九脊歇山的建筑形态、四合院的空间组合加上天人合一的庭院式园林，构成一幅完整的中华文化城市形态的结构空间，具有强烈的识别性、民族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属性；以几何图形为特质的建筑、廊柱文化的运用、宗教建筑空间与向往天国的城市轮廓，构建了西方传统城市空间的体系和样态。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城市形态和空间组合，这种城市形态和城市空间组合，展示着包括国家政治、价值取向、民族传统、时代主张等各要素在内，形成了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城市体系。但是，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性城市”、“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正在席卷世界各地的城市，城市形态和空间组合正在趋同化，上海与纽约的空间样态正在相似，深圳与西方世界的城市正在雷同。北京、南京、西安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正在以现代化整合关系，表现着同一的文化样态，这种发展潮流正如一把双刃剑，既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和进步，同时，也表现为民族性、地方性和多样化的城市形态正在丧失。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城市全球化的挑战，欧洲和日本在保护本土化城市形态方面，曾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日本奈良和京都的城市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参照系。因此，在当代中国城市高速变迁的过程中，提出中国城市形成的本土化主张，既是保护城市形态的民族特色需要，也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有效保护民族性的城市形态和“城市文化资本”^[5]，进而构建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力的需要。

一、城市历史感知与文化价值——城市形态本土化的丧失与挑战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展开，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正朝着工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走近，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论证，说明着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社会变迁与解体过程。^[6]

蓦然回首，人类城市的文明已经走过了八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一直在试图理解人类自己创造的城市，300万年的人类史，95%以上的时间里是在没有城市的条件下度过的，人类为什么要走进城市？这仅仅是一种生活样态，还是人类原始本能的再现？当传统农业提供了人类定居的可能后，城市生活就以自己的特有方式与传统的乡村割裂开来。但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城市是自然属性的附庸，城墙围起来的空间，仍然是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工业化伴随城市化创造了规模性生产，并衍生出新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时，城市成为人类社会的加速器，并以“第二自然”要素组成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隔离着人与自然的接触和融合；当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的结构性增长时，城市则成为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当现代技术创造了汽车生活、网络社区、虚拟社区，推动着发达城市正在走进后工业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孕育着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社会——新的群体、新的职业、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观念成为现代城市社会变迁的成果时，城市正在以全新的面貌殊途同归，其民族性、地域性的城市形态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正以同质化的方式发展着。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城乡之间便筑起了一道鸿沟，中国古代有“都鄙”、“国野”和“城郊”之分，城乡差别成为人类社会存留至今的最生动的社会场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路途上，存续着历史上最长久的人口流动场域和最伟大的社会舞台。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城乡差别史，更是一部从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历史，时至当今，也是人类社会最壮观、最悲怆、最富情感的历史展示之一。

城市是文化的摇篮，是人类文化的容器，^[7]是社会财富的集中地，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创新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创造人类文化的奇迹，城市成为历史的主角——雅典创造了最为多彩的城市诗篇。庞贝城告诉我们罗马人自己构建了值得传承的城市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那凝固的城市街区空间与生活样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整体雕塑”，是人类城市文明长河中的一颗明珠。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千百座城市演绎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历史画卷，创造出华夏文明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那一个个历史片断、一幕幕历史场景、一座座古老的城垣似繁星点点，给人类文化的长河以伟大、以深邃、以隽永……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城市形态与文明，秉承这一伟大的财富，成为城市空间永恒的记忆和情愫。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畅想法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勾勒出传统农业社会与传统农民的消亡，为现代城市社会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式。没有农民的城市社会正在中国发生，同时，城市形态的民族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城市景观文化的西方化，城市文化符号的西方化，城市空间——广场和街区等等超大尺度开发，城市建筑文化民族性符号的缺失与丧失，城市传统街坊格局的消失，城市色彩传统文化特质的变异，城市空间轮廓的整体性“失语”以及城市地名的西方化等。中国正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城市似乎成为“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中国城市的个性文化和文化个性及“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因此，这个时代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构建，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整体记忆的再现和重新思考。

