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诺贝尔化学奖_关于居里夫人的事迹

荣获诺贝尔化学奖_关于居里夫人的事迹

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一生之中能够两度荣获世界最有名的诺贝尔奖，这是多么大的荣誉，这前所未有的例子，恐怕在日后也很少会有的。失去了丈夫，养育着两个幼女，在简陋的实验室中挥汗工作了4年，如今得到了补偿。

由于操劳过度，居里夫人已经病倒了好几次。因为她是一位女子，法国学士院对她很不友好。

1911年11月7日，居里夫人收到一封电报：

您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信随后寄来。

欧利维理乌斯

这时，居里夫人身体状况很糟糕，她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已经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决定这次一定要按时到斯德哥尔摩去受奖和作诺贝尔演讲。

12月上旬，瑞典政府和科学院再次向这位杰出的女性表示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10日，授奖仪式按时在音乐厅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达尔格伦博士在授奖辞中尊敬地指出：

镭和钋的发现扩展了我们的化学知识，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物质的了解。导致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的诞生，即放射学的诞生。

镭的发现，首先对于化学，接着对人类知识的许多其他分支和人类活动都有巨大的意义。有鉴于此，皇家科学院有理由认为，应当将诺贝尔奖授予两位发现者中的唯一幸存者：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夫人。

今年，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化学奖，以表示对您为这门新学科付出巨大劳动的赞赏。您发现了镭和钋，您描述了镭的特性和它的分离，您研究了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诺贝尔奖颁发的11个年头里，这是第一次将此殊荣赐给以前的获奖者。

许多国外科学家对居里夫人在法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位创建了一个科学分支的“镭之母”，竟然连一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都当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至极！

在瑞典政府和科学院举行的授奖仪式上，居里夫人当然也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赋予她的无上荣光。身着朴素服装的居里夫人在她的诺贝尔演讲词中，除了对瑞典科学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以外，还赞扬了贝克勒尔和卢瑟福的贡献。

提到卢瑟福时，居里夫人以尊敬的语气说：

一大批一往无前的科学家献身于放射性的研究，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过准确的判断，想象力丰富的假说，和他与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许多研究，已经不仅成功地增长了我们的知识，而且还对它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分类。他通过一个适合于对现象进行研究的十分精确的理论形式，为这门新科学提供了一个主干。

她提及的正是卢瑟福。卢瑟福1908年就“因为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对原子科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演讲中，居里夫人为了驳斥法国科学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说她把皮埃尔的功劳据为己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单独作出的贡献明确地指出来。“离析纯镭盐以及把镭断定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来完成的。”

她还谈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许多“我应用这个方法测量了”“这样我发现”“我坚持认为”“我测量了”这种毫无歧义的提法。如果以为居里夫人这样过多地强调“我”“我个人”似乎不够谦虚，那就大谬了！对于法国科学界不少人肆无忌惮地侵犯她个人的权利，她自当义无反顾地予以驳斥。这也是一种勇敢精神。如果一味地在恶势力面前“谦虚”，那恐怕只能称为“虚伪”和“怯懦”。

居里夫人的演讲，有理有利有节，既驳斥了一些无耻之徒的恶意中伤，又表示了她对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怀念。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后，居里夫人感到极度疲惫，她想安安静静地休息，想隐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离开来。但她没有做到这一点。

她原指望因为再次荣获诺贝尔奖会让法国人冷静一下，明白他们在做多么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事！

但自由惯了的法国人仍然可以绝对自由、毫无顾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泼去污水，他们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希望从中得到一种低级趣味的满足和轰动而刺激的效应，让那些空虚的灵魂获得短暂的充实。

小报上的语言越来越放肆、刁钻、刻薄，当然也绝对地无聊。居里夫人痛苦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她终于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居里夫人突然晕倒，人事不知地被抬进了医院。一位为法国争来巨大荣誉的女性，一位无上荣光的女性科学家，大有被污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

在医院里，居里夫人几乎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去。但是，她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这是因为她的倒下终于惊动了善良的人们，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尤其是皮埃尔的哥哥雅克的安慰对玛丽来说至关重要。

经过两个月的挣扎，居里夫人战胜了疾病，但是她的肾脏有严重的病变，必须马上做手术，居里夫人极度虚弱，经过医生的诊治之后，还是要把手术向后推迟。

当污水不分东南西北地向她泼来时，居里夫人心中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在扩大，在残酷地折磨着她：由于她的“过失”，她给居里这个家族的名誉带来了损害，她感到对不起公公、皮埃尔和雅克。但雅克的几句话干脆利落地卸下了她心头的重负，驱散了她心头那一片可怕的阴影。

雅克对玛丽说：“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忍着，我非常担心的是在这场完全是人格侮辱的中伤事件中，你怎样才能挺住！如果你因此而使身体遭到不测后果，我绝不答应！绝不！对那些卑鄙无耻之流，只能回击，不能一味地忍让。”

