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稳脚跟，除去异己瓦解旧势_武则天的事迹

站稳脚跟，除去异己瓦解旧势_武则天的事迹

武则天如愿以偿入主后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久，高宗追赠武士彟为司徒，封爵周国公，配享高祖庙，荣耀已达到顶点。她的母亲杨氏也被再封为代国夫人。

新皇后的住处掖庭宫，现在是风光无限。

但是，武则天心里很明白，自己如今虽然坐上了皇后的位置，但还不是很牢固。要想稳妥，必须要除去关陇旧势力，也就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中旧臣的力量。其实，现在自己只有高宗一个人，但是另一边却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力量。现在，需要的是各个击破。

她决心要培植自己的力量，找出愿意为自己效命的人，以达到慢慢与关陇旧势力抗衡的目的。

现在已经有了许敬宗和李义府，这两个人一个为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一个为中书侍郎，都是文才与经验丰富之人。虽然两个人的存在打破了朝廷上长孙无忌一言堂的局面，但是，力量还是太单薄了些，遇到大事时，还是难以与关陇旧势力一较高低。(www.guayunfan.com)

还是慢慢地笼络吧，这些人能得便得，不能得到时便除。如果不能为我所用，他们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当年在太宗面前以铁鞭、铁锤和匕首驯马的女人如今渐渐地逼近大唐的权力中心了。对待这些大臣，也如当年那狮子骢一样，驯服则任用之，不服，杀之。

就在高宗宣布大赦天下的那一天，武则天上了一道奏表：“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廷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韩瑗是当朝宰相之一，来济是中书令，都是权高位重的旧臣。这两个人恰恰又是极力反对封武昭仪为宸妃的大员。现在，武则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上了这么一道奏表，并没有让他们感到这个女人有多么的宽宏大量，相反，他们深深地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根据武氏进宫以后的种种表现，这些大臣已经发觉这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城府极深，神秘莫测。这明显是一招笑里藏刀。

韩瑗、来济深为恐慌，连忙向高宗提出辞职。自然，高宗并没有允许。

当那一天李治在宣读《立武氏为皇后诏》时，长孙无忌便在大庭广众之下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甩手而去，已经让李治和武则天颇为不快。其实，武则天完全可以怂恿李治办长孙无忌一个无理之罪，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要看看，最后这个老臣是怎样服输的。

不能率先动长孙无忌，毕竟他在朝廷的地位根深蒂固，要慢慢地拔除。最先遭殃的，还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据《资治通鉴》记载，王皇后、萧淑妃被囚，高宗还是经常想念她们。与关陇大臣们的僵持告一段落之后，高宗大概觉得对两个女人处理得有些过狠，心有歉疚。

有一天，高宗散步来到御花园，触景生情，想起两个可怜女人，便来到关押她们的别院。

不来则罢，一来让他大吃一惊。因为看到的这囚所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只见她们的居所“封闭极密”，只在墙壁上有一个小孔，可以送进去饭食。

这哪里是人待的地方？高宗恻然伤之，对着屋子喊道：“皇后、淑妃安在？”

王皇后听出是高宗的声音，忍不住哭道：“妾等罪为宫婢，如何还用尊称？”哽咽中又继续说道，“皇上若念往日恩爱，使妾等再见天日，就请将此院名为‘回心院’吧。”

话说得辛酸，高宗心里大不忍，急忙说：“朕即有处置。”

哪里知道，宫人中早就遍布武则天的眼线，随后就把这一情况反馈了回来。

武则天闻之，大怒，马上去找高宗，追问他去了哪里。

高宗懦弱，竟矢口否认去了别院。

武则天有点挖苦地对李治道：“去便去了，岂非贻笑于人！”

说完，她立刻派人前去杖王、萧两人各一百下，据说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二人置于死地。

王氏至死都不承认武则天是皇后，那种贵族的骄傲始终没能被武则天折服。萧淑妃对武则天更是破口大骂，说：“你把我害到这步田地，我希望可以来生为猫，武氏投生为鼠，我一定要活活把你咬死。”

王皇后其言也哀，萧淑妃其言也烈！

王、萧二人死掉了。因为武则天心里一直不安，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晚上都会做噩梦，梦到这两个人凄凄惨惨地披头散发来找自己索命。