城市的世界性和国际性，虽是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是，世界性和国际化又不能等于城市形态的整体西方化。我们提倡中国城市的世界性和国际性，应该是城市空间形态认知不能一边倒，抑或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既应该有世界性、国际化的一面，更应该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的一面；越是具有本土化的民族优秀性，才会越具有国际性这一前提，这才是世界城市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每座城市应该根据其历史、文化特点、所处区位，构建独具魅力的城市形态，从中保留并创造性地开发具有时代特征的本土化城市形态。

城市全球化给我们以新的视点，城市正在出现结构性变迁，再城市化正改变着我们以往城市的认识观。新的技术发展让我们有了认识城市的新的工具，目前的中国城市化正对中国传统优秀的本土化城市形态形成全面革杀之势，中国的本土化城市形态正面临全面挑战:

一是在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中，中国“城市本土化形态”构建的挑战。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2%，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城市化20年翻一番的经验，中国在未来的十几年间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前夜，面对未来十几年4～6亿农业人口进城的巨大历史变迁，中国的城市空间如何创造性地保持本土化形态特色？应不应该创造既有时代特征，又能创造性地构建民族化本土化的城市形态符号？显然，中国在总体战略与城市文化构建方面，缺乏政策主张和战略模式，包括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领域缺乏作为。城市如何保持中华民族本土的“根文化”已经迫在眉睫，若掌握不好，则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本土化城市形态文化可能被铲除，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村镇文化也没有了自己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这会影响到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保持本土性城市形态文化是构建国家与民族意义上的整体文化和强化民族凝聚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一层面，中国式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创新是关键。

二是城市形态文化生长机理、特质认知及方法论的大挑战。城市形态作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结晶形式之一，其发展过程是有其必然性的增长机理和特定的文化功能的。城市形态从原生类型到次生类型形态的发展，既有显性的政治功能，又有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文化凝聚与创新功能，如:（1）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民族心理文化归宿感的构建功能；（2）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民族文化自我内视与认知功能；（3）城市形态本土化的符号化识别与文化财富积累功能；（4）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再造功能；（5）城市形态本土化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6）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文化与经济“循环累积因果功能”；（7）城市形态本土化的“集体记忆功能”；（8）城市形态本土化的“城市文化的文化资本性转化功能”；（9）城市形态本土化国际差异化的发展功能；（10）城市形态本土化的世界性文化功能等。越具有本土性的优秀民族性，就越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国城市的本土化城市形态，也是创造中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中国城市形态规划建设管理理念与决策方式的挑战。城市规划本身不应该仅仅是物化的规划，它也应该是一个城市文化与文脉的延伸和创造。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管理，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出现城市形态本土化样态的丧失与变异。因此，城市管理包括规划管理，应该在国家利益与民族文化利益基础上，严格构建法律程序和科学决策程序，在城市的中长期规划的政策基础上，构建与国家远期利益相一致的城市控制规划和规划理念。不应该一味追求“洋规划”和“洋人规划”，而是要创造自己的理念和主张，这对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规划与研究者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如何创造中国城市形态的“雅典宪章”^[8]、创造中国本土性新的城市建设主张、创造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与城市发展理论，应该是一个全面的挑战。

四是民族性、本土性城市形态理论体系构建的挑战。城市应该是民族文化与知识的积累地和创新地，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符合中国本土性城市形态规划的系统理论说明，也没有与本土性文化相适应的城市形成规划主张与规范。几乎相关的理论认知，包括空间、尺度、符号说明等都多以引用西方学者为荣，完整地构建城市本土化的城市形态理论，应该提到城市规划管理与日程上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学里几乎没有城市管理学科的专门培养人才。当代中国有663座城市，未来15年可能要达到1 500座城市，城市发展中的一切变化，都需要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与之相适应，需要新的城市知识武装城市管理者，这也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认知。

集而言之，在世界性的城市变迁中，给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创造了机会和挑战，而中国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变迁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变迁，既表现为速度快，更表现为急功近利的变迁模式。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在学术界和政府决策界都没有提出城市形态的本土化主张、政策与理论，这有可能成为整体性历史遗憾。因此，在新的世界性城市发展大潮中，“新都市主义”、“后都市主义”、“城市空间价值性与商品性”等都是在新时代发展下表现的城市基本特质和发展事态，中华民族应该把握这一次世界城市变革的机会，创造本土性的城市形态，真正使中国的城市形态具有世界性文化意义。

