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仁挑唆起风波_杨玉如调解化矛盾_关于刘公的故事

孙葆仁挑唆起风波_杨玉如调解化矛盾_关于刘公的故事

不一会，刘公便听见来人叩打一楼院子的门声。瞬间，吴静玉清脆的声音便送上了二楼：“谁呀？这么晚了来家有何事呀？”显得这话是送上二楼，让刘公、刘新听到，好作准备，以防不测之事发生。接着便看见吴静玉迈着缓慢而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去给来者开门。到了门口，又提高嗓门说：“门外来者是谁？不报姓名，我是不开门的。”

门外来人低声说：“嫂子，别介意，我是彭楚藩。”

听见了此话，吴静玉忙打开了门，见彭楚藩旁边还站着个李作栋——他是常来常往之人，吴静玉自然认得，于是笑吟吟地说：“既是你们两位兄弟，咋不早点到嫂子这里来吃晚饭呢？难道嫂子做的饭菜不合你们二人的口味？”

李作林忙赔着笑脸说：“哪里，哪里？嫂子精明过人，饭菜手艺过人，这是尽人皆知的。只是我们叨扰的次数多了，心里倒感觉到怪不好意思呢！”

杨玉如见是他们两位，也忙从屋内迎了出来，说道：“二位兄弟夜晚光临，是找我呢，还是找刘会长？”杨玉如同彭、李二弟兄答话期间，吴静玉已关好了门，折转了身子。彭楚藩见杨玉如如此相问，不由面带愠色，没好气地说：“不关兄弟你的事，有一件事刘公做得实在非男子汉大丈夫之所为，我去向他问个究竟。”一边说，一边同李作栋就向二楼上走去。彭楚藩的话弄得杨玉如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不便开言相问，就同吴静玉走进一楼自己的房子里去了。(www.guayunfan.com)彭楚藩夜晚到刘公的住处来，还面带恼怒之气，他不是挺敬重刘公的吗？时间还没出5月，为何变化是如此之快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彭楚藩可不是这样的人，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刘公从襄阳老家到武汉后，因革命党人活动经费万分困难，就把先带来的5000两银票兑换成了现银，以解决革命党人眼前的各种经费困难，而其他的银票还放在表弟陶德琨那里。为此，嫉妒心极强、心术不正的孙武便对刘公施放暗箭，以便贬低刘公而抬高自己。孙武为何会有如此的想法呢？这需要把孙武的所作所为简单地予以介绍。

孙武生于1879年，原名孙葆仁，字尧钦。1907年秋，他从湖北汉阳老家出走，绕道东北至日本，入大森讲习所，为共进会发起人之一。共进会同志因他为武备学堂学生，又曾担任军官，就推举他为军务部长。他不像刘公那样淳朴、厚道、无邪念，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贪婪权欲的奸诈之心。他得知同盟会总理名叫孙文，又名孙逸仙时，就把自己的名字孙葆仁改为孙武，把又名改为孙遥仙。孙文乃革命党领袖，这是世人皆知的。他这样一改名，从字义上来说，孙文、孙武意思相关相连，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不是弟兄俩安能如此取名字？而且又一名字，一个是逸仙，一个是遥仙，意思又相同相似，为此，凡是略通文墨之人，把孙文、孙武的名字放在一起推敲一下，就认为二人是弟兄俩。同时，孙武虽没有孙中山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天才，却也是能言善辩，并非笨嘴笨舌之人。再加上大汉报胡石庵也极力鼓吹孙武是孙文之弟，如此一来，众人深信不疑。即使有个别人问孙武“你是不是孙文弟弟”时，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反问道：“难道我不像孙文的弟弟吗？”既然如此，还有谁去拿镢头刨根问底呢？就这样，凭着孙中山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在武汉三镇、在湖北把共进会的发展搞得有声有色：武汉码头青洪帮“刘大爷刘玉堂”被他发展为共进会第一批会员；1910年春，邓玉麟、黄申芗加入共进会，不久又同湖北京山的刘英、刘铁兄弟取得了联系。一时间，长江流域的会党纷纷加入共进会。