她害怕极了，于是搬到了蓬莱宫居住。后来，她索性把王氏改姓蟒氏，把萧氏改为枭氏。不能不说实在狠毒。

而王皇后的母亲柳氏家族更是一落千丈。柳氏家族自北朝以来就一直“充于史氏，世相重侯”，高宗永徽年间，以柳奭为首，柳家同时在尚书省任官的竟然超过了二十个人，不能不说权倾朝野。但是现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王皇后的牵连，柳氏家族落到了贱民的地位。虽然在武则天死后，他们又恢复了“士林盛族”的旧誉，但后人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大多也只是八九品的小官。据说，后来的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柳宗元也是柳氏后人，曾为此感叹道：“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

王、萧二人的事情使得众多官员一败涂地，家族没落，让旁人看到了这位新皇后的手段、威严和力量——不怒而威，制人于股掌之中。

就在武则天登上皇后位没有多久，她便向李治提出了想带内外命妇祭祀先蚕于北郊的想法。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讲究男耕女织。不但如此，天子有亲耕之礼，以示国家重农；皇后有先蚕之礼，是为天下妇女劝蚕的榜样。祭祀先蚕的仪式极其繁琐。祭祀之前的五天，皇后就需要斋戒，后殿斋戒三日为“散斋”，正殿斋戒两日为“致斋”。祭祀的前三天，要先预设蚕坛，所有的内外命妇，包括天子妃嫔、太子妃嫔、公主、王妃和各位诰命夫人太夫人等都需要来参加。也正因为仪式繁琐，王氏做了六年的皇后，竟然一次都没有祭祀过先蚕，李治无奈之下只得命人代替皇后来做。现在武则天竟然主动提出祭祀的要求，李治自然非常高兴，当即应允。

可见，这才是一国之母应有的表率。李治想着。

在繁琐的准备后，武则天在众人的陪同下，带着内外命妇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是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进行的一项活动，让人看到了她的尊荣和威严。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武则天登上后位的不久，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便是请高宗封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代替李忠。

许敬宗当然明白武则天的心思，所以，非常自觉地立即上书，请皇帝另立太子。

其实李治也正有此意，于是，他召许敬宗进两仪殿来商议这件事。许敬宗不愧是文史全才，他处处引经据典，以天象为儆，地坤为示，又用通俗形象的枝干、衣裤作比。全场下来的结语是应该废掉庶出的李忠，立当今皇后所生的李弘为太子。否则的话，天象不容，地坤不承，大树倒栽，衣裤倒穿，便国将不国，百姓的心里也不踏实，就是东宫的原太子心里也不安宁。这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

李治听后点点头：“爱卿说的句句在理，朕会从长计议。”

要换太子的事情很快又传得满城风雨，大臣们议论纷纷。当时的太子李忠已经十四岁了，听到了这个消息，吓得战战兢兢，寝食不安。他深知自己如今的地位朝不保夕，更怕武后会借此机会伤他性命。我们说病急乱投医，李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无奈之下，他找来宰相于志宁想办法。

于志宁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他最近也一直在考虑关于废立太子的问题，他很清楚，胳膊是如何也拧不过大腿的。现在皇上和皇后已经是下定决心要废李忠立李弘的，即便自己想保李忠也没有办法。不过，李忠的太子地位保不住，保住性命应该还是可以的。

他暗示李忠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向皇帝提出自己力所不及，请立李弘为太子。李忠现在哪里还顾及得了保全太子的地位，只要能保证身家安全，一切他都听从。就这样，许敬宗奏请高宗另立太子的事情没过几天，李忠主动提出让出太子之位，李治听后大喜，当即允奏。

这时的高宗在武则天的建议下，已经改年号为显庆元年。就在这一年的正月，高宗下诏，废黜李忠的太子之位。诏书中称，李忠主动让贤，而且情意诚恳，可谓是义高旷古。现在让李弘做太子，成其美事。特封李忠为梁王，出任梁州都督。

另外，于志宁被封为太子太师，中书令崔敦礼被封为太子少师，许敬宗、韩瑗、来济为太子宾客，李义府兼太子左庶子，大赦天下。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在李忠和生母刘氏离开东宫的时候，原来那些和他亲近的大臣们连前来送一送的勇气都没有。只有太子右庶子李安仁和李忠含泪相别。这个李安仁，原来只是梁王李忠手下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官，他明知自己来送别会引起武后的不满，但他并不去在意这些，仍然执意相送，这让其他的大臣都暗暗地为他捏了一把汗。大家都没有想到，武则天得知后，在百官中赞美李安仁为人忠心，而且还请高宗多多提拔这样的忠心臣子。这让高宗对这位皇后佩服不已。

后来李安仁卒于恒州刺史任上，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正月二十三日，高宗又亲临大慈恩寺，办无遮大会，召集五千名僧人为新太子设斋祈福。