只有正确认识城市形态的本土化意义，同时进一步认识城市形态的功能、特质和生长机理，才能够充分理解城市，并驾驭城市的规律，使城市真正成为创造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

二、城市文脉与城市记忆——城市形态文化本土化的断裂与纠谬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曾经是多少人孩提时代的城市感知与记忆，也曾经成为多少人心中的情愫。这种感知既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集体记忆，更是中国城市形态特有的空间文化特质。由建筑组成的城市空间形式，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文化精华再现。美国设计学者埃德蒙·N.培根说:埃及的金字塔作为“一种支配性体量形式完美表现而存在”。“中国建筑恰恰相反，是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状态而不是支配自然的有力的表现。屋顶的凹形表现人的恭谦，表现建筑对于宇宙空间的接受，这些屋顶优雅地接受宇宙空间，并成为庭院建筑构图中的核心。”^[9]一个值得认同的“城市记忆”，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记忆。而在现实的城市发展中，很多“城市记忆”物化为现存的城市景观，成为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历史地段”。正如故宫、天坛对于北京，西湖、灵隐寺对于杭州，外滩、豫园对于上海，中山陵、夫子庙对于南京，瘦西湖和“烟花三月”的概念对于扬州一样，城市的形态创造的历史积淀，既是城市本身的记忆，也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并赋予城市以个性化的鲜活生命力。“用象征性符号储存事物的方法发展之后，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自然就极大地增强了:它不仅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区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机构、制度，它保存和留传文化的数量还超过了一个个人靠脑记口传所能担负的数量。这种为着在时间或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储存作用，便是城市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之一……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著名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讲得很对，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10]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留下片片记忆，而这城市记忆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如巴黎的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北京的长城、前门，西安的大小雁塔等。这些“城市记忆”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构建了城市形态本土性空间关系，并规范着城市空间后续历史发展过程，这既是城市所属的财富，也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并以城市文化符号形式和“城市文化资本”形式存在与发展着。

正是因为城市形态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结构，其时间的结晶意义就值得认真分析了。在目前的中国，传统意义上城市形态空间格局已经丧失殆尽。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街区传统性功能与文化的丧失。传统街区是城市形态空间结构的表现，中国式本土化城市街区与人的尺度相和谐，传统街区的符号传达着某种意义上的人体文化感知，正是这种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传统街区往往是孩提时代的记忆，是可以“踢毽子”、“跳皮筋”、“过家家”居住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居住者室内生活的延伸，是居室空间生活的一部分。街区是可游、可玩、可观、可娱、可学习的场域。当代城市街区的主人是汽车，而这一点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同一性——城市整体风格雷同，在中国我们能够感觉到农业社会在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城市景观变迁，其共性是:高楼、高架桥、过宽的马路、汽车流、金属装饰、豪华的大型商业设施、相似的建筑风格及风格一致的装饰……上海的高架桥虽然给我们以现代化大都市的感觉，同时，也给了我们“城市水泥森林”的悲哀，这正是我们在寻找“城市记忆”的原因。