1910年6月的一天，孙武在汉口鸿顺里34号开会，把全省会党统一军队编制，编为五镇，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当此之际，孙武名声达到了极盛之时。五镇之众虽实力雄厚，但各会党头目爱意气用事，不愿受约束，往往盲目暴动、擅自起事而遭到清廷血腥镇压。这些“乱事”引起清廷密切关注，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使共进会无法开展活动，且险象环生，万般无奈，在同年8月，孙武只好避走广西。从此，共进会湖北分会的革命活动进入低潮，处于停顿状态。刘公回国后以灵活的手法，得力的措施，正确的决策，力挽狂澜，使共进会走出低谷，出现了转机，进而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形势之好，被刘公相请回来的孙武心里自然高兴。高兴之余，把自己同刘公一比较便相形见绌，感觉到刘公的办事能力与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远远超出了自己，由此，他对刘公便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嫉妒之心。刘公从家里筹来巨款之后，共进会武装起义的经费有了，刘公的声望又倍增，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刘公是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武昌起义不可能没有刘公。当此之时权欲心极重的孙武对刘公的嫉妒心就更强了，简直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为降低刘公的威望，使刘公的人格受损，他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十分称心如意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把还没兑换成现银的15000两银票说刘公是准备拿到清廷去捐官做的。他越想越高兴，想到得意之处，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冷笑。

“锦囊妙计”有了，但怎样付诸实施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彭楚藩。孙武是武汉汉阳人，又一直在武汉开展革命活动，对彭楚藩他接触得较早，关系也比较深厚。他深知彭楚藩是一个耿直爽快之人，为了革命事业，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于是1911年5月末的一天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孙武带着自己信得过的李作栋（即李春萱）找到了彭楚藩。扯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之后，孙武把话引入了正题，其装着很神秘的样子对彭楚藩说：“听说会长刘公从襄阳老家带来白银两万两，只拿出五千两来敷衍糊弄我们，而准备将那一万五千两银子拿到北京去买官——捐一个道台当，好光宗耀祖。不知兄弟可有什么办法将这笔巨款留下来为我们革命党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所用呢？”

一闻听此言，彭楚藩一下子被惊得目瞪口呆，不由万分疑惑地说：“兄长，你别听信他人挑拨离间之言。举大事之前，我们革命党人当精诚团结，万万不可做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武装起义之事。刘公会长是我们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组织者、谋划者，我们应当对他亲之信之，万万不可对他进行诽谤，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弄不好还可能会使我们准备了这么久的武装起义出现功亏一篑的事，那可要贻笑千秋了。我同刘公相识相交时间虽不长，但从与同志的言谈及我与他的接触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刘公会长是一个胸怀宽广、光明磊落之人，他对革命事业是无限忠诚的。我听同志们说刘公会长曾出资印刷进步书籍散发到全国各地，还出资办进步刊物，连同盟会创建时的会报费也是刘公会长所出……刘公为革命所捐款额之多，实在令人佩服之至。今天，为了武装起义的成功，他又从家里弄来了巨款，在革命快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他怎么又想到要去清朝廷那里捐官做呢？这实在是令人想不通呀！”

孙武狡黠地一笑，十分肯定地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虎皮隔毛掩，人心隔肚皮。他表面上怎么说，怎么做，我们能听到，能看到，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无法知道，只有他本人心里最清楚。若不想到北京去买官做，为何15000两白银的事一直隐瞒着？而知之者又甚少呢？目前这15000两白花花的银子，绝不能让它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有了这15000两银子的巨款，我们就能顺利地举行武装起义，否则，我们武装起义将是一个泡影。兄弟精明能干，胆识过人，不知可有什么妙策将这15000两白银弄到我们革命党人的账上，能为我们的革命党人所用。”

听了孙武的一番话，彭楚藩细细地品味了一下，好似其话也有几分道理，而且也深知这15000两白银对武装起义将意味着什么。于是说道：“既然如此，待我到刘公那里去一趟，把事情弄个一清二楚，免得大家互相猜疑，心里总如放了块石头，这对团结、对武装起义都是非常不利的。”

