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变更下的社会因素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因素也促进了福利国家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使原有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在原本以小农经济为经济主体的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生产的最基本的核心单位，同时承担了家庭的福利保障职能，在此基础上，大部分的社会经济生活都是围绕着家庭的功能而展开的。家庭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承担着社会互助的职能。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之后，社会分工程度的加强促进了社会大生产以及经济的发展，使原有家庭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被剥夺，雇佣劳动者出现了。雇佣形式的存在加快了劳动力的流动，就业经常会发生变化，家庭规模缩小，原有的小农经济时期的大家庭的模式逐渐被简单的核心家庭所取代。与此同时，欧洲西方的女权运动也使女子享有平等的外出工作的权利，双职工家庭增多。由于与拥有土地的农民相比，城市中受雇佣的工人更容易面临收入损失的风险，因此，对社会保险和福利的需求越来越大，福利国家制度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照顾的职能。这使原来的家庭的保障功能急剧弱化，个体对家庭的依赖转化为对社会的依赖。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障的主体从原来的家庭转向社会，更多的社会组织开始承担原有的家庭的保障功能。在传统西方社会，最初承担家庭以外的保障功能的组织是宗教，这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的实施中就得到了体现，由于宗教“关爱他人”的理念，使教会最早成为实施福利保障的机构，可以说，社会化福利机制的运作离不开教会，而教会中的传教士则是最早的社会工作者。到了19世纪末，宗教已经成为家庭保障之外福利功能的主要供给者。与此同时，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基于不同的社会习惯以及价值体系，福利保障政策的形成与家庭的观念以及社会的价值观念存在一定的影响。德国在1983年就建立了社会保险法，而美国则在1935年才形成社会保障立法，从制度的建立来看，德国比美国的立法要早50年，除了其他因素外，德国长期受“父权主义”理念的影响，国家对百姓的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而美国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贫困往往被认为是个人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责任，因此福利保障制度建立相对较晚。从某种程度上看，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等社会因素对二战以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价值理念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化生产创造的巨额财富，政府税收的增加使社会福利的供给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家庭和宗教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供给转变为由政府来承担。福利制度的供给由原来慈善的施舍及家庭间的互助转变为以基于劳动者权益为前提，进一步使政府代表国家加强社会管理成为社会福利供给的正式主体，于是福利国家也就逐渐形成。与此同时，福利国家模式使欧洲传统的家庭的功能减弱。随着福利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欧洲福利国家的公民通过国家保障来弥补家庭保障的缺失。在城市化不断加快的今天，社会化的保障也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