二是“历史地段”与历史“景观文化丛”的丧失。城市改造的速度加快，城市景观丛的连续性正在被切割，形成典型的城市历史空间形成的“文化断裂”，“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集。”^[11]新的景观取代了旧的景观体系，整体街区的历史感已经没有，而且在多数城市中已经丧失。天津是一个近代老城，驱车找遍整个城市，除剩下的洋房区外，传统的历史街区已经无法寻踪。仅随机举例，如辽宁铁岭市、安徽芜湖市、河北唐山市等传统的老商业街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传统的口碑记忆都没有得到传承。如仅从城市“历史地段（Historic District/Historic Site）”这一概念来分析，在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有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必须有其特有“历史地段”，在城市形态的构建中必须把城市的空间结构分化出“城市文化资本”的“灵魂”空间——“历史地段”。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段”是本土化城市形态空间的历史与现实结合、物质与人文精神文化结合的核心性存在意义。“历史地段”及相关的“景观文化丛”是城市历史的特色、特质和景观意象的文化因质，是城市价值与城市人的心理归宿要素，是“城市记忆”的物化形态，离开这个“历史地段”，城市特定的历史形态与文化属性就没有了。亦如“故宫是北京的一个文化与价值符号，北京的主要文化与价值符号是故宫”一样，这种特殊“历史地段”是城市的“别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代表城市形成文化意义上是可逆概念认知模式。有价值的“历史地段”是重要的“城市文化资本”。“历史地段”包括自然景观区、传统建筑群、老街道、具有景观意义的街区、历史风貌区、政治景观与宗教文化景观等。美国在城市建设中，很注意“历史地段”意义的运用，在《美国历史地点注册法》中规定:“历史地段的意义是指一个有地域性界限的范围——城市的或乡村的，大的或小的——由历史事件或规划建设中的美学价值联结起来的敷地、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实体，其意义上有凝聚性、关联性或延续性。”“城市文化资本”的“顽固性”，“城市记忆”越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城市文化资本”越“增值”；越具有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城市文化资本”，就越具有资本再积累的功能与价值。

三是城市地名的变异与非本土化倾向。上海作为一个近代租界城市，其地名洋化泛滥可以理解，并可以尽可能张扬表现其海派文化个性。可是走遍当代中国城市，可以看到地名西方化充斥所有大中小城市之中，仅以南京与扬州等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为例，用西方城市地名命名的住宅区有:威尼斯、巴黎春天、伦敦城、罗马城、米兰城、莱茵东郡、托乐嘉、马斯兰德、奥斯博恩、欧洲街区等。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城市具有国际性，可是地名都成了西方的名称，如果到处泛滥其意味是可想而知的。城市地名非民族化，这虽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这种文化倾向具有城市的整体性和广泛性，而且大有蔓延之势，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转移”，其本身所反映的城市形态空间的西方化，更说明着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力的丧失。^[12]

四是城市形态空间与场域记忆的丧失。城市形态空间是城市记忆的主要客体，城市的记忆表现为整体记忆，这个记忆是城市的资本，同时是城市人自我文化认同的平台与基础。当代中国城市的记忆丧失，主要表现在城市形态空间与物化文化符号的丧失，也是本书主要强调的本土化场域空间形态符号的整体失去的意义。如城市传统文化活动与经营空间的丧失，这种传统文化活动与经营空间记忆丧失也是整体性的，如有些城市中大排档、前店后场的经营形式使街角文化等已经不复存在；城市符号如“城市家具”的表现形式；城市细节符号，如各个街区的门、楼盘小区的门、窗户、屋顶、屋檐、栏杆、墙景等，在传统中优秀的符号不仅很少获得利用，而且多已经被“另类”化符号取代。从人类城市的社会背景意义上分析，城市景观中的各个部分，必然组合成一个相关的价值链和文化模式，犹如一个场域或舞台。正如哈布瓦赫指出的，“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概念”^[13]。“城市记忆”可以被视为是具有可读性的（Legible），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着的“总意象”（Capsule Image），如广州是“花都”，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苏州是“东方威尼斯”，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个人的记忆，同时还是城市个性的要素特征。这种“共性感知”通过一个共性认同的语言的总结，把一个城市最有代表性、最为主要的特色意象表现出来，最终形成城市的“集体记忆”，然而这些记忆的丧失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感知。我希望能够用哈布瓦赫的评议说明这种意义:“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群体的支持。”

五是建筑与居住空间文化的历史断裂。“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建筑形式是体量与空间的力的相互作用在哲学上的一种表现。这种相互作用反过来又反映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以体量和空间确立的明晰性与活力，决定任何文化发展时期建筑作品卓越程度”。^[14]中国城市传统空间的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其“体量与空间确立的明晰性与活力”，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文化认同，北京的四合院、徽派建筑风格、江南传统园林和具有人情味的街区小道，那种情景已经被“高楼群落”所取代，这不仅使居住空间异化形成历史断裂，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居住空间没有了自己的本土性文化，没有了本土性时代空间特色。仅就过宽的马路而言，步履蹒跚的老人在过80米宽的马路时，面对呼啸而过的汽车，这种场景告诉我们的是:人作为城市主人的地位的整体丧失和悲哀。