孙武见彭楚潘愿意前去，正中了自己的下怀，心想不管结果怎样，但15000两白银弄到共进会的账本上，让李作栋掌管，自己也可染指其间，总比放在刘公手里他说咋弄就咋弄强，从而让自己的威望不断增强。他认为李作栋同自己关系深厚，对于自己的话会言听计从，不如让其同彭楚藩一起去。由此可见胸怀狭小的孙武还是挺有心计的。正因为如此，彭楚藩一说完，他就忙接言道：“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多一点主意，让李作栋同兄弟你一起去，怎么样？”

彭楚藩一心一意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的私心杂念，再说李作栋就在旁边，怎好说不让他去呢？若说不让他去，岂不伤了同志之间的感情？于是将李作栋望了一眼，十分爽快地说：“兄长既然说了，你我弟兄辛苦一趟，如何？”一边说，一边穿好宪兵制服，拿起了自己的公文包。

李作栋虽说同孙武交往时间长，关系深厚，但却没有孙武那么复杂的心思，也像彭楚藩一样对革命事业很忠诚，很执着，今见他二人如此说，怎好说不去呢？彭楚藩话一说完，他就连忙应道：“有好几天没见到刘公会长了，今晚没啥事，同兄弟一起前去拜访刘会长，也是一件好事。”说罢，同彭楚藩一起迈步向刘公的住处走去。

彭楚藩对刘公是十分敬重的，听了孙武之言，心里难免窝了一肚子气。这就是彭楚藩为何负气往见刘公的原因。

虽然是夜晚，刘公看不见彭楚藩生气的样子，但是二楼的窗户没关上，一楼人的说话二楼站在窗户旁边的人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从说话的声音来看，彭楚藩今天是负气而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刘公感到茫然。瞬间，刘公把与彭楚藩的交往之事在脑子里梳理了一遍，感到自己的言行、礼节等方面均没有什么失当之处。话不说不明，鼓不敲不响。待其来了，看他说是为何事生气，说不定几句话之后，兄弟间的隔阂就云退雾散了。想到此，就把屋子的门开着，坐在灯下，等着彭楚藩的到来。

只有一层楼，刘公刚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彭楚藩同李作栋就已快步走进了屋子。刘公抬眼将彭楚藩扫了一眼，果然见其满脸怒气。刘公好似没察觉似的，忙起身欢迎，热情地同二人握手，让二人在紧挨着自己椅子的旁边一边一个地坐下，并吩咐刘新给二人沏茶。

二人接了茶，李作栋捧着茶杯细细地品着，而彭楚藩接了茶，尝也没尝一口，就将茶杯向面前的茶几上一放，语言生硬，充满了火药味似地说：“现在同志们纷纷传说，言君现隐瞒了15000两白银，想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到北京去捐个道台官做。凭我同君交往的情况来看，此定非君本意。君若能像以往一样把此巨款输助革命，其价何值一个区区道台？君若执迷不悟，定要去捐个道台，过过官瘾，那么休怪我无情无义，我将把这些物证上交，恐君项上人头不保！”说罢，从公文包内掏出刘公平时所签发的命令、文件等，在刘公面前晃了晃。

听了彭楚藩一番无中生有的恶语中伤，刘公岂能有不怒火中烧之理？便也怫然而言：“买官只不过是我所设之计，以此索款来输助革命，我哪有什么意向去做什么清廷的鹰犬呢？关于我筹来的款子到底是输助革命、搞武装起义，还是想买官做，你去问一下我的表哥潘善伯、表弟陶德琨及杨玉如、张振武、徐万年等兄弟，便可内情皆知。兄弟是何等通情达理与光明磊落之人，现在怎么也听信他人的无中生有与恶意中伤的诽谤之词呢？”

彭楚藩见刘公说得合情合理，且有板有眼，火气不由消了一半，但所来为何事？不就是要把刘公的汇票拿到手，让武昌起义能早一点并且顺利地举行吗？于是仍固执己见地说：“目前，武装起义的事情已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是缺乏起义所用的经费。既然你说所筹的款子是用来输助革命、搞武装起义的，那把银子的汇票交给我们管理不好吗？”

