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王刘之争的风波（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程朱、王刘之争的风波（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7章　程朱、王刘之争的风波（1）

康熙的右文政策，除了纂修明史，还有一点是推崇程朱理学。康熙十六年，他自定《日讲四书解义》，十七年，又亲著《四书讲义疏序》。“四书”最后是朱熹定的。正如乾隆间的四库馆臣对《日讲四书解义》的提要所说：“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八《经部·四书类二·日讲四书解义》。这其实是将清贵族的治统（为治之本），与道统（作圣之基）结合起来，以表明清廷立国的合法性。清廷在顺治年间征服全国的过程中，兵马倥偬，无暇顾及道统问题。康熙八年，康熙亲政，然不久即发生三藩之乱。三藩之乱使他深知要取得以满族为主的满汉共治政权的巩固，非提倡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即继承自古以来的中国的儒学道统不可，而儒学的道统，自元明以来，自然是程朱理学才是圣学。

然而，在顺治和康熙初年，全国的学术思想，在民间仍以王阳明所创的王学为大宗，北有孙奇逢（夏峰），西北有李二曲（颙），而东南则盛行蕺山之学，其代表自然为黄宗羲，还有一位即是越中证人书院的弟子毛奇龄。这三派，都属王学修正派。而在朱学方面，则有顾炎武、张履祥、吕留良、王夫之及由东林之学转向程朱之学的高攀龙族子高彙旃等。不过民间的两派，仅有黄宗羲与吕留良之争，且所争本质并非学术问题，其他程朱与王刘（蕺山）两派，并未因学术差异而互相辩难。

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开馆，五十鸿博到位。这五十位鸿博也杂治程朱、王刘之学，于是明史馆内同样出现了理学与心学之争，由于康熙倾向程朱之学，馆内的领导监修与总裁，自然风承康熙之意，站在理学方面。

约在康熙十九年，曾参加海昌讲会、与黄宗羲同赴海盐观潮的海盐人彭孙遹，这时为五十鸿博中的第一名，予修明史。由于当时修史的体例未定，他奏请按《宋史》例，在《明史》中分道学传与儒林传，并提出以程朱之学为道统见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三十五《明史立道学、忠义二传奏》。尤侗阄题分得王守仁传，由于在传中多述王氏的讲学语，被总裁责令删去。鸿博之一的张烈（字武承），遂希总裁之意，“极诋阳明”毛奇龄《毛西河先生全集·析客辨学文》。而又一位鸿博毛奇龄，深不以为然。于是明史馆才开馆不久，在《明史》中是否应立《道学传》和如何评价王守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www.guayunfan.com)

张烈是著名的反王学健将，后著《王学质疑》；毛奇龄属王学的坚定信仰者，是越中证人书院弟子之一，为蕺山之再传弟子。可是这两位都共同反对立《道学传》，但出发点截然相反。张烈将“道学”捧得极高，他认为宋朝的理学家才称得上“道学”二字，明代的程朱学者一个也配不上，所以《明史》无法立《道学传》。毛奇龄却将“道学”贬得极低，认为“道学”是道教之学，南北朝道教典籍中就有《道学传》，因此，《明史》中怎能将异学的名称套在儒家头上。结果，他们的矛头并不对准彭逊遹，却互相争论起来。张烈认为王守仁“破坏程朱之规矩，蹂躏圣贤之门庭”，故《道学传》可不立也。关于这场辩论请参阅王茂等《清代哲学》第二章《理学与心学的最后争辩》。王阳明只能入名臣传。毛奇龄却认为程朱为道士学，而阳明为“圣学”，阳明可入《儒林传》，而以程朱为异端。于是，由王学而及于蕺山之学，在朝廷内外，展开了一场程朱之学与王刘之学的大辩论。

康熙十八年八月，黄宗羲甬上弟子万斯同北上修史，离甬前，同门学友为他饯别。郑梁就提及这场争论，他说：抑余与季野皆浙产也，姑就浙东论浙东之学术、事业、文章，孰与阳明？季野之学近亲梨洲，远溯蕺山，其于阳明，固未尝墨守也，然遽入室操戈者耶？方今名公卿之干城功令者，诋之为告子，黜之为竺乾，甚苦心也。而草野之趋附之者，乃一味粗浮曰：“是尝通叛藩”，“是尝交倖阉”。果若人言，儒林耶？名臣耶？吾不知其何所位置矣。郑梁《送万季野之京序》，《寒村诗文选·寒村五丁集一》。看来，郑梁似也意识到这场交锋将涉及蕺山、梨洲之学。