几家欢乐几家愁，要知道，原太子李忠可是长孙无忌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太子被废，对于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等人来说可是重大的震撼。李忠到了梁州之后没多久，武则天便向高宗提出将李忠打发到房州（今天的湖北房县）做刺史。房州在当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这一贬再贬，便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长孙无忌等人失去了一个可以操控的“潜力股”。

据说，直到李忠长大懂事以后，对废太子这个身份的可怕性才渐渐明白，所以平日里行事极为小心，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比如，李忠经常穿妇人衣服以防刺客，又迷信占卜，梦到自己为帝或化身菩萨，屡次派人到京城打听情况。这景况让人听来颇为伤感。

就在一切按着武则天的心意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时候，李治突然患了头痛的毛病，这病一发起来，什么都做不了，对朝廷的许多大小事情也就没有了过问的心思。这时，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又有了用武之地。她开始帮助高宗整饬朝纲，最重要的，是对关陇旧势力开始了动手整治。

当日，就在册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长孙无忌甩手而去，丝毫不给皇帝和新皇后面子，从此隐匿下来开始编撰《武德贞观二朝史》，他越发地感觉到武后力量的可怕，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武氏的力量削弱。

此时有两个人很重要，他们便是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这两个人也是关陇干将。长孙无忌让他俩首先向武氏施加压力，要求召回当初被罢免的褚遂良。

这一来，那些旧派的官员突然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掀起了一股上书的热潮，纷纷向高宗言说褚遂良的功绩与政治才华，“无闻罪状”，为“谗谀相抵”才被放逐，现在如果再不召回，实在有违世道人心，大臣们的心都要凉了。不但如此，他们还拿褒姒、妲己等来旁敲侧击，遥指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总有人用“红颜祸水”这四个字来把所有的错误一股脑儿地推在女人的身上，这是非常让人厌恶的一点。武则天对这群关陇旧臣有厌恶，这厌恶中甚至还透着点失望——竟然还用这种把戏。

她对高宗说，这些人老了，不用去理会，他们自己闹够了也便觉得自讨没趣了。

高宗向来对武氏言听计从，当然了，长孙无忌一干人就这样被晾在了一边。

历来两股力量的较量就像天平的两个托盘一样，你强我弱之后就是你弱我强。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对长孙无忌很有利的事情，李义府被他抓住了把柄。

有一个洛州的女人长得很漂亮，因为犯了罪被押在大理寺狱中。李义府素来是个有才无德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便想让大理寺丞毕正义卖个人情，把她放出来，自己纳她为妾。

大理寺卿段宝玄毫不客气地向皇帝告发了这件事，皇帝遂派刘仁轨前去查办此事，使得李义府十分紧张。

这个刘仁轨字正则，是汴州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早年，刘仁轨曾任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尉，也就是陈仓县令，其实，这只是一个九品小官，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使他的仕途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折。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刘仁轨因为陈仓的折冲都尉鲁宁自恃品秩高，豪纵无礼，便将其投入狱中。鲁宁在狱中不思悔改不说，反而还大骂刘仁轨，所以刘仁轨一怒之下便下令将鲁宁乱杖打死。

折冲都尉鲁宁的官职当时是正五品，而陈仓尉刘仁轨却不过是个九品芝麻官而已。县令竟然敢杀死折冲都尉，传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那里，皇帝对此大怒不已，他命人立即押刘仁轨到长安，当面质问。面对着威严的太宗，刘仁轨毫不发憷，坦然自若地说出鲁宁的无法无天和自己的秉公办事。

素来以直谏而闻名的魏徵当时也在太宗旁边，对于刘仁轨的行为十分欣赏，便向太宗求情。太宗皇帝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自己考虑一番，觉得这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于是不但没有加罪于刘仁轨，反而把他提升为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县丞。不久，刘仁轨任新安令，后累迁给事中。

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出来办案，李义府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怕事情败露，便忙到狱中迫使为他办事的毕正义自杀。

毕正义一死，刘仁轨自然断了审案的线索，但是他坚持一定要追查到底。

许敬宗听说了这事儿，他知道自己和李义府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一个倒了，对另一个也没有好处。于是急急忙忙地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武则天。

关陇旧势力很看重李义府这个突破口，他们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如果抓住了李义府的把柄，很容易顺藤摸瓜把武则天牵带出来，他们认定李义府仗着武则天的后台才敢兴风作浪的。

这时的案子已经由御史王义方继续来审理，王义方是江苏涟水人，也是一个通晓四书五经的饱学之士。为了将李义府绳之以法，他果断上书弹劾李义府。他明白自己的这一份奏折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危险。王义方从小就没有了父亲，一直是母亲教他做人，于是在上书前，他决定去征求母亲关于这件事的意见。