刘公听其话音，有逼着要汇票之意。于是也满脸不悦地说：“银子是我从家里拿来的，是我的，我又是共进会会长，难道银子暂时放在我这里由我管理的权力都没有吗？共进会的好多弟兄都知道，因此次所筹款额数量大，一时凑不齐，而武汉方面又催得急，没法，我就先带5000两银票来了。到了武汉之后，各方面都等着用钱，我把5000两银票兑换成了银子。这5000两银子用到了哪些方面呢？我这里也记了明细账：刘玉堂、李新愚等七处联络点，每处给了200两，计1400两；给邓玉麟开酒店1000两；给杨洪胜开杂货店搞联络站1000两；5000两银子已用去了3400两，剩下的1600两银子，租雄楚楼10号的房子、设置共进会的总部以及支付开展革命活动的各种费用等，一笔一笔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从来也没有乱花一分一毫的银子。不信，你可查看我记的明细账。到于那15000两银子的银票，干我们这一行的，整日东藏西躲的，我怕事出意外，让父亲把银票寄给了在给清政府办公差的表弟陶德琨，放在他那里。你也知道我的情况，自从到了武汉之后，整天没日没夜地忙，而把银票兑换成银子，还要渡过长江到汉口方能兑换，而眼下又还不缺钱用，所以还没把那15000两银票兑换成银子。再说搞武装起义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如准备派人到上海去购买枪支弹药、在武汉三镇购买制造炸弹所用的原料、让杨洪胜在楚望台清军枪械维修厂偷购武器等等；时间长了，我怕在武昌的起义指挥部被敌人发现而影响起义，准备让杨玉如到汉口再租几处房子，一是准备在那里再设置一个起义部，以备不测之风云，二是用来制造弹药、搞革命联络、起草起义所用的文稿、旗帜等等。搞起义之事非比搞寻常的那些小事，用钱的地方很多。我怕兄弟们知道钱多了，用起来就大手大脚的。钱用完了，到了该用钱的地方又没有了，怎么办？为此，我在会上已向张振武、徐万年、杨玉如、孙武等人讲明了此事，把15000两银票的事暂时不要向弟兄们说，这难道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吗？”

刘公把话已说得十分清楚明白了，但彭楚藩感到不把银票拿到手，自己实在没面子，回去无法向孙武交待，故仍十分执拗地说：“刘会长既然对革命如此赤胆忠心，胸怀如此光明磊落，那共进会已选了管理财务的人，你若把银票兑换成银子，交给分管财务的人，那些说你想买官做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不管你话说得如何委婉动听，但你不把银票拿出来给我们，就说明你阳奉阴违，对革命怀有二心。若如此，还是那句话，你休怪兄弟我无情无义，我就非拿着你在这些命令、文件上签的手迹，到总督衙门去告你。结局如何，你是聪明人，我想你比我更清楚。”说罢，就立起身做出要迈步出门，前去告发的样子。

刘公见今日的彭楚藩说话是如此的蛮横不讲道理，而且咄咄逼人，同前面所接触到的彭楚藩简直判若两人，心想其中一定是有什么人进行了挑唆，让其故意来寻衅闹事的，不给他来两句狠的，不当头击他一棒，让他清醒清醒，任其在此高喉咙大嗓子无休无止地闹下去，让清廷的鹰犬听到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声音不高，但却十分严厉地说：“彭楚藩！你脑子清醒一下好不好？你作为一名革命的中坚分子，作为革命党人的一名领导者，你还有没有一点革命党人的组织纪律性？还有没有革命党人的组织原则？你以为你那样做就对你有利？就对革命党人的事业有利？就对我们这次的武装起义有利？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如果要一意孤行地去做，你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每一个革命党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原谅和饶恕你的！”

彭楚藩感到刘公的话义正词严，铿锵有力，一时被搞得瞠目结舌而愣住了。跟着彭楚藩一起来的李作栋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品茶，而心里面却在着急，不知该如何插嘴。眼见彭楚藩被窘住了，处于骑虎难下之势，他怕这样下去会伤了彭楚藩与刘公之间的感情，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利，连忙立起身打圆场说：“刘公革命的坚定性、为革命呕心沥血、对革命赤胆忠心以及那种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凡革命党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不然，我们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怎么会给他起个名字叫刘公呢？关于银子汇票的事，刘公是共进会的会长，别说是他自己的银子，就是别人筹的银子，他也可以过问，也可以放在他那里，也可以支配使用。只是刘公是会长，没日没夜地忙，再为保管银子这样的事操心费神，只怕有损刘会长的身体健康。楚藩兄弟实在是一番好意，只是话说得生硬，听起来刺耳，但将军臂上能走马，宰相肚里撑长船，我想刘会长对楚藩兄弟的唐突之处是能予以谅解的，也不会予以计较的。楚藩兄弟今天也不必为银票的事同刘会长争来争去了。至于怎样能减轻刘会长的工作负担，怎样来处理汇票管理的事情。改日我们请几个革命党的负责人到一起商量后再作决定。至于怕有些同志大手大脚乱花钱，刘会长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控制的。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同志+兄弟，今天我们若再为银票的事争执不休，岂不有伤我们之间的感情？”

