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害_关于康熙的事迹

三藩之害_关于康熙的事迹

其实，藩王们不只是心动了，还做出了行动。其中，动作最大的就是吴三桂。

刘凤云博士曾经在她的《吴三桂传》中这样评价吴三桂：“倨功而倚势擅权，恃宠而构陷异己，贪婪而厚自封殖，骄狂而穷奢极欲，纵欲而佳丽三千。”吴三桂曾在昆明兴建王宫，其间亭台楼阁极尽奢华，红亭碧水极尽雅致，绵延广阔，居然占地有数十里。吴三桂通音律、喜歌舞，王府养着戏班子，藏着佳丽三千。《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三桂在滇中奢侈无度，后宫之选不下千人。”他的生活享受，已经堪比皇帝。一个人，奢侈到了这种地步，欲望也必定很大。吴三桂的欲望，就是想把昆明彻底变成自己家的后花园。

他是平西亲王，总管云贵两省，难道昆明还不是他家的后花园？当然不是！当臣子的，都知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道理，他自然也知道，云南再好也是皇帝的，皇帝那一天不高兴了，说要收回这个后花园，他就得拱手送上，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些，是他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想个办法，把昆明切切实实变成自己家的后花园，这样觉才能睡得安稳。

那么，用什么办法呢？《庭闻录》中有一段记述很有意思：有一次，洪承畴到云南巡视，将要离开时，吴三桂向其请求训示。吴三桂和洪承畴同为明朝降将，关系也是非比寻常。洪承畴对吴三桂说：“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他在告诉吴三桂，要想让朝廷离不开你，那就别让云南太平下来。这一招够狠，但也的确切中了要害，只有云南多战乱，像吴三桂这种藩王才能屹立不倒。吴三桂受教之后，照此方针，不断想办法制造祸乱。他是云南的土皇帝，这点儿事自然难不倒他。于是，云贵边陲地区，兵火不断，战争连绵，军饷更是激增。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这一年全国赋收入银两千五百万余两，可是拨给云南、福建、广东三省的银两就达到了两千余万两。这让清政府很是头痛，可是不给却又不行，如果不给，祸乱更甚。(www.guayunfan.com)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如此劳民伤财，只是藩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呢？事实上，吴三桂有钱。他广开鼓铸，一方面停铸云南厘子钱，一方面按康熙钱的式样，铸行汉字制钱。当新制样钱刚刚颁发，云南刚开始鼓铸时，朝廷就传令停铸。可是，吴三桂立即向朝廷提出，云南百姓所信的只有钱，一日没有钱，就非常不便。朝廷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继续铸钱。

吴三桂自幼在战火中长大，带兵打仗很有一套，眼光上看得也比常人更远。他知道，要想长治久安，绵延子孙，仅仅用这一套显然不够，必须要有实力。什么实力？割据一方，让朝廷真正忌惮，不敢轻举妄动的实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不受朝廷管制的一方霸主。

想要有与朝廷对抗的实力，必须兵多将广。这对于总管云贵两省的吴三桂来说，有难度，但绝非不可能。原本云贵两省的一切军民事务皆“听王节制”，但他还是不放心，故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两省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他还以放牧为借口，强圈百姓土地，畜养马匹以备战事。他专制滇中十多年，“日练士马，利器械”。经过多年的囤积，他手中的兵更强，马更壮。

有了这些做后盾，他安心多了。

至于另外两个藩王，也不本分。耿继茂和尚可喜也垄断着地方大权，成为清政府的一大心患。他们虽然没有吴三桂那般显眼，但还是把持地方财政，大肆建造华府楼台，广征严苛，欺压百姓。

抛开镇守的意义不说，到了后来，三藩实际上已经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严重影响着边陲百姓生活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已经说过，三藩的军饷开支极大，已经成为了清政府沉重的负担。在三位藩王的授意下，云贵闽浙地区战事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期的动乱，更使得这些地方的物价暴涨，最严重的时候，每石米的价格涨到了二十多两白银。很多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只好举家迁徙。

