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叛乱康熙定三藩的故事

平叛乱康熙定三藩

铲除鳌拜后，康熙帝又面临着三藩割据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如不及时解决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随着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益尖锐，康熙帝力排众议，决定三藩并撤。

当撤藩的命令下达到昆明时，吴三桂顿时愕然气阻，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暗中加紧了举兵叛清的准备。

经过历时八年的战争，三藩之乱最终得以平定，清朝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统一。

三藩割据

满族贵族入关前，在与明朝的交战中，曾以高爵厚禄招降了一些汉族将领，为其统一中原服务。这些人当中，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追随皇太极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崇德元年(1636)六月，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即帝位时，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合称“三顺王”，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三位汉人藩王。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时，招降了吴三桂，清、吴联军在山海关前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为清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履行诺言、激励将士，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吴也由此成为清廷赐封的第四位异姓王。

然而，吴三桂与“三顺王”不同的是，他是在清军入关的关键时刻投降的，为清军入主中原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功勋之大，孔、耿、尚三人无法比拟。此后，清朝对他又不断地加恩厚赐，其地位也渐渐跃居“三顺王”之上了。

顺治六年(1649)五月，清廷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令其率兵两万征广西；改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令各率兵一万征广东。同年十一月，尚、耿部进至江西，耿仲明因部属隐匿逃人事被揭发，惧罪自杀，其子耿继茂袭封王爵。年底，孔有德占据桂林。顺治七年(1650)冬，尚可喜攻克广州，南明桂王出走梧州。这时，大西军余部李定国与桂王合作，进攻四川，吴三桂奉清廷之命进剿。吴军势力较强，李定国兵不能敌，转而争夺广西，顺治九年(1652)七月李军攻克桂林，孔有德阵亡，其唯一的儿子亦被杀害，因为无子承袭，他的爵位随后被清廷废除。至此，四藩成了三藩。

为协调西南五省力量，顺治帝于顺治十四年(1657)部署三路兵力进军贵州。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清军攻克贵州，三路大军乘胜进取云南。翌年正月，南明永历帝败走永昌府，两广、云贵基本平定。三月，顺治帝根据洪承畴建议，命已克取贵州、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兼辖贵州；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地有几次变迁，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为防止郑成功势力攻取大陆，顺治帝最终命其驻镇福建。吴、尚、耿三王驻镇地的确定，标志着三藩的形成。

清廷以王爵赐封给汉人，将他们远封在南方的边疆地区，是深有用意的。南方气候潮热，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的士兵不服水土，难以适应。而且这里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生活条件艰苦，民情复杂，清军入关不久，一时难以控驭。最主要的是，南明残余势力和郑成功部的反抗活动还时有发生，满族人或蒙古人的骑射长技在南方的地形中，难以发挥作用。然而，把这些地方交给三位汉王管理，“以汉治汉”，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解决朝廷的南方问题。

然而，自三藩分镇以来，各镇依仗重兵，权势日涨，与清廷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逐渐形成了“三藩割据”的局面。

下令撤藩

智擒鳌拜后，康熙实现了君主集权，加强了最高统治集团的集中与统一。好景不长，一件更为头痛的事又摆在了他的面前：镇守边疆的三藩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统一。如不及时解决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康熙亲政后不久，就把处置“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按照清朝祖制，赐封的王，只享受爵位的待遇，不给予封地，这与历代裂土而封的做法是有重要区别的。康熙继位后，沿袭先王体制，并无变化。因此，“三藩”所辖地区，不是封地，仅是驻守之地而已。清朝把“三王”派往边疆，只是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巩固在南方的统治。事实上，“三王”随时都得听从中央的征调，清廷也从来没有宣布过某地为某王的封地。

然而，“三藩”的实际情况，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及政策大相径庭，他们把驻防地当作了自己的封藩之地，各自专制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这一后果的造成与清廷的政策密切相关。当时云贵、两广、福建刚刚征服，民族和政治情况复杂，局势还不够稳定，尤其是台湾郑氏政权的存在，对清朝构成实在的威胁，所以不得不授予“三藩”以特殊的权力。军事上，三藩各握兵权，都掌握着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负有出征的直接指挥权；经济上，三藩享有当地财政、钱粮、兵饷的支配权；行政上，有对地方事务、兴革的管理权，以及对官员任免、考核、荐举、赏罚的人事权等等。朝廷规定：但凡地方一切事务，三藩都自行裁决，其所在地的督抚大员也置于他们各自的监督之下，三藩在处理事务时，只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就行，中央内外各衙门不得干涉，而藩王也只对皇帝负责，按皇帝的旨意行事，仅此而已。这些特权的给予，没想到竟被吴三桂等三藩所利用，极力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形成了“裂土而封”的既定事实。