听了李作栋的一番话，刘公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出入，于是面带微笑，爽快地说道：“至于由谁保管银票，这不是个大问题，关键是在开支方面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为防止乱开支与出现弊端，我建议采用一支笔的管理方法，即每项开支均应由我签字，有我签字的生效，没有我签字的就不生效。你们若能同意我的这个建义，明天早晨你们同我一起到我表弟陶德琨处，把汇票交给你们；这件事情没必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到一起商议，就这样决定算了！”

一楼的杨玉如是个革命警觉性很高的人，他见彭楚藩负气而来，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待彭楚藩、李作栋一上了二楼，他就站在一楼的门外边，侧耳倾听楼上的谈话。仅仅一楼之隔，二楼的窗子又没关，所以楼上之人的谈话，杨玉如听得清清楚楚。待听到刘公的表态后，他深深地为刘公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感到很有必要把刘公如何筹款及如何使用的细节向彭楚藩及李作栋予以简要说明。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登上了二楼，走进了刘公的办公室，同彭楚藩、李作栋打了个招呼，即说道：“二位兄弟万万不可听信他人的造谣诽谤，说刘公想用银子到清廷去捐个官做的无稽之谈。捐个道台官做是刘公所设的锦囊妙计，不然，他父亲如何肯拿出20000两银子的巨款？捐道台是假，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是真。”接着他就把刘公设计弄银子的过程向彭楚藩、李作栋绘志绘色地讲了一遍。接着又把20000两银子的事落到实处之后，刘公先带已到手的5000两银票赶到武汉，以解决开展革命活动急需解决的各种经费困难。然后又说道：“为让银子用在刀刃之上，预防乱开支乱用及出现弊端，刘公又对今后怎样开支、怎样进行严格管理，又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精心的安排，以此来确保武装起义的顺利进行。正是因为如此，刘公才将那15000两银票放在其表弟那里，没有把它兑换成银子，等到该用的时候再拿。对于15000两银子汇票的事，刘公已在革命党人部分负责人的会上说了的，张振武、徐万年等人都知道；孙武当时也在场，他对15000两银子汇票的来龙去脉知之甚详，他对刘公设计筹集银子的事也知之甚详（杨玉如知彭、李二人为孙武挑唆而来，故如此言之）。刘公对革命一片冰心，其热情如烈火一般，上至革命领袖孙中山，下至每一个革命党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万望二位兄弟，在武装起义前夕，一定要明辨是非，不要听信那些流言蜚语，更不要听信个别人的挑唆之言。总之，凡有损刘公形象的话不要说，有损刘公形象的事不要做，要确保我们革命党人的精诚团结，要确保我们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

听了刘公的表态以及杨玉如的一番述说，彭楚藩感到自己被孙武耍了，太有点意气用事，实在是有点对不住刘公，脸不由红了一下，很不好意思地说：“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我还真该提防着点。我真想不到像孙武这样的人怎么会对刘会长使绊子呢？我也实在想不清他为何要如此做？今天我对刘会长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现在想起来实在感到愧疚万分。我想会长兄长的胸怀能装得下山河，是不会同我一般见识的。”

刘公忙微微一笑说：“兄弟是我们革命党人、是我们共进会的精英，我能同兄弟相识相交，实是三生有幸。我深知兄弟是什么样的人，怎会怪兄弟刚才说的几句话呢？即使是孙武兄弟，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长处，他的革命积极性也是挺高的，他对共进会在湖北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今天这件事，我们就只当没有发生过一样，对孙武兄弟我们也仍然像以前一样地尊重他，众位兄弟应当牢记：精诚团结是我们顺利举行武装起义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万万不可马虎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场的几个人皆默默地点头，齐声说：“刘会长所言甚是，我们定铭记于心。”

