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层面，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致富能人

二、经济基础层面，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致富能人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城乡差距的历史由来已久。建国之后，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属企业轻乡镇企业等思维惯性始终存在，特别是城乡发展“剪刀差”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致使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基础更加薄弱，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农村建设方面，长期以来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的农产品，维持和限定城市人口的低工资和低消费，进而得到更多的积累资金来支撑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致使农村经济社会建设长期处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继而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二，在农业发展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滞后，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极不健全，而且现阶段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流转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同时，由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发展较为缓慢，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农业成为低效劳动，并且在抵抗自然、市场风险等方面的能力较为脆弱，致使农村、农业、农民极易受到市场波动、自然地质灾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第三，在农民增收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社会分工等制度性因素的存在，致使广大农民群众依附于土地、农业、农村，收入极为微薄。由于贫困农村的农民大多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即便进城务工也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耗时长和报酬低的劳动，再加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扩张”和“GDP政绩考核”背景下政府功能的严重缺位和错位，致使贫困地区的农民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领域的边缘地带，严重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基础。因此，诸多消极不利因素的存在成为现阶段制约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村民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瓶颈所在。

赣南农村贫困地区，不仅要承受着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自然资源开发、生态空间利用的机会成本；也承受着建国初期城乡发展“剪刀差”等发展重心不均衡所带来的瓶颈问题；同时还承受着中共中央苏区时期赣南农村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重担。由于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通过实地调研，在《中国扶贫开发调查》一书中强调指出：“赣州财政自给率严重偏低，财政支出的2/3需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财力支持。”^[65]因此，一系列发展重心长期偏离所带来的历史欠账过重，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成为新形势下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贫困农村地区对经济运行规律把握上存在着偏差，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更极端地，如果某个片区完全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片面追求扶贫开发和共同发展，导致市场投资得不到正常回报，那么可能出现资本等稀缺资源大量流出片区，形成区域经济失去动力乃至陷入萎缩的局面。”^[66]

当前，为推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机遇。然而，当中国政府一系列政策制度开始倾斜于赣南地区特别是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时候，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在巨大的机遇面前赣南农村的贫困人口最缺乏的是把握机遇的发展能力，而且这也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制约赣南地区振兴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瓶颈。“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广大农村地区，党员作为农村基层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前进的方向，也承载着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希望。一方面，由于“贫困亚文化”在农村地区持续蔓延的消极影响，以及贫困村民发展技能的严重缺失，致使个别贫困村民心态扭曲、心理极度自卑，“等”、“靠”、“要”思想严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个别地区党群、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影响极坏。另一方面，“从贫困人口来看，由于经济基础、文化素质较低，特别是由于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他们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对行政体系的特殊的遵从心理习惯，党员干部被视为‘救星’，贫困人口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从而大大弱化了参与意识，并衍生出部分贫困人口对政府的强烈依赖性和惰性心理”^[67]。因此，在农村贫困地区村民依赖心理与惰性心理严重的社会心理共性下，在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乏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构建极不完善极不健全的严峻态势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能力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村贫困地区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最为实际的诉求，值得关注。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认为作为党员，哪方面能力最重要”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16所示：

选择“宏观指导能力”（选项一）的人数共计52人，占全体总数的7.27%；男性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98%；女性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5%；书记有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53%；党员有2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1.56%；群众有1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52%；学生有2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17%。

选择“善于协调能力”（选项二）的人数共计136人，占全体总数的19.02%；男性有10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16%；女性有2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15%；书记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8.42%；党员有5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89%；群众有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35%；学生有6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26%。

选择“独当一面能力”（选项三）的人数共计82人，占全体总数的11.47%；男性6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18%%；女性有1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64%；书记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02%；党员有1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56%；群众有3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52%；学生有4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05%。

图4-16

选择“凝聚团结能力”（选项四）的人数共计209人，占全体总数的29.23%；男性有14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94%；女性有47人，占该群体总数33.33%；书记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5.44%；党员有5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22%；群众有7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0.87%；学生有9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9.74%。