三藩中，吴三桂的实力最为雄厚，晋封亲王后，吴总管云南、贵州两省一切军政大务。他不但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营兵等总计兵力达两万余人的军队，还委派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称为“西选”之官，收揽党羽，遍置私人，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耿、尚两藩虽不如吴三桂跋扈，然亦擅置官吏，垄断地方大权，各为一方之患。耿、尚两藩也各有旗兵十五佐领、绿营兵六七千人，军队万余人。此外，三藩还蓄养大量朝廷并不知情的家兵，这些私人武装的数量也不下正规军。且三藩各自把持地方财源，在各自的辖区随意征收赋税及其他杂税，财政收支户部不能过问，也不上缴中央。吴三桂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招徕商旅，资以藩本，掠取了大量财富。耿、尚两藩也创设总店，征收苛捐杂税，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无一幸免。他们还垄断对外贸易，私造大船，擅自出洋为市，所获利润全部据为私有。惧于三藩的势力，又得宠于朝廷，当地官员百姓谁也不敢揭发，使得他们更加狂妄。

三藩独擅其权，自行其是，成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严重威胁到朝廷的安危。因此，康熙继位之后，力排众议，开始着手削减三藩的权势，最终下达了三藩并撤的命令。

举兵反清

一开始，康熙还是很慎重的，只是逐步地削减了三藩的一些权势。康熙二年(1663)，他收缴了吴三桂大将军印。按清朝祖制规定，大将军权势颇重，系临时性差遣，事毕即解除职务，将印交回。可吴三桂驻镇云南数载，拒不上缴。没办法，康熙只好派人去找吴的儿子吴应熊，催促他转告其父，尽早归还大将军印。吴三桂眼看不能再抗拒，只好将印交回，心中却是怏怏不乐。康熙四年(1665)，裁撤云南绿旗兵五千。第二年，康熙又采纳左都御史王熙建议裁撤云、贵、闽、广兵饷百余万，并逐步解除藩王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与职务。五月，吴三桂以目疾请辞云贵两省事务，清廷立即批准，决定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省督抚管理；大小文官也照各省例，由吏部题授，藩王下属人员不得出任督抚。南明遗臣查如龙上血书于吴三桂，煽动吴三桂出兵以临中原，事泄被杀。清廷对吴三桂的疑惧日深，撤藩势在必行。但是康熙不敢贸然行事，他在等待有利时机。

终于，撤藩的时机到来了。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年届七十，突然申请撤藩，请求允许他归老辽东，尚可喜很明智，他已察觉到了朝廷对三藩的顾虑，不如主动撤藩，交权归家，既解除了皇帝的猜疑，还能全身而退，保子孙后代平安。他的这一申请，客观上让康熙帝找到了处理三藩的理由，康熙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顺水推舟，以广东已经平定为由，准尚可喜全藩撤离，所属官兵仍留广州府，令广东提督管辖。康熙这一做法，意在暗示吴、耿也应效法尚可喜，主动提出撤藩请求。

果然，吴、耿为试探朝廷态度，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提出撤藩申请。康熙命议政王大臣商议，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耿藩可撤，但对吴藩撤否，出现了严重分歧。大学士索额图以兵丁往返、民驿苦累为由，主张应该让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事实上则是怕吴三桂反叛朝廷。康熙斟酌再三，认为吴三桂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人，力排众议，坚持作出撤吴藩的决定。同年八月，康熙分别派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吴三桂申请撤藩并非出自本意，不过是虚意应付。他满以为朝廷不会答应其撤藩要求，会照以往诏书所宣，让他的子子孙孙驻守云南。因此，他毫无撤藩的准备。当康熙派人去昆明经理撤藩事宜时，他感觉到自己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了，于是心中愤愤不平。他一方面假意表示接受，暗中却加紧准备；另一方面立即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台湾郑经，相约武力反清。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藩下属兵，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逼迫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冠，标榜兴复明室。同时，命马保等率军由贵州进湖广，王屏藩等率军由四川进窥陕西，公开举兵反清。