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经过杨玉如、刘公的一番话语，彭楚藩、李作栋心中疑云顿逝，大家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又如以前一样的亲热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低声地商讨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怎样搞好革命组织的联合工作、怎样搞好武昌起义的组织建设工作、怎样筹备起义所必备的武器弹药等等，大家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倒显得兴致勃勃，精神百倍。不知不觉间已雄鸡报晓，大家方感觉到新的一天降临了。刘公说：“天已经快亮了，大家也不用回去了，免得这么早回去，路上行人稀少，遇上了清廷的巡警、暗探，引起他们的注意，反而不妥。不如楚藩、作栋二兄弟在我和刘新的床上将就着休息一下。待天亮了，在我这里随便吃点早饭，然后去办我们该办的事情，大家说怎么样。”

杨玉如说：“会长兄长是干大事的人，怎能围着锅台转呢？刘新虽能干，但毕竟是个男的，做别的事情可以，但做饭不一定是内行。”他望了一下彭、李二人说：“你们二人同刘会长都在楼上休息，我下去吩咐一下吴静玉，让她做早饭算了。”

“还是玉如兄弟会办事，只是我和刘新每天的饭菜都让弟妹做得好好的，我们吃现成的，已感到挺不好意思。今天又这么早让她辛苦，我们就更难为情了。但兄弟既然已经说了，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刘公说。

刘公话一说完，杨玉如就忙跑下楼吩咐妻子做早饭；而刘公等人则忙到床上和衣而卧，不一会，大家皆进入了梦乡。

事实胜于雄辩。为了让孙武之类人的挑拨离间阴谋不能得逞，让李作栋、彭楚藩这些弟兄们心上的阴影彻底消除，早饭后，刘公对李作栋说：“振武兄弟另有差遣，你是前不久大家公推的共进会的理财部长，大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趁着今天你和楚藩、玉如兄弟皆在，我们不如一起到我表弟那里，将汇票拿了，交给兄弟保管算了。”

李作栋，彭楚藩见刘公如此说，一下子倒感觉到挺不好意思，脸一下子不觉都红了。李作栋感到挺窘地说：“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其实放在哪里都一样，再说银子本来就是你的，我看没必要一定要放在我这里。”

杨玉如最了解刘公，知道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不会说做作的话，也不会干做作的事，既然他把话已说明了，怎肯收回来呢？于是就插言说：“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要办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刘公为该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者、谋划者、组织者与决策者，若银子的事再让他保管，这不更加重了他的工作负担吗？若如此，会把刘公累垮的。为减轻刘公的工作量，你就按刘公说的做，把银子管好就行了。只是在开支的时候，你腿放勤一点，多向刘公请示汇报就行了。”

李作栋见杨玉如此而言，也不便再推辞了，就说：“我一定不负刘公及兄弟之所望，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为大家管好这笔银子，用好这笔银子，若有半点私心，天地不容！”

刘公正色道：“都是革命同志，都是兄弟，只要把工作做好，问心无愧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如此而言呢？”说完随手拿了一本书，和大家一起朝陶德琨住的地方走去。

到了陶德琨的住处，刘公向表弟作了解释说明。陶德琨说：“如此最好。表兄可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谋划武装起义的事情上，免得再为此事操心。”说完，即把表弟刘同带来的3000两银票与姑夫先后寄来的12000两银票，共计15000两银子汇票全部交给了刘公。

刘公接了银子汇票，放进了特制的内衣口袋里，对李作栋、彭楚藩说：“一起走目标大，不妥，我和杨玉如先走，你们二人随后赶到我的住处就是了。”彭、李二人忙点头应允。

众人都到了刘公住处雄楚楼10号，刘公对刘作栋说：“怎样把汇票兑换成现银呢？先到汉口山西票号把汇票换成兑条，然后凭兑条兑现款。现款到后，存款别到中国银行去存，应到外国租界的银行去存。为何要到外国银行存款呢？因为外国银行不受清廷管辖，在那里存款、取款方便，有利于掩护革命活动。”略停了一下，又补充说：“这么多的汇票应分几次去兑换现银，免得一次兑换，数量太大，引起他人注意。”随后，从内衣口袋把15000两银子的汇票掏了出来，递到了李作栋手里。