由城市建筑组成的城市形成空间，其“节点性文化”的丧失更为严重。城市作为建筑空间的组合，没有新构建的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本土性标志性空间关系。眺望巴黎，400年、600年甚至800年以上单体建筑和建筑群，可以在城市里生存并成为城市文化资本。澳大利亚100年以上的建筑被作为保护对象而使城市形成显得丰富多彩。中国的城市如北京、苏州、南京、西安、郑州、洛阳、杭州、扬州、常州等相当多的城市，多号称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是传统记忆中的单体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建筑群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未能构建现代性本土化的建筑空间组合和本土化标志性建筑，西方的建筑空间成为当代中国城市标志性建筑形成的主体。特征的文献记载中的城市重要景观，有的被新的楼盘取代，有的被新的工厂取代，有的被新的商业取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城市历史中的重要文化，并能够表现城市空间特点的空间，相当多的已经很难再生。“侵入与接替”的城市生态，正在吞噬有价值的可再被利用的历史空间。

或许我们要问，几千年的中国城市文化还剩下什么？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还是模仿欧美的城市建筑与空间样态？寻找和创造本土性城市空间，已经是在城市记忆正在丧失的过程中的一种无奈。我们抬眼看世界:日本的奈良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城市的精英群体曾提出这样一句名言:奈良是日本传统的文化的守护者。

应该说，在日本的奈良的确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日本文化的存在和氛围，现代化的东京不像日本。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一次世界空前的城市化运动，很多城市变了模样，很多城市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和“城市记忆”正在消失，保护中国的“城市记忆”，创造本土化城市形态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守护中国城市传统文化的责任。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如果中国南京、杭州、西安、扬州等历史文化名城能够真正提出做中国城市文化的保护者、守护者、创新者，那么其世界意义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城市记忆是可以穿越时空的价值符号，既拥有过去，也拥有现在，更拥有未来。

三、城市形态空间与时间结晶——城市形态本土化的意向与新主张

不是所有的城市空间整合都会产生良性的结果。因此，创造性地进行城市空间整合，合理地开发利用传统与自然资源，可以再使城市空间产生文化资本意义的效用和价值。新本土化城市形成的构建，是一种传统优质空间要素与现代优质空间要素的整合，其后续发展可以诠释“空间是时间的结晶”的深刻含义。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对城市空间有多种层面的解释:“城市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Crystallized Time）”。^[15]这些观点表现人类正从更高的或理性的层面认识人类创造的空间形式——城市。本土化城市形态，就是要充分表现为“四新主义”模式——新空间生态形态、新文化符号、新景观体系和新的城市文化资本。说到底，这是一个构建全新的具有时代特质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而其核心是使本土化的城市形态，重新回归自然。

在构建本土化的城市形态过程中，人文区位中的“文化核”，是一种文化“质因”，既不是历史传统的再现，也不是复古的模仿，而是总结中国城市形态的历史文化，结合现代世界城市形态与空间利用的优秀与成功模式，运用创新的思维，使中国形成一种时代空间断面的新的文化组合:传统＋传统、传统＋新时代文化，构成一种有时代感知的并能够秉承“人类集体记忆”的具有本土性城市形态文化符号，让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成为世界城市百花园的一种特有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城市文化与城市建筑，至少在挖掘传统建筑符号与西洋文化结合、与现代建筑符号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构建了一个时代的城市空间符号，至少成为人们共同感知与认同的城市形态空间关系。城市空间的概念构成体包括城市、城市圈、建筑、社区、街道、广场、园林等。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空间加以认识，事实上，不同的社会制度表现的社会空间是不同的。同时，他还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向度，如果将空间独立在社会关系之外来考量，乃是割离了自然与文化，并且破坏了社会科学的首要原则:物质和意识乃互相关联。”^[16]如果把“基本物质向度”作为认识的要素的话，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物质向度”是可以视为一种空间关系的。^[17]正因为城市空间不仅有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还有社会属性，因此，在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前夜，提出城市形态的本土化理念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的。