母亲看出了儿子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她慈祥地询问儿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王义方跪下来一脸悲痛地说：“儿现在身为御史，如果见到奸臣而袖手旁观便是对国家的不忠，可是，如果事情牵连到自己而危及身家性命，又是不孝。现在儿子身处这矛盾中，不知如何做抉择。”

这位伟大的母亲此时面色平和，她低头对儿子说：“你如果能尽忠事君，那么即使我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应该做的事情，你只管去做吧。”

于是王义方便放下后顾之忧，毅然参奏李义府。

那奏折中明确地点出了李义府的大名，说“义府辇毂（指皇帝）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则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意思是说现在李义府逼死六品大理寺丞，实在是目无王法。虽然毕正义为自杀，实则是因为害怕李义府的权势。生杀的大权，本应由皇帝您掌握的，李义府这种行为实属犯上，不能让他助长这种风气，还请皇帝您来详查。

这样，事情不断地激化，一直闹得李义府在朝廷上和王义方当众发生冲突，王义方大声呵斥李义府，李义府自知理短，受斥而出。

武则天是一个聪明人，她知道这表面上是朝中大臣个人的问题，实际上牵扯着两派力量，于是就压着案子，不对李义府做任何处置，王义方反倒被斥为“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今属山东烟台）司户”。

到这里应该看出高宗的偏架拉得很是明显了，非但如此，李义府还被升为了中书令，掌管军国政令，并兼检校御史大夫。

其实，李义府这个人品行不端，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高宗在这件案子上偏袒李义府实在太过于明显。身为御史的王义方，看到大臣有过，对其进行弹劾也是在情理之中，职责之内的。李义府一案闹得满城风雨，长孙无忌等人对此却是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褚遂良外贬已有一年多，侍中韩瑗上奏，想说服皇帝把褚遂良召回，重用有真才实学的大臣。他奏道：“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风气败坏之兆。遂良体国忘家，乃国之老臣，无闻罪状，即遭贬谪，内外大臣、百姓无不叹惋。遂良虽有忤君之罪，然颠沛经年，陛下何不怜而赦之乎？”

高宗对韩瑗的上奏并不上心，只是应付似地回答他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而责之。卿何必言重？”

韩瑗、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便慨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为谗谀之人诋毁。陛下无辜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李治很明白他们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心里颇有不快，可是韩瑗却不懂得察言观色，揣摩圣意，一着急，竟然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

这一下祸惹大了。

高宗听了怒气大作，吼道：“你下去吧！”

就在韩瑗说这些话的时候，武则天正在帘后，但始终没有吱声。她观察得很细，心中已然有数。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高宗和武则天行幸洛阳宫，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于当年底宣布将洛阳定为东都。后世有史家说，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作祟，故有此避祟之举。而实际上，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政治中心南移，是为便于统治。

到了三月份，不知为什么，关陇一派似乎是想以退为进，建议高宗，把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调到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这也可能是为了让褚遂良再远离政治中心一些以避祸。

他们已经发觉武则天力量的突飞猛进，和她正面对抗，赢的概率不大了。很快，一场更大的政治暴风雨便把这一批旧老冲洗得干干净净。

显庆二年七月，武则天指使许敬宗和李义府向皇帝上奏，说韩瑗、来济和褚遂良正暗中策划发动叛乱。接下来的事情当然是意料之内的，皇帝素来对叛乱这个话题极为敏感，大惊之下也不查明事情的真相，韩瑗、来济便被赶出朝廷。韩瑗被发配到了海南岛的振州做了刺史，来济到浙江的台州做了刺史，并且终身不准入朝。褚遂良被贬到了爱州（今越南清化）做刺史。一个比一个偏远。就连以前那个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现在虽然已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老人，早就贬到荣州（今四川荣县），这次也受牵连，再贬到象州（今广西象州县）为刺史。

褚遂良被一贬再贬，心情恶劣可想而知。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只有上表乞怜。他说：“先帝临终时，臣独与无忌二人受遗诏，陛下当时哀恸，臣曾加以宽慰，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立刻奉陛下还京，处理大事，致使内外安宁。臣力小任重，动辄得罪，今成蝼蚁微贱之躯，乞陛下哀怜！”

这样一纸声泪俱下的表上去之后，高宗不理。高宗的冷漠，给褚遂良的身心打击很大，第二年，他就在爱州郁郁而终，时年六十岁。

这样，关陇旧势力已经被慢慢地分化瓦解得差不多了。武则天明白，现在还剩下一个最难对付的长孙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