李作栋何曾拿过如此之多的银子汇票？汇票到了手里，他不由激动万分，眼角一下子噙满了泪水，说：“会长兄长，像你这样胸怀宽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国家和人民的人实在是天下少有。往日只是听别人谈论兄长如何如何革命的事，我还将信将疑，故昨晚听信了孙武的一面之词，同楚藩兄弟一起到会长兄长这里来。从昨天晚上到今日上午所见兄长的所作所为，我深深地感到愧疚。我也深深地感到兄长是天下少有的奇男子、伟丈夫，由兄长作为我们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谋划者、组织者与决策者，这次起义的胜利一定稳操胜券。”说罢，与彭楚藩一起辞别了刘公，回到了孙武的住处。

见到了孙武，彭楚藩把自己满腔的怒火压制住，平静地说：“关于银子汇票的事，刘会长说你知之甚详，而你却又那样让我和作栋兄弟到刘会长那里去胡说一通，你这样做，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孙武得意地冷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目的。不这样做，银子的汇票怎能这么快就到了我们的手里？银子汇票不到我们的手里，他不处处都显得是太上皇吗？我们时时处处不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不都要处处唯命是从吗？”

听了孙武的话，彭楚藩不觉恼怒万分，厉声斥责道：“什么我们我们他们他们的，不光我们共进会组织的人是一家，凡是反清组织的革命党人都是一家。刘公是共进会会长，你还和他分彼此，那若是别的革命组织的人，那你又将如何看待呢？现在凡是共进会会员，凡是反清革命组织的人都是一家，都只能加强团结，拧成一股绳，武装起义才能成功。现在武装起义还没举行，你就分彼此，就搞分裂，这对革命事业极其不利，对武装起义也极其不利。若按你说的那样发展下去，我们的武装起义必将失败，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只会白白地送了命！你明明知道刘会长所筹集的银子是为了武装起义而不是去买什么官，而你却让我和作栋去那样说，那样做，很显然这是在糟蹋刘公高尚的人格；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不利于团结的。为此，你必须去向刘会长赔礼道歉！”

李作栋见孙武默然不语地坐在那里，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也说道：“楚藩兄弟的性格，你是清楚的，而你却无中生有地那样说，并让我们俩人去那样做，弄得楚藩兄弟几乎要同刘会长吵起来。后来由于玉如兄弟的解释，我们才化干戈为玉帛，冰释前嫌，相好如初。为了革命党人的伟大事业，为了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你必须前去向刘会长赔礼道歉。只有这样，你与刘会长之间的隔阂才会消除。你也是很聪明的，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用我们多说，你也应该是很明白的。”

孙武同李作栋不仅交往的时间长，感情也挺深厚，是孙武最信得过的人物之一。他见李作栋也如此说，就只好站起身，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这样，那好吧，我们一起到刘会长那里去一趟吧。”

到了刘公住处，孙武见了刘公，不得不强装笑脸地说：“刘会长，你大人大量，昨天晚上的事情做得实在对不起你，我特来向你赔礼……”

刘公的胸怀是何等宽广，岂会让人难堪而下不了台阶呢？还没等孙武把下面的话说出口，就忙打断了他的话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还提它干什么呢？只要你我弟兄今后紧密团结，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行了。”说罢，忙让刘新给孙武、彭楚藩等人沏茶。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又同孙武、彭楚藩等人商量有关起义的一些事情来。直到众人吃了吴静玉做的午饭，方才离去。

没两天，刘公让杨玉如把孙武、居正、张振武、徐万年、杨时杰、陶德琨、潘善伯等人召集到一起说：“武昌起义，光靠我们共进会的力量恐怕还难操胜券；文学社在武汉地区的力量也是相当雄厚的，与我们共进会比起来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如果我们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起来，合二为一，力量倍增，方可确保武昌起义胜券在握，万无一失。”这一番话充分显示了刘公：

观大局深谋远虑，出高招两强联合。

效仿孙刘结联盟，赤壁之战奏凯歌。

欲知共进会与文学社两个革命组织是否能达成共识，实现联合，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