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成功_大宋名相

短暂的成功_大宋名相

作为新政的主要支持者，以及当时的主要言官，欧阳修对于变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时的赵祯也有心求治，因而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他派出自己的心腹大臣到各地任职，让他们按照范仲淹的建议推行新法，改革事宜就此拉开序幕，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的首要任务，就是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同时提拔那些称职的官员，这一项措施也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对于不称职的官员，范仲淹丝毫不会心慈手软，在他的铁腕之下，大批不合格的官员被撤职，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对范仲淹自然恨入骨髓。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些官员的处境，如果他们愿意继续留任供职，就挂职候缺，如果想要去官为民，朝廷也会适当分给他们一些土地。当然，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的官员，范仲淹的打击力度也是非常严厉的。在赵祯的大力支持下，很多有势力、有背景的官员纷纷下马，整个北宋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与此同时，范仲淹对官员的任免并没有一概而论，而是注重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比如高邮知军晁仲约在任时，曾经遭到当地盗匪威胁，他手中无兵无权，只能让当地富户出资款待盗匪，并且送给他们大量财物，从而避免了盗匪对当地人民的洗劫。消息传到朝廷，舆论为之一片哗然，晁仲约的做法简直就是通匪，按照当时的律法可以判处斩首。但是范仲淹查明整个事件后，不但没有处罚晁仲约，而且加强了他手中的兵权，同时派兵助他剿匪，最终得保一方平安。经过范仲淹的一番整顿，宋朝官员自知不称职者，纷纷上书求退，领取朝廷分予的土地回家养老，一些想要为民办事的官员则奋勇登上政治舞台。

紧随其后，朝廷推行“磨勘法”，进一步落实改革。这一法令对官员的升迁作出明确规定，即不论官职大小，都要以政绩作为升降赏罚的标准。对于那些政绩突出的官员，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举荐，就可以把升迁的文书上报朝廷，得到批复之后即可走马上任。此外，对于那些德行高远的人，也可以在受到举荐后得到升迁，只是需要给他们安排适当官职，比如监督、纠察和言官等。这里除了关注官员的从政能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官员的各类特长，从而做到人尽其才。(www.guayunfan.com)接下来，朝廷禁止官员子弟继承其职务。在朝廷看来，官员让子弟继承自己的职务，一定能够选择适当的人选，从而确保做好工作，再加上人情所在。然而，这种行为非常容易形成官场的不良风气，让一些无才无德的人占据官位，不仅不会对社稷有所贡献，而且还会成为国家的蛀虫，凭空增加百姓的负担。为了进一步优化官员队伍，欧阳修还建议赵祯将举荐权收归国有，并且首先培养并考核那些拥有举荐权的官员，最终得到采纳。

再有就是清查公田，对于那些公田不足的官员，及时给予了补足。由于这一措施是为官僚阶级谋利，因而在诸多改革政令中，这是执行最快、最彻底和最持久的一条，可见宋朝官场的最大问题，还是官员的不作为。当然，补足官员的利益，就会让其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最容易受损害的自然是最弱势的群体，也就是普通百姓。为此，范仲淹要求各级官府清查公田的同时，决不能侵犯百姓利益，如此才保证了这项措施的依法执行。

还有就是兴办教育，这一事务从范仲淹进入仕途之初就开始关注，并且为官几十年从未改变和懈怠过。如今，范仲淹终于执掌朝政，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兴教育。新法规定，全国各州府郡县都要兴办学府，并且任用知识渊博的大儒任教。对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范仲淹也进行了全面改革，之前的经义被完全去除，诗赋也排在了新设定的策论之后。贡生从此开始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并结合实际政治事件提高政见，直到符合国家的任职要求。为了减少朝廷兴办学府的经费负担，范仲淹还批给各学府专用土地，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给自足。

其余一些新政内容，基本按照范仲淹的建议贯彻实施，赵祯在这一时期对他的支持作用甚大。从相关史料来看，范仲淹主持的新政改革，前后一共历时八个多月就基本完成，从而使整个宋朝沐浴在不尽的希望之中。应该说，范仲淹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即打顽固势力和相关利益团体一个措手不及，在他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促成大局。因此，对于范仲淹和赵祯来说，新政的推行才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必然面临各方势力的强大反扑。而他们究竟能否经受住这场反扑，不仅关系到新政的成败，也将关系到天下万民的福祉。

应该说，范仲淹在新政内外都用尽了心思，基本上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可钻的空子，如果顽固势力和相关利益团体想要发动反动，他也有信心为新政保驾护航。然而，让范仲淹万万没想到的是，敌对势力的反扑并没有瞄准新政，而是瞄准了他本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所谓小人之臣，在治国安邦方面总是表现平庸，但是在蝇营狗苟方面却又无孔不入。这些人很清楚，范仲淹推行新政的后盾是赵祯，因而攻击新政就等于攻击赵祯，如此将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是，如果避开新政不谈，四处网罗范仲淹的“罪证”，并且从赵祯的利益角度出发，找出范仲淹对他的威胁，从而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事情就大有可为了。

很快，朝廷便有人上书，诬告范仲淹结交朋党，并且企图利用变法大权培植亲信势力。这立即引起了赵祯的警觉，众多反对变法的势力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微妙信息，上书攻击范仲淹的人随即纷至沓来。这个时候，反对变法的势力又在全国上下暗中抵制变法，范仲淹一时间陷入顾此失彼的危局中，由于失去了赵祯的有力支持，局面很快失去控制。而既然局面都已经失控了，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因而范仲淹也只能在“天下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的一声哀叹中，结束了此次变法。

今天看来，范仲淹的变法虽然利国利民，但毕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而最大和最根本的局限性莫过于人治。所谓人治，就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情况，依法办事只能是一个幌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范仲淹的变法事宜中处处提到监督权，那么作为监督者，又如何维系自己手中的权力呢？答案还是靠人情。这种人情不光是对上，同时也包括对下，因为权力的体现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完成，如果被管理者不予配合，管理者的权力也就不是权力了。为了让被管理者服从自己，管理者就要让被管理者体会到人情，法律法规就是收买人心的最佳武器。

也许，范仲淹心中有一本天下为公的账簿，但这本账簿只是他个人勾画的理想图谱，在失去赵祯的支持后，他的所有设想都在顷刻间分崩离析。而赵祯虽然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也是要靠人情来维系自身权力，因而范仲淹的变法根本不存在客观条件，即便能够持续推行下去，也只能清除遗留弊病，最终还是要沦为人治的工具。因此，范仲淹想要通过变法励精图治，必须改变朝廷上下所有人的法治意识，不要说短短的八个月，就是八年甚至八十年，也是极难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