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建设，要求人们提出城市形态认知的新理念，“新的本土化的城市＝生态循环＋循环社会＋城市记忆＋时代性空间＋民族性文化符号＋人居亲情＋传统建筑文化符号＋空间人性＋自然的回归”。这样的定位应成为创造本土化城市形态整体开发的大思路，定位过程要成为地区性人们的共识。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看，本土化的城市形态的建设，就是构建有心理归宿感的社区型城市。我们一直在提倡“一个好社区等于一所好学校”的主张，一个像学校一样的社区就可以说是一个好社区。我曾提出完全型社区要具备六大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合理结构的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社区互动、社区心理归属感、社区制度、符合人性的景观成分。国外的好社区基本具备了社区大学、社区教育、社区医疗、社区照顾、社区沟通和新型社区互动，人们把这种社区作为依赖感的一种文化符号。一位著名的丹麦建筑师曾讲过，“一个蹩脚的医生可以使生命长眠地下；一个平庸的建筑师可以让遗憾长留人间”。我们提出构建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就是不为后代留下遗憾。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在城市建设中，多一点留白，多一点财富，多一点绿阴，多一点记忆，留给后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本土性城市形成。

面对中国城市化的新时期，我们提出中国城市形态发展建设的“八大新主张”:

（1）提倡民族传统与“历史记忆”开发相结合的本土化城市形态主张

在这一层面，要把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历史记忆的保护与开发，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新理念提出，张扬支持那种带有本土化思想设计模式，并给予政策与经济上的支持。提倡本土化城市形态，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排斥吸纳世界城市优秀的建设理念与文化，这种提出主要是强调在目前单一的西方的城市形态的潮流中，把握中国城市优秀的理念和主张，构建具有民族性格的城市形成与空间，使中国传统的与自然和谐的城市空间得到发展，并创造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本土化城市形态。

（2）提倡创造城市特色竞争力的新城市核心竞争力主张

城市是人类的财富，也是后人的财富，因此，城市的增长方式应大于其增长本身，在自然、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大生态系统中做应用系统分析，以最合理的方式方法利用城市资源，在城市综合竞争力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城市特色竞争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从综合竞争力的角度来发展。在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创造中，追求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一是可持续的城市经济——创造就业与财富；二是可持续的城市社会——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三是可持续的城市居住——为居民提供良好且可支付的住房；四是可持续的城市环境——建立稳定的生态系统；五是可持续的城市交通——建立资源保护型的城市通达系统；六是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建设生动活泼的城市；七是可持续的城市决策——赋予城市居民应有的决策参与权。

（3）提倡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循环城市社会主张

21世纪的新经济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改变传统工业经济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和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的生产目标，为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益效率和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循环经济除了劳动力循环、资本循环，更是资源的循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最大化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循环社会发展模式则是最大化寻求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循环社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人与社会和谐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互动，最后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要达到这样一种和谐，也必须是一种互动式的多循环社会结构模式（IMSS，Interactive Multi－Recycling Social Structure）。这种模式在“5R”的循环经济原则上更强调互动的“5C”原则，即协调、共识、合作、共存、共荣。

彼得·卡尔索普在《区域》一文中认为:新城市主义既考察单个地块，也考察整片区域。整个区域应该按照相似的原则来“设计”，应由公共空间来组织结构，运行体系对行人有利，应兼具多样性和等级性，边界清晰可辨。我们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并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状态。我们兴建紧凑型城市形态，节约资源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构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21世纪的本土化城市形态空间关系。

