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层面的流动因素

四、微观层面的流动因素

前面两节我们主要从宏观层面对农民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讨论，通过讨论，我们认识到农民工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只有具备了宏观背景下的原因和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有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的动力和可能。在宏观背景具备了动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进城，还与诸多个人因素有关，下面我们着重从微观层面讨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因素。

（一）农民工的个人决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有自己的一个决策过程，他们不仅通过城乡收益的比较，还要计算进城收益与流动成本，然后才会作出是否进城的决策。

1．收益与成本比较后的决策

舒尔茨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讲演时指出：“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4]

中国学者对农民工进城的个人因素进行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李强先生在2000年和2002年主持的调查，从推拉理论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决策因素，详情见表3．3和表3．4（李强，2003，1）。

表3．3　哪些因素影响您的外出？（2000年，总人数493人）

表3．4　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2002年，总人数307人）

两次调查的结果虽然有些差异，但排在第1位的因素分别从农村收入太低和城市收入高两个方面说明，影响农民进城的首要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是对城市收入的预期。“外出见世面”，两年分别排在第2和第3位，农民工中新生代越来越多，他们的外出决策与前辈不同。从个人决策角度分析，不同的时期、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影响外出决策的因素会有差异。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4年农民工年平均务工收入为6471元，该项调查同时显示，2003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60元，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70元和560元（国务院研究课题组，2006，76）。而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936元（国家统计局，2005—02—04）。我们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了三个省份，当年三个省份的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的农民纯收入，广东为4366元，安徽为2499元，甘肃为1852元。以上数据显示，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根本动力。以西部甘肃为例，即使在当地城镇打工，不到4个月就相当农民务农一年的收入；如果到东部打工，不到3个月就超过了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当然，这种算法有些小误差，农民工在外打工收入是一个人的收入，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全体农民的平均数，包括非劳动年龄人口在内，即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平均数。这种误差，在进行收入比较时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从农民工的个别访谈也可以看出影响他们的决策因素。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青年镇社庄村，包括8个自然村，共有村民600多户、2500多人，收入水平属于中等。1984年就有人外出打工，现在几乎家家都有人进城。一位叫李泽旭，26岁，2000年中专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就往广东去。后来他的妹夫华玉杰也去了。两家4口，都在惠州市惠阳区一个三四百人的毛织厂。中间换过单位和地方，也回过家，还是出来了。问为什么？李答：“出去多少挣一点也比在家强。”挣多少呢？1998年前干这一行每月能拿1000多元，这几年走下坡路，连晚上加班，也就600多元。他说：“深圳那里钱多些，但不管吃住。”就这样，他们和全村趋之若鹜。这个村的六七百人在外，情况差不多。^[5]

2．进城后的感受是影响决策的因素

农民工进城后的对工作、生活的感受不仅是已经进城打工者决定是否长期进城的影响因素，也会影响那些还在农村观望者的决策。浙江省对农民工进城后的感受作过一次调查，见下表3．5。

表3．5　农民工打工后境况改善程度和分项满意度单位：%

资料来源：浙江省农民工流动意愿调查，2003年，转引自吴兴陆等《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1期，第26—27页。

这个调查尽管反映的是一个省的情况，但具有普遍的解释意义。这个调查说明了农民工现象为什么在中国持续了二十多年，并且规模越来越大的某些微观因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还必然涉及一些迁移成本，包括可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成本和不能用货币计量的非经济成本。经济成本主要包括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中其他开支的旅途成本，为获取在城市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及其他相关证件而形成的证卡成本，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而形成的求职成本，参加务工培训所支付费用的培训成本，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基本生活成本。非经济成本包括离开家人、家乡产生的思乡情绪的心理成本，受到当地居民不良看法与对待、文化冲突、生活不适应、社会歧视等，以及各种务农时所享有的权利的丧失如选举权、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等。只有付出以上成本的农民才有可能迈出通向城市的第一步（张佑林，2004，12）。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最少。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异地流动的投入—产出比很大，流动的收益远大于流动的成本，在劳动力流动中投入1元能收回2元（韩俊、李静，1994，4）。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在收益和成本之间经过精细计算后作出进城务工决策的。

3．“生命周期”是影响决策的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已经存在20多年了，现在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大部分人形成了“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大了才回到农村”（李强，2003，132）。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所有流向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仅15～34岁的人口就占八成以上，尤其是20～24岁年龄组所占比重最高，约占26．5%；15～19岁、25～29岁、30～34岁三个年龄组，也分别占21%、20%、12%。据上海市对外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查，2000年，年龄在25～39岁的外来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6．4%（韩长赋，2007，36）。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调查数据也显示，2004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9岁，其中16～25岁的占45%，30岁以内的占6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71）。生命周期的形成，不仅受推力、拉力的影响，重要的是目前的政策与制度，不能使农民工完全城市化，如户籍制度使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土地制度使他们不能彻底离开农村，用工制度使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找不到工作，社会保险制度不能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无后顾之忧。生命周期使20～40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义无反顾地走进城市，当起了“农民工”，这应该是目前农民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农村新生劳动力源源不断，所以农民工的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城市农民工”成了农村年轻劳动力的蓄水池，一头进一头出，“蓄水池”中总保持着年轻劳动力。这就是所谓农民工的“40岁”现象，也就是农民工的“生命周期”。