雅克对她的信任，使她非常欣慰，病也似乎减轻了一大半。医院的医生也对她给予了善良的忠告：“居里夫人，您的身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应该想到是属于全世界的。您不必理睬那些无聊的中伤。这个医院的医生、职工都是您的朋友，您尽管安心养病吧。”

居里夫人在这种亲切和善良的氛围中，加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逐渐好转。1912年1月底，她虽然还不能站立起来，但可以出院了。她决定搬到新家去住，闭门不出。她精神上的隐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得了的。对于那些卑鄙下流的好奇心，她从此心怀怵惕。

一项伟大的发现，就这样带着无尽的荣耀传遍了整个世界，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让当时许许多多的人羡慕居里夫人，也正是因为如此也使许多人仇视她。恶毒的话语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居里夫人的身上，并且想要试图毁灭她。

居里夫人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已经筋疲力尽。居里夫人在科学上担任的是男子的职务，所以她的朋友，她的心腹，就都是男子。她对于她的密友，尤其是其中之一，有很深的影响。有人言语不逊地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侮辱了她的辉煌的姓名。

那些羞辱过居里夫人的一些人来求她的宽恕，说了许多表示对当时的所作所为非常懊悔的话，流着眼泪请求原谅。一旦有机会贬抑这个杰出的人物，或拒绝给她一种头衔、一种奖赏、一种荣誉时，有人就卑鄙地提出她的国籍来非难，轮流说她是俄国人、德国人、犹太人、波兰人，说她是一个到巴黎来做篡夺者的“外国女子”，说她想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崇高的地位。

但是，每逢居里夫人的天赋给科学增加了光荣，每逢别的国家热烈欢迎她，并且给她空前的称赞时，在同样一些报纸上和同样一些作者的笔下，她立刻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说法“法兰西的女大使”等之类的。而全不提起她那引以自豪的波兰国籍，这也是一样地不公平。

有些人总想在天才的光环之下找到有缺点的人，因此伟大人物常受他们的攻击。如果没有荣誉这种可怕的磁石给她吸引同情和憎恨，居里夫人绝不会受批评或诬谤。

正当居里夫人在逐渐康复的时候，一个来自波兰出乎意料的建议在她心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使她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那是1912年5月，一个波兰教授代表团来到巴黎，他们给居里夫人带来了波兰伟大作家显克维奇的一封信。显克维奇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他于1905年因为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等著名长篇小说，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显克维奇在受奖那天作的诺贝尔演讲，陈述了每一个波兰人的心声：“诺贝尔奖这一荣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而对波兰人尤其如此。有人传言波兰已经消亡，国力荡尽，以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如今证明波兰依然存在，而且获得了光荣的胜利。”

现在，显克维奇又以饱满的热情写信给从未谋过面的居里夫人：

最尊敬的夫人：

我们的人民都敬仰您，更希望您到这里来工作，到您的祖国来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的热烈希望。有您在华沙，我们就会觉得力量大了许多，我们因种种不幸而低下去的头，就可以抬起来。

但愿我们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

显克维奇

居里夫人满可以负气地离开法国，让那些忘恩负义的法国人看看，也好出出心头的恶气。而且，青少年时代的爱国热情、自由流动大学的秘密和激动人心的暗地活动，向俄国人立的纪念碑吐痰，还有西科尔斯卡校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居里夫人产生归国之心。

但是，她这时已经45岁，而且身体非常糟糕，如果现在真的回波兰去，她的身体能承受得了那儿工作启动时种种困难带来的压力吗？还有，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她和皮埃尔曾经期盼多年的实验室现在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就会破土动工，如果这时离去，10多年的努力又将毁于一旦。而且她也明白，她自己不仅仅属于波兰，她应该属于全世界。

巴斯德研究院早就希望能够和居里夫人合作，但索尔本大学岂肯轻易放走居里夫人？最后两个机构同意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所“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由居里夫人领导，致力于物理和化学的研究；另一个部门由雷戈博士领导，致力于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1913年，居里夫人回到华沙去参见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她的身体依旧不舒服，居里夫人的祖国给了她热烈的欢迎。

居里夫人写信给一个同事，是这样说的：

在我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我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地作出大的贡献。我已经在这周做过一次公开的讲演了。我还参加了许多种的聚会，并且现在还有一些需要参加。这个曾经被统治者野蛮地蹂躏过的国家，的确曾经用了不少的方法来保卫它的道德生活。压迫的力量总有一天会退去的，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

这里是与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有关的地方，我重新回去看了一遍，去看了河流和墓地，那些都是既开心又悲伤的，但是我无法制止自己不去看它。

1912年8月，居里夫人的病还没有痊愈，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实验室工作。

离开了工作，她的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尤其在朗之万事件之后，她几乎决意要将自己锁进实验室。这一年，她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放射性的测量和镭的计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