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担心失去机会”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我就担心失去机会”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抓时机,善于利用时机,首先就要正确判断时机,正确认识时机。有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是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

1979年,邓小平惊奇地看到一个统计材料,1977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700多美元,列世界第五,名列第一的科威特为11000多美元,瑞士10000美元列第二,瑞典9400多美元列第三,挪威8800多美元列第四,中国1980年是250美元。差距这么大,除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之外,还要承认一时不会出现什么十几年、几十年就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时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世界上流传着一种说法,“21世纪是亚太世纪、亚洲世纪、中国世纪”。不少中国人深受鼓舞,以为中国很快就会再次成为世界“中心”之国了。对此,邓小平非常清醒,除继续坚持“三步走”之外,还于1988年12月21日公开表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种不赞成,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看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现象就头脑发热,很快就会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超英赶美”、“大跃进”、“洋跃进”的错误。那样,不但损失惨重,而且也失去了本来可以抓住的时机。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又是抓住了一些什么时机呢?首先,是抓住了粉碎“四人帮”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机。(www.guayunfan.com)这并不是因为世界上有什么“救世主”,而是因为邓小平代表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一条正确的路线,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因此,邓小平复出,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像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一样,一切都很难说。因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并不多,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少,不能因为胜利了,成功了,就认为是必然的,与个人关系不大。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也是抓机遇的产物。邓小平“三落三起”,第一次复出,主要得益于王稼祥、李富春、陈毅、蔡畅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他本人没有主动争取。第二次复出,首先是他本人抓住林彪集团覆灭的时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1971年 11月8日,也就是邓小平得知林彪集团的下场两天后写的,抓得很紧,但也有时间充分思考。这时,邓小平已被打倒了5年,也已经5年没直接同毛泽东联系。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时机意识。林彪不垮,给毛泽东写一千封信也没用,只会更糟糕。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曾经这样批评邓小平,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文革”前期,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有这样一些背景,林彪垮了,如果邓小平自己不主动,可能也难以复出。第三次复出,首先得益于叶剑英的活动,但邓小平本人也采取了主动,于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写了信。虽没像上次给毛泽东写信那样直接提重新工作之事,但在当时呼邓声声的背景下,这也是信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抓住了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机。

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出现文革这种极端局面,中国不一定会搞改革开放。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假设,这种观点是无法证明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革”和“四人帮”造成的惨重破坏,的确使中国人民下决心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老路,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新长征”已经开始。此后两年多的“洋跃进”虽然错误,但这种错误毕竟还是经济建设问题的错误,并不是阶级斗争式的错误。中国当时近10亿人,10亿人强烈要求脱贫致富,发展生产,不愿再你争我斗瞎折腾,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一个多么好的发展时机啊!

就像50年代有“大跃进”,70年代有“洋跃进”一样,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切愿望也要正确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引导广大群众从事现代化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导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落后。对自尊心特别强的中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本身也需要时机。例如,1980年7月,一位在中央机关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外交活动家在一个学习班上发表讲话说:“中国经济管理的官僚体制是全世界最坏的,最落后的。”这种话,以前谁敢说,现在也不能说。但当时不但说了,而且在一份全国同类刊物最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经济年鉴》上转载了。话不一定这么说,但中国人能这样承认自己的缺陷,自己的落后,而且能被广泛接受,不以为奇,则是极为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邓小平一再号召人们莫怕,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没有一种气氛,一言不慎就丢官、开除、坐牢、掉脑袋,一般人能不怕吗?胆子大得起来吗?思想能解放吗?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至80年代前期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革开放,强烈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大胆承认自己落后、深切反思自己落后的社会气氛,就是重心转移、改革开放最好、最大的时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而且会转化成另一种类型的时机。因为就像邓小平1978年9月所说的那样,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

第三,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武装扩张行动:1975年插手安哥拉内战,1977年卷入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战争,1977年和1978年两次入侵扎伊尔, 1978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入侵阿富汗。这种行动,对当时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来说,一次就足以引起全球,特别是与之对抗的美国不安,这样频频发生,特别是通过战争在柬埔寨和阿富汗建立起傀儡政权,使苏联集团从东欧扩充到东南亚和西亚,这就更加令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不安了。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国家爆发大规模的反美、反西方运动。这些国家人口多,数目多,又是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威胁很大。相对而言,美国则因为石油危机、越南战争搞得日子不太好过,在与苏联争夺霸权中处于守势。