（4）提倡城市细节开发与创造有品位的城市新文化主张

一流的文化造就一流的城市，深刻的文化内涵是本土化城市形态特有的文化因子。美国城市社会学大师R.E.帕克认为，城市不仅是简单的物质现象，简单的人工建筑物的堆积，而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当然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本土化的城市形态，有独特的人文精神，有属于城市自己的细节，把城市当作艺术品来打造，本土化城市形成所具有的可持续性的价值和竞争力的核心之一就在于其文化个性。本土化的城市个性体现在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条道路，每一块墙角石，每一盏街灯，都以独具匠心的眼光创造与时间、空间相适应的文化符号，每一处花圃，每一座凉亭，每一张长椅，都能够体现城市的集体记忆与文脉。

（5）提倡人性化城市尺度的友好型城市空间建设主张

人性化的城市空间的核心是尺度，是空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过高的建筑、过宽的马路、巨大的广场等都与人的自然属性生活相背离。我们看到安徽铜陵这样的城市，其市政府前面的广场大而无当，缺少黏滞空间，缺少绿阴，缺少亲情性符号运用。这既与城市与人关系不符合，更不符合当代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因此，本土化的城市空间提倡与人的行为相符合的空间尺度，特别是能够与步行空间为前提的尺度来构建全新的“后汽车时代”的城市文化，提倡能够创造有心理归宿感的空间样态。

（6）提倡合理的充分就业与居住区相适应的后都市主义新主张

传统的城市往往是政治中心，工业化的城市往往是工业与居住混杂，当代中国新兴的城市化，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城市功能多元化，往往出现就业与居住严重分离的现象。当产业向园区集中的时候，也出现居住向“卧城”集中的现象，城市“拥挤不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形态与空间冲突性矛盾。有的城市区位就业机制并不充分，城市交通拥挤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障碍。本土化城市形态应该注意城市“区域核”的构建，这个“核”就是“就业核”，就业就是在城市形态空间创造性地开发区域一体化关系，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形成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一体化格局。南京、武汉等城市居住与就业分离过远的状态，给我们以启迪。

（7）提倡城市文化开发的“城市文化资本主义主张”

对任何城市来说，城市的历史与记忆都是城市发展的有效资源和资本。但是，如果不能创造性地开发空间和创造空间，那么很多资源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本，只有使之能够成为相关类型的文化的垄断性资源，其资本性才有可能发生。如杭州西湖对于杭州、南京中山陵对于南京等，形成民族性、唯一性、世界性的文化符号与记忆，才有可能使资源变成资本。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房地产开发的增值性，全世界无不如此。所以，城市形态的本土化开发与城市的整体城市定位、城市品位、城市功能以及城市自然区位是紧密联系的。

（8）提倡本土化城市形态的世界城市性——新中式主义城市形态的新主张

本土化的含义就是创造民族性城市的世界性，就是要吸取世界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的丰富营养，形成现代中国风格、现代新中式主义的城市形态，强调创造新型的文化生态空间更丰富的城市轮廓线、天际线以及突出的“网天效应”。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应该表现为自然、舒适、人性、亲情、和睦、有序、品位、高雅和现实意义的公平。

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城市形态空间，丰富世界城市的多样化，构建本土化的城市学理论、体系和模式，已经是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要求！

正如美国《商业周刊》的一句名言:“当城市成功的时候，整个国家也会成功。”

张鸿雁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2006－8－6写于金陵名人居慎独斋

【注释】

[1]本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之一。项目批准号:05JZD0038

[2]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国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32

[3]曼纽·卡斯特著；夏铸久，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4]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附图33

[5]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国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23

[6]孟德拉斯.H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96

[7]芒福德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的还是一个储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攒者。……城市社会的运动能量，通过城市的公用事业被转化为可储存的象征形式，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到W.M.惠勒（W.M.Wheeler）的一系列学者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74～75

[8]《雅典宪章》指出:“虽然城市是经常的在变化，但我们可以说普遍的事实是:这些变化是没有事先加以预料的，因为缺乏管制和未能应用现代城市计划所认可的原则，所以城市的发展遭受到极大的损害。”

[9]埃德蒙·N.培根著；黄厢富，朱琪译.城市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6

[10]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74～75

[11]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12]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7

[13]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40

[14]埃德蒙·N.培根著；黄厢富，朱琪译.城市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6

[15]曼纽·卡斯特著；夏铸久，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16]王志弘.流动、空间与社会.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5

[17]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国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