当时，站在毛奇龄一边的是孙夏峰弟子汤斌。汤斌也属五十鸿博之一，任明史纂修官。汤斌与黄宗羲在康熙七年时已有交往。那一年，黄宗羲将他在越中证人书院时所讲《证人会语》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七年戊申，公年五十九，至郡城，仍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有《证人会语》。”可知汤斌所说，当指越中《证人会语》。以及与姜希辙等所刻的《子刘子遗书》赠与汤斌。汤斌读后，即认为“吾道之真传，实在先生”《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汤斌》。康熙二十年，汤斌受命典浙江乡试，黄宗羲令其子百家至杭州，带上一信，并以《明儒学案》中的《蕺山学案》和《黄忠端公文集》相赠，请汤斌作序。汤斌在回信中极其推崇蕺山之学，他说：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归之日用；日用何用？归之自然。”又曰：“心体本自圆满，忽有物以撄之，便觉有亏欠处。自欺之病，如寸隙当堤，江河可决。”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学问缜密而平实。《人谱》一书，真有途辙可循，不患不至上达。”此善论蕺山者也。斌谓今日学者，当以蕺山为宗，既所以救末学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无事他求也。这样热情洋溢的话，对当时力捍蕺山之学的黄宗羲，确是一种精神上支持。至于黄宗羲请他作序，他一口答应了。汤斌甚至在信中自称自己为蕺山的“私淑”弟子。信中还说：“窃以学者要在力行，今之讲学者只是说闲话耳。诋毁先儒，争长竞短，原未见先儒真面目。”他是意有所指的，当指当时诋毁阳明之学的张烈和陆陇其等人。

汤斌寄出此信后，次年（康熙二十一年），又因乡试事至杭州。这次，黄宗羲偕其婿刘汋长子刘茂林至杭，赠以《蕺山刘念台先生文录》抄本，请汤斌为《文录》作序。汤斌说：“《蕺山刘念台先生文录》十八卷，斌奉使于浙，先生门人黄君太冲与其孙（按：应为婿）茂林见示，得受而卒业。”转引自《刘宗周全集》第五册《附录》汤斌《蕺山刘先生文录序》。康熙七年黄宗羲赠汤斌的《子刘子遗书》，仅六卷此六卷为《子刘子学言》三卷，《圣学宗要》、《易经古文钞义》、《周易古文钞》各一卷，共三册。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三册，内容很少。而《文录》有十八卷，使汤斌得以全面了解蕺山之学。汤斌对蕺山之学评价很高，自称“得而受业”，表示自己成了蕺山的私淑弟子。他当然同意为《文录》作序，他看了《文录》后不禁喟然而叹：先生之学至矣，程、朱以来，体道之精，未有过焉者也。……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流弊，然或语上而遗下，偏重而失中，门人以虚见承袭，不知所以致之之方，……故高忠宪（高攀龙）、顾端文（顾宪成）以性善之说救之。……若学力不实，此心无主，徒从语言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柢未立，枝叶皆伪，其所为不越功利辞章之习，而欲收廓清摧陷之功，吾恐言愈多而道愈晦，圣贤心传不见于天下后世也。……吾愿学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为学之诚、而得其用心之所在。由是上溯濂、洛、关、闽，以达于孔孟，则姚江、梁溪梁溪，即高攀龙。高氏为无锡人，无锡城外有梁溪。皆可融会贯通而无疑矣。转引自《刘宗周全集》第五册《附录》汤斌《蕺山刘先生文录序》。“若学力不实，……圣贤心传不见于天下后世也”一段，自是针对张烈等人所说，最后一段，表明在今日的程朱、王刘之争中，自己的立场。但他并没有批评程朱之学，可以说宗王刘而不悖于程朱，颇有气度。

次年，康熙二十二年，汤斌又从京师寄信给黄宗羲，附以其所著《蕺山先生文录序》。他说《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陋，何能仰测高深？再次表示：“某生也晚，私淑之诚，积有岁年，但识既污下，笔复庸俗，不能称述万一。唯望芟其芜秽，正其讹谬，不至大有乖误，受赐多矣。”最后说：“《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甚幸、幸甚！”汤斌《汤子遗书》卷五《与黄太冲书》。他非常关心《蕺山先生文录》和《明儒学案》的公开发表，这正是对张烈等人的不辩之辩。汤斌还在明史馆内与张烈争论和捍卫王阳明释“格物”为“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著名命题。毛奇龄在《折客辨学文》中说：“其后武承不甘，复与汤潜庵侍郎争辨格物。”