这种国际形势,影响很复杂,但至少有一点对中国有利,那就是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至少不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政策,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爱好和平但民族自尊心也特别强烈的中国人民也不会敌视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基本条件。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这段话表明,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仍然像五六十年代一样,改革开放的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提出来也解决不了。当然,这种时机也要自己去发现,自己有良好的政策。如果像“四人帮”那样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全世界向中国敞开大门,所有的人都希望来中国交流,中国也会同世界隔绝。

邓小平当机立断,为中国抢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黄金时代是极其关键的。

时机,总的来说还是先机,要先行者才能抓到。跟着走,随风跑,不能说不行,后发优势也存在,但总的来说还是要走到前面去才算成功。后来居上,关键是居上,居上就是领先了,走到前面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学习。这在世界上更有早行人,但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则是领先的。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因苏东剧变而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处境明显地困难起来。还有人总结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宣传基调:70年代(1972年之后)是“浪漫化”,故宫、长城、“蓝海洋”(衣服)、自行车、人民公社,神秘得很,有趣得很;80年代是“天使化”,迪斯科、牛仔裤、可乐、酒吧、特区,中国人,OK !1989年以后则是“妖魔化”,人权、台湾、民运、藏独、法轮功,中国成了一个典型的“问题国家”。中国人觉得冤得很,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树敌,苏联解体了就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美国人也有气,认为中国也在把美国妖魔化,也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平心而论,今日中国问题再多,也比过去进步多了。所以,中国如果迟到苏东剧变之后再进行改革开放,麻烦就多多了,“杀出一条血路”也会难多了,很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这可是一种极其关键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邓小平在国际背景上对时机的当机立断,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上。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发生了大小战争126次,伤亡人数3000万,涉及到9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而言,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了40个师的兵力,为中苏友好时期的4倍。1978年苏联在远东地区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并成立远东战区指挥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西伯利亚三个大军区和驻蒙苏军、太平洋舰队。此外,苏联还支持印度与中国对峙、抗衡,支持越南向中国挑衅等等。因此,从60年代开始,中国就准备打仗,而且具体落实到了经济规划之中,最著名的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按战时经济的要求搞的,从整体上说,自然也就没有经济效益,而只有经济负担。这种思想也制约着外交关系,先是有抗美援朝,随后又是援越抗美,支持老挝、柬埔寨,主要是同美国对抗;70年代后则主要是同苏联对抗。同苏联对抗,使中国改善了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由于这种改善是着眼于准备打仗,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不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人们猜测,中美两国一定会谈到经济问题,结果根本就没谈。1975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率领一个大型访华团来华,其主要人员中有两位大企业的董事长,施密特本人还是一名经济学专家,但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西欧各国作为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统战对象”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合作伙伴来对待。1977年复出后,邓小平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新的判断。70年代末,他认为“战争可能推迟”,80年代前期,认为“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80年代后期,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其中,“核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有了这种基本认识,在处理国际问题中也就会有了重心的转移,也就能抓住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等趋势的发展,时机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这不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此,对地方领导人是如此,对平民百姓也是如此。从事某种职业,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学习某种知识和技能等等,都将具有国际性。这一点,目前已经表现出来,今后将更为明显。在这方面,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不从事经营活动、没有特殊才艺和特殊成就的中国中老年人机会已不太多,青少年们可要抓紧。但中国是世界的一大块,放眼世界抓机遇,同样也是人人有份,人人有责。

第四,较好地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自告奋勇分管科技教育,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后一次发表公开讲话,科技部分也是讲得最为热情、最为诚恳、最寄厚望、最为动人的一个部分。邓小平很少说他对什么事情感到高兴,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时,他最钟爱的特区发展那么快,他也只是说“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强了”。这当然也是高兴,但毕竟没有用高兴这个词。按邓小平的习惯,这还是属于“满意”级。但对科技,他却一连用了四个“高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在有关报道中,邓小平在参观高科技企业时,也总是显得特别的高兴,并连连说“高兴”。我们知道,让邓小平用“高兴”一词来评价一件事,可不容易。因为他有一个评价标准,即一为“赞成”,二为“满意”,三才是“高兴”,“高兴”属于最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