4．文化水平是影响决策的因素

大体上，文化程度越高不愿迁移的比例越低，而愿意迁移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的不愿迁移的比例最高。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则表现出强烈的进城愿望，不愿迁移的比例仅略高于10%。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迁移意愿最弱，其中“不愿迁移”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44．90%。“愿意”迁移的比例是最低的。这和他们因知识层次较低，迁移后面临较大的就业风险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这些人的年纪普遍较大（50岁以上年龄段占这部分群体的55．22%）（侯红娅等，2004，52—54）。

有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小学毕业生升学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使非农就业比重上升0．295个百分点（张勇、尹继东，2006，29）。一个更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会从收入方面更灵敏地反映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存量的价值。

另有研究者对4个城市118家企业调查的结果表明，90%的城市企业在招收农民工时提出明确的文化程度要求；76．3%要求必须在初中和初中程度以上，13．6%要求高中和高中程度以上。样本企业中，45．8%规定民工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后才能上岗；39．8%要求实施短期培训，但也有12．7%对其招收的民工不加培训，因为只要求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周其仁，1997，94）。

（二）血缘、地缘社会网是流动的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外出的方式是亲戚带亲戚、邻居带邻居、老乡带老乡。

表3．6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的方式调查（孔祥成，2002，9）单位%

续表：

（2）一起出来的亲戚、老乡基本从事同一个工种，并且随着长时间的历练和市场选择形成了劳务品牌。目前全国已形成了200多个有地方特色的劳务品牌，如川妹子家政、潜江裁缝、临川泥工、吉安菜农、衢州保姆、唐河保安、扬州“三把刀”（厨艺、足艺、发艺）等等。这些劳务品牌从开始集中在一个城市，逐步向其他城市扩散，不断扩大就业市场的份额。

（3）亲戚、老乡基本上聚居在一起，如“浙江村”、“新疆村”、“余干村”、“吉安村”等。我们调查的南昌市青山湖旁的汤家村就是一个农民工聚集住所村，该村外来农民工756人，全部来自江西上饶广丰县，所以我们称之为“广丰村”。

这种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农民工进城的决策。

这种机制还有四大作用。一是在就业信息传递、带动流动就业、降低流动成本和减少流动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是“精明的经济人”，他们不会盲目外出，先出去的人带回来的不仅是大包小包城市物品，重要的带回了什么地方有工作、什么地方的工资高、什么地方待遇好等信息，跟着出去的人目的非常明确，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很大，这样就增强了农民工流动的有序性。这种机制是农民工在20多年的城乡流动中自发形成的，比任何政府的组织都要有效得多。二是减弱以至淡化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受到种种歧视，和城里人不能做到同工同酬，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呢？除了其他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血缘、地缘社会网这种机制起了作用。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参照系是自己的亲戚、老乡，而不是城里人。他们与一道出来的亲戚老乡比工资待遇，与在一个工厂的亲戚老乡比工作环境，与居住在一起的亲戚老乡比生活状况，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减轻以至淡化了。他们与在农村没有出来的人比，与过去在农村的生活比，觉得收入提高了、生活改善了、地位提高了。这种机制决定了农民工现象持续了20多年并将继续存在下去。三是这种机制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进城打工是通过亲戚、朋友和老乡介绍、引见的；面对城市激烈的市场竞争、用人单位的侵权、市民的歧视等，进城农民将他们在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复制到城市中来，上班基本上和老乡在一起，下班后基本与老乡聚居在一起，这样，在老乡社交圈中寻找到一种心理支持，使他们大都能平静地对待在城市的遭遇，顽强地在城市工作并生活下去。四是这种机制在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中增加了一种新的业缘关系。这种业缘关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加快转化为市民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种业缘关系为形成劳务品牌打下了基础，增加了农民工外出的抗风险能力和就业的机遇。如江西吉安市有十万农民进入北京，包下了近80%的宾馆、酒店的蔬菜供应，他们供应的蔬菜质优价廉，“吉安菜农”的信用使他们比较顺利地融入了首都生活，不仅为北京的餐饮宾馆提供了优质服务，也使自己逐渐富裕起来。另一方面，这种新型业缘关系，使他们不断提高劳务品牌意识，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和工作质量，从而占有市场、扩大市场；同时也增加了集体谈判能力，通过这种业缘关系能够比较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