出来与张烈合作宣扬尊朱黜王的，是时以布衣之身编辑《四书类书》、《增定四书大全》、《四书讲义》、《续讲义》而著名，曾进士及第任嘉定知县而解任落职的陆陇其。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十一年（1672），他在嘉兴初会吕留良，这时吕留良已与黄宗羲分手转而提倡朱学，两人相谈甚欢。吕留良对他说：“今之人心大坏，至于此极，皆阳明之教流毒也。”又说：“考夫（张履祥）虽师念台（刘宗周）而不尽从其学。”陆陇其听了后认为得益匪浅：“一时之言，皆有关系，予所深佩服者。”陆陇其《松阳钞存》卷下《辨学术》。他由此“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不可别立宗旨，厚诬天下也”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上，康熙壬子十一年条。因此，当时在浙西俨然形成吕留良、陆陇其、张履祥（张履祥卒于康熙十三年）为主的尊朱黜王的学术阵线与黄宗羲的蕺山之学相抗衡。

康熙十七年，陆陇其应鸿博之征到京师。是年六月，原顺治年间与陈锡嘏、董允瑫、董允璘等共组织鄞县城内澹园社文会而未参加甬上证人讲会的左岘（字湘南，陆陇其弟子吴光酉误称“襄南”），往访陆陇其，双方谈及蕺山和黄宗羲之学。陆陇其称赞左岘：“襄南鄞人，不惑于山阴一派，可敬也。”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上，康熙十七年条。左岘又出黄宗羲所写之文，内有《沈清溪墓志铭》，认为文中分析心性之辨相当明白，陆陇其不同意，他第一次公开批评蕺山之学，说：但心性之辨虽明，亦不过谓心为气而性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尔。其欲专守夫心，以笼罩夫理则一也。特阳明则视理在心外，高（攀龙）、刘（宗周）则视理在心内；高则以静坐为主，刘则以慎独为主。……山阴之学，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谓“析之极其精，合之尽其大”二语，故朱子分八条目，而山阴则以诚意为了义。陆陇其在这里从本体到工夫对刘宗周的蕺山之学全面展开批评。

陆陇其还抨击黄宗羲《与姜定庵书》中所说“致知之知，乃澄然未发之体，由澄然而发见，发见者无所容吾致也”一段，说：如此说，则朱子“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一语，作何解乎？陆陇其说阳明主张“理在心外”，是对阳明心学的误解。不过由此可见，陆陇其力排当时独步于浙东，且已入浙西的海宁、海盐的蕺山之学的态度，极为明显。

同年十月，陆陇其拜访总裁叶方蔼。叶方蔼是超然于朱王之争的人物，且对黄宗羲极为尊重，双方论及黄宗羲与王学。叶方蔼看了黄宗羲所送《明儒学案》第一卷《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小传，内谈及吴与弼与权臣石享事，稍嫌黄宗羲“论吴康斋附石享事，不辨其诬而以为妙用，不可训”。可他又赞扬王阳明的人品功业。在座有人说阳明的良知学说有偏颇，叶方蔼回答“人能如此做亦好”，陆陇其则说：“恐入于禅”，叶说：“今若有穷禅客亦妙。”在黜王问题上陆陇其似乎未受到叶方蔼的支持。

康熙二十年四月，黄宗羲甬上弟子仇兆鳌在杭州与陆陇其谈蕺山之学。《陆稼书先生年谱》有如下叙述：先生极言山阴之说，不当采取以惑学者。仇以黄太冲《学案》为赠。先生谓其述有明一代之儒，可谓有功，而议论不无偏僻，盖执蕺山一人之说，以断诸儒之同异，自然如此。因思经师与人师不同，而人师内又有二种，有兴起之师，有成德之师。若蕺山者，以为兴起之师则可，以为成德之师则不可。而太冲太过，所以多费周旋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卷上康熙二十年条。陆陇其在这里明确告诉仇兆鳌，刘宗周不配为使人成德之师，至于黄宗羲，则更不在话下。

黄宗羲本人在这场朱王两派论争且牵涉到他所竭力弘扬的蕺山之学时，他并没有袖手旁观，但他的方法很巧妙。康熙十九年和康熙二十年，他有移史馆的章格庵和熊雨殷两篇《行状》，状主都是刘宗周的弟子。谁说刘宗周不是“成德之师”？章、熊两位锋头血路，杀身成仁之德，不是他的老师教育出来的吗？同时，他的《明儒学案》纂辑完成不久，就匆匆忙忙再编《蕺山文录》，目的就是在抨击蕺山之学声中来捍卫蕺山之学，并扩大其影响。他是曲折地参加这场辩论，战斗于无形。至康熙二十二年，他才公开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