选择“带头致富能力”（选项五）的人数共计159人，占全体总数的22.24%；男性10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36%；女性有3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70%；书记有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8.95%；党员有4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89%；群众有4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87%；学生有5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65%。

选择“发展民主能力”（选项六）的人数共计49人，占全体总数的6.85%；男性有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59%；女性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7.80%；书记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14%；党员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4%；群众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70%；学生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48%。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七）的人数共计28人，占全体总数的3.92%；男性有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9%；女性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2.84%；书记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1%；党员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4%；群众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7%；学生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65%。

随着中国农村减贫工作与环境保护事业进程的逐步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的能力诉求迅速增强。正如2012年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68]以上调查统计数据表明，从整体层面上来看，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居民对党员的能力诉求排在前三位的从多到少依次为“凝聚团结能力”、“带头致富能力”、“善于协调能力”。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浪潮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三十多年来经济政治体制机制的改革探索，中国现阶段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越来越触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深层次的利益和矛盾。例如，个别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矿山开采、招商引资、项目启动等事项的推进，越来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因土地征用、生态恶化、饮水安全、矿山开采、项目污染等问题所引起的农民上访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群体性事件，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影响极坏。因此，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之下，促进和谐、增进团结，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

从调查对象内部差异层面上来分析，由于不同群体存在价值判断差异，对这一问题的选项有着各自不同的回答。从村支书的角度来看，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对党员的能力诉求排在前三位的从多到少依次为“带头致富能力”、“凝聚团结能力”、“善于协调能力”。一般而言，村支书在农村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且自身能力相对较强。对于村支书来说，寻找推进赣南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减贫项目、带头致富的能手，极为重要。从普通党员的角度来看，对党员的能力诉求排在前三位的从多到少依次为“带头致富能力”、“凝聚团结能力”、“善于协调能力”。按照党员对自身的要求来说，在推进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在群众中带头致富，还必须能够善于处理协调农村减贫事业与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方面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带领赣南农村全体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从农民群众的角度来看，对党员的能力诉求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凝聚团结能力”、“带头致富能力”、“善于协调能力”。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更加期待党员分子带领“全体贫苦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而不是在减贫工作中出现暗箱操作、损人利己等不良现象，或者出现“富了村支部，穷了百十户”等不关心群众生活富裕的消极现象。

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居民对党员在能力诉求方面存在的差别，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党在基层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的发挥，有赖于是否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想人们所想、做人民所愿。正如农村贫困地区广大群众所希望的那样：“给钱送物，不如建一个好支部。”^[69]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需要党员干部强有力的组织能力，才能够把农村贫困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起来、团结起来，在广纳群言、广集民智的基础上，在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下，把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生态保护项目落实下来：“现在打扶贫攻坚战，大政方针已定，具体措施也有，能否成功，关键在人，核心在干。没有好的带头人，就不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再好的政策措施也难以落实。”^[70]另一方面，农村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着队伍涣散、作风不硬等消极问题，成为新时期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71]当前，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需要“致富能人”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要做到项目开发符合农村贫困群体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防止减贫资金挪作他用，尽量避免中央政策制度在地方基层运行过程中“走样”，真正做到让目标靶向的贫困群体获利。同时，还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扶贫到户不完全是把扶贫资金直接分配到户，对那些素质低、缺乏经营能力的贫困户，主要是依靠能人兴办扶贫经济实体，工作到户、服务到户、效益到户、解决温饱到户。”^[72]

总之，由于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存在着村级党组织建设队伍老龄化严重、基层党组织工作涣散、党在农村的影响力下降等问题，甚至在个别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存方面还存在着宗族、宗教等非政府势力的严重影响，致使农村贫困地区党员队伍在“凝聚团结能力”、“带头致富能力”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因此，党在农村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向心力等方面所受到严重影响，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