吴三桂发动叛乱，本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矛盾激化的结果，但自清兵入关以来，西南地区南明遗留势力还没有完全肃清，民族矛盾还比较尖锐，吴三桂此时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客观上利用了这种情绪。因此，吴三桂公开叛乱后，耿精忠、尚之信随之起兵响应。三藩来势甚猛，云贵、川湖、闽浙、两广及陕甘等地叛军四起。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当时朝廷有些大臣被三藩的势力吓倒，竟提议杀掉主张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谢罪，康熙对此断然否决。他心中早已立志撤藩，于是，下令出兵平叛。

平定三藩

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年仅二十岁的康熙皇帝镇定自若，有胆有识，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首先，他命前锋都统硕岱率清军日夜兼程前往荆州，进驻常德以遏叛军，组成以荆州为中心、以川湖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和湖广境内。而此时叛军已进湖南，荆州震恐，康熙又派三路大军快马加鞭，赶往荆州。荆州位居天下之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派重兵驻守，阻止叛军北进之路，是稳定战局的重大决策。为便于援兵自京师调遣，康熙又在山东兖州、山西太原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兵力，秣马以待。同时康熙帝因兖州支援湖广太远，又于距潼关、郧襄皆近的河南府设立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率兵驻守，所在有警，俱可策应。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康熙帝还从心理上、政治上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他下令停撤耿、尚二藩以孤立吴三桂。为争取民心，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又颁布诏书，历数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将平叛的对象集中于吴三桂及其死党。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动，据福建反叛。江西地处福建、湖南夹攻之中，是广东的唯一通道，江西吃紧，会进一步危及广东。康熙急命安南将军额附华善守京口，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扬威将军阿密达镇江宁，平南将军都统赖塔去杭州，平寇将军根特巴鲁援广东，镇东将军喇哈达驻江南以保护东南财赋重地，防止吴、耿会师江西。为了进一步从心理上压倒吴三桂，康熙决定于四月十三日，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绞，以激励三军之心。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于岳州、浙江、四川、江南、广州各路增派大将军。至此，清廷先后派出六名大将军，其中有三名大将军在江浙一线，而且全是亲王。争夺江西、浙江、江南是当时矛盾的焦点，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讨吴阵容大为改观，大大提高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并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陕西绿旗兵提督王辅臣举行叛乱。甘肃巡抚华善上疏要求加大甘肃提督张勇权力，以绿营兵扭转危局。为了提高绿营兵的积极性，康熙采纳了华善建议，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委以收复甘肃全省重任，总督不得节制，镇将各官悉听调遣。此后，绿营官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或以独立、平等地位与满军联合作战，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仅用五个月时间，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三边渐趋稳定。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初十，康熙又任命都统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率军急赴陕西，速靖地方。五月，图海于平凉城北虎山墩击败王辅臣，派参议道周昌入城招抚，王辅臣投降。康熙倚用绿营兵，实行满汉联合作战，稳定了西北局势，使清廷能分出兵力增援江南，是平定三藩之乱的重要措施。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尚可喜卧病，其子尚之信决意投降吴三桂，发兵往围尚可喜住处，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称号，易服改帜，反叛清廷。康熙认为，尚之信内部矛盾重重，实力不强，吴三桂对他只是利用而已，不会真正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广东自会以福建为榜样，于是康熙加紧招抚耿精忠。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默许郑经占据耿精忠后方的行为，激化耿、郑之间的矛盾。十月初四，耿精忠投降。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将郑经赶出泉州，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果不其然，耿精忠降清，对尚之信触动很大。十月，尚可喜去世，广东地方官员纷纷抵制尚之信叛乱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尚之信主动派人持密书至清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十二月九日，康熙降旨赦免其罪。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初四，尚之信率省城官员及兵民等剃发投降，康熙令其袭封平南亲王。此时，陕西、福建、广东相继平定，清廷开始转入反攻。

耿、尚二人的投降，使吴三桂陷入了孤立，加之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拮据，吴三桂梦想与清廷划江而治、自为一国之君的愿望成了泡影。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心有不甘的吴三桂在衡州匆匆称帝，聊以自慰。八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立，部下涣散，军心动摇。康熙利用时机，命水陆夹击，速取岳州，吴世璠败退昆明。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宁夏提督赵良栋上疏要求进兵四川。十月，康熙降旨进兵，命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收复四川。三个月后，收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赵良栋率兵进攻云南。第二年底，清军攻下昆明城，吴世璠自杀，云南荡平。至此，前后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

裁撤三藩，是清朝前期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它不仅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www.guayunfan.com)巩固了中央集权，还为清朝整顿边区、巩固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平定三藩之乱，康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施展了政治家的抱负，使清朝走上了繁荣鼎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