三藩不以百姓为重，没有因为百姓生活困苦而有所收敛。相反，他们更是横征暴敛。康熙五年（1666），广东巡抚上奏说：“粤东武职各官，借名军需，发银州县，采买谷米、稻草、牛皮、牛角、弓弰、箭竹、木炭等项，所发之价，十仅四、五，州县不敢动其分文，照数缴还，谷米等项，俱派里排备完，仍用民夫民船装运交纳。”《清圣祖实录》记载，藩王们还“滥派民夫，折征银两，又有棍徒，假冒营旗，串同蠹役，私出牌票，勒索银两，咨行逼索，稍迟鞭责，小民日见剥削”。三藩如出一辙，做了土皇帝之后，都把百姓疾苦抛到了九霄云外，弄得这几个地方民不聊生。他们的倒行逆施，给社会带来了太多不安定的因素。

三藩在边陲拥兵自重，招兵买马，而且还弄得天怒人怨，如果皇帝不能知晓，那也太过无能了。事实上，清政府对于这几位汉人藩王，一直都不怎么放心。早年三位藩王用处极大，清政府便采取笼络政策，以公主下嫁的方式加以安抚。顺治初期，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顺治帝之妹和硕恪纯长公主为妻，成为了额驸，久居京城。尚家的尚之隆、尚之孝，耿家的耿昭忠、耿聚中，也同样都为额驸，久居京中。这样一来，三藩实际上都成为了皇室的亲戚。这样的笼络政策，也着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得朝廷和三大藩王之间相安无事多年。

四大辅臣辅政的时候，也已经意识到了三藩存在的潜在威胁。不过，早年四大辅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无暇顾及三位藩王的那些小动作。等到大事处理的差不多了，几个辅臣又忙于争权夺势，自然又把那三位藩王撇在了一边儿。四大辅臣唯一做的，就是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

他们曾经暗示吴三桂，让其交出平西大将军军印。但是吴三桂用这枚大印用着甚为顺手，就装傻充愣，硬是不愿意交出。四大辅臣虽然光火，但却毫无办法，云南太远，人家不给，你想硬抢，门儿都没有。没办法，他们只好派人对额驸吴应熊说：过去明朝的永历皇帝在缅甸，边疆多事，朝廷这才授予你父亲大将军印。可是现在，天下太平，已经没有仗可打了，你父亲却不还大印，是何居心呢？这话问的已经够直白了，传到吴三桂耳朵里，他怕落人话柄，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缴上了大将军印。

康熙四年（1665），四大辅臣以节省军费为由，悄没声息地裁掉了云南绿营兵五千人。两年后，清廷接受了左都御史王熙的奏请，又令吴三桂酌情裁兵，以节省军费。不过，这些裁兵政策对于吴三桂等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把明面上的军队转入地下，继续招兵买马。

康熙亲政之后，眼见三藩的势力越来越大，对地方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越来越大，也积极地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一方面，康熙尽可能地解除吴三桂等人过多的兵权。康熙六年（1667），吴三桂为了麻痹清廷对自己的戒备，故意借“目疾”为名，要求清廷解除自己云贵两省事务。他料定康熙投鼠忌器，必定不敢答应自己这一请求。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康熙也正有此意，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康熙立即下旨，表彰他“久镇岩疆，总理两省，勋劳茂著”的业绩，并表示对他“因事繁过瘁”，以致积劳成疾的关怀，特恩准其解除云贵两省事务的请求。这样一来，云贵大小官员的任命由原来的吴三桂亲点改为吏部指派。之后，他又派出隶属汉军正蓝旗的甘文焜出任云贵总督，驻扎贵阳。他想要让甘文焜在贵阳牵制、进而逐步取代吴三桂。同时，他更是派出亲信出任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的总督、巡抚，进一步牵制三藩的势力。

另一方面，他对三藩刻意恩宠。康熙七年（1668），他晋升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时将耿继茂的两个儿子耿昭忠和耿聚忠，以及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晋升为太子太傅。当然，他也派人严密监视了这几个人，让他们成为人质，留在京城无法离开。

少年康熙刚刚铲除鳌拜集团不久，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他滴水不漏地做完这一切，就开始悄悄地静观其变。他就像是一个少年老成的钓者，在耐心地等待着鱼儿上钩。其实很多时候，他也在担心：以自己的能力，能对付得了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吗？

虽然有点儿信心不足，但他敢于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