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天春园藏志的“三个第一”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任氏天春园藏志的“三个第一”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任凤苞先生积三十余年的精力和财力，收藏全国各地历代志书，建立名为天春园的方志专藏。“天春园”命名之由来，任先生自己、他的友朋及其后人均未留下文献记载，窃以为，中唐诗人施肩吾的《下第春游》诗有云：“天遣春风领春色，不教分付与愁人”（明赵宧光、黄习远《万首唐人绝句》），正是他离政以后从事收藏的心理写照，“天春”二字，或出于此。

任氏天春园藏志海内享有盛名。沙彦楷称之为“私家藏志之巨擘”（沙彦楷《天春园方志目序》）。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咏道：“南北第一天春园，山经地志不胜繁。”这些评介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我们不妨举出任氏天春园在我国近现代私家藏志中的“三个第一”来证明。

1.私家藏志的数量和质量第一

任先生的好友，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先生曾经这样盛赞过天春园藏志，他说：(www.guayunfan.com)“若明《（弘治）八闽通志》、《（嘉靖）南畿志》、《（隆庆）云南通志》、《（万历）镇江府志》、《（万历）徐州志》，海内号为孤本，‘天春’皆囊括而有之，积藏至二千五百余种，其精博有如此。于北，则北平图书馆差足伯仲；于南，则涵芬楼犹或不逮。至私家庋藏若吴兴刘氏、杭县王氏，抑非其伦也。即予笃好地志，致力之专且久，亦未尝后人，然视‘天春’则绝尘莫蹑矣。”（张国淦《天春园方志目序》）

现在我们将张先生的这段话加以诠释。他首先举出任氏天春园藏的几种孤本稀见志书，以今日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1993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来审核其大陆范围内的藏家，则是：

《（弘治）八闽通志》（明陈道、黄仲昭纂修，明弘治四年刻本），今为北京、中科院、天津、南京地理所、湖南师大五家图书馆藏全帙，浙江省馆残存。

《（嘉靖）南畿志》（明闻人诠修、陈沂纂，明嘉靖刻本），今北京、天津两馆藏全帙，中科院、上海、天一阁三馆残存。

（《隆庆）云南通志》（明志元阳纂，明隆庆六年刻本），今北京、天津、上海三馆藏。

《（万历）重修镇江府志》（明王应麟修，王樵纂，明万历二十四年刻天启增修本），今天津馆独家藏原刻全帙，北京残存，南京为传抄本。

《（万历）徐州志》（明姚应龙等纂，明万历二年刻本），今唯天津独家藏孤本。

接着，张先生说天春园藏志和北方的北平图书馆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不相上下，而南方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恐怕还不及，至于私家藏志者像吴兴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丝绸巨商世家，有嘉业堂藏书楼）、杭州的王体仁（字绶珊，盐业巨商，家有九峰旧庐藏书楼）或者不可比及。同时说他自己笃好志书，致力于此既专心又长久，不肯落后于人，但同天春园所藏比，那是望尘莫及的了。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天春园和上述公私藏家的20世纪30年代志书收藏列表对照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为第一，因其有得自清末内阁和民初教育部的拨交，创办于1926年的北海图书馆于1929年并入北图的接收，再加上自己购买和社会捐赠，可以说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涵芬楼依靠地处大都会的上海和散处全国各地的商务印书馆分馆代购、借抄，数量略多于任氏天春园，但颇多传抄本，而非志书原刻原印本，特别是罕见志。涵芬楼藏书毁于1932年“一·二八”日军炮火。刘、王两家数量和质量均不及任氏天春园所藏。刘藏后多归浙江省图书馆，王藏在其1938年卒后，旋即散佚。任氏天春园藏志以质量言，今天津馆录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者达一百三十余种，其中孤本三十多种，基本全是任氏原藏捐赠的。其孤本志除上述外尚有：《（嘉靖）辽东志》、《（万历）安平县志》、《（万历）应州志》、《（万历）武进县志》、《（顺治）新修望江县志》、《（顺治）万平县志》、《（顺治）西关镇志》、《（康熙）沧州志》、《（康熙）重修无极县志》、《（康熙）长洲志摘要》、《（康熙）合肥县志》、《（康熙）沁水县志》、《（康熙）邹志》、《（康熙）青州府志》、《（康熙）万安县志》、《（康熙）黄安县志》、《（康熙）西宁县志》、《（乾隆）铜陵县志》、《（乾隆）庐州卫志》、《（乾隆）贵溪县志》、《（乾隆）隆昌县志》、《（乾隆）澎湖厅志》等。任先生以个人的精力和财力，收藏达2536种，且精审又如此，其难能可贵于此可见。

2.第一部私家方志目录

方志被人们誉为“史料宝库”，要想掌握和利用好这份珍贵遗产，只能靠它的专门性目录——方志目录。我国方志专科目录，首见于清初徐乾学在《传是楼书目》中著录的《天下志书目录》，此书已亡佚不存，但可推知为综合性的知见书目，非藏家目录。清初顾祖禹的《古今方舆书目》亦亡佚不存，同样可以推知它既是综合性知见书目，其中又包含舆地书在内，更非志书收藏专目。直到1913年，缪荃孙将清末内阁移交给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编为《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则是今存的第一部方志专目，其后二十年，谭其骧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为第二部，然二者均系公藏方志目录。1934年12月《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6期发表的王体仁《九峰旧庐藏方志目》，系杂志诸文中的一个专篇，非单行书目。1936年11月任凤苞先生编印的《天春园方志目》问世，才是我国第一部私家藏志目录。

《天春园方志目》铅印本，4册，前有沙彦楷序、张国淦序，次有任凤苞先生自撰的《天春园方志目略例》八则。任先生在1930年10月为张国淦撰的《方志考稿序》说他“迩年谢事，杜门却扫，发箧中所藏诸志先为编目”，可见此目始编至少是1930年，到1936年出版，历经六七个寒暑之久。张先生在介绍和评介此目时说：任先生“每见旧史经籍、艺文诸志，暨万卷堂、千顷堂诸书目所著录地志往往失实，编纂年月、人名省地、类多甲乙互淆，至有歧一书为二，骈二书为一者，盖由不以方志为专科而未尝目睹其书故也。于是自撰方志目，凡纂修之年之人之地，必详考之。一书之源流条理，毕陈于简，历历无所遁，盖自来方志目录家言，无逾此已”。可见评价之高。

该书目分正、后两编，共收志书2536种。正编基本录清代以前历代各类志书，以全国性的一统志冠于卷端，次以宣统三年（1911年）所颁行政区划为序，列省、府、州、厅、县志，乡镇志、乡土志隶所属县下。凡地名改称者注以今名。于未收藏者，录其省府州县名称，以备续购。正编录志书2350种，以分类计为总志5种、省通志64种、府州厅县志2285种；以时代计为宋志16种、元志4种、明志64种、清志2244种、民国志26种；以志书版本计为刻本2265种、稿本4种、抄本29种、铅印本35种、影（晒）印本13种、石印本8种。其后编均为民国志，计184种，其中省通志3种、府州厅县志181种。每书著录书名、卷数、修纂人时代及姓名、出版年代、版本、册数。记录完备、体例允当。《天春园方志目》在方志专科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

从任先生手订的《略例》、手编本书目的成果及张国淦先生的评介看，他不仅着力于收藏，而且对方志学有颇深的造诣，过去有人说他“酷嗜庋藏方志，且终生好之不倦，但却从不读方志”，这是缺乏深入了解，且是不公允的。

2003年3月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将《天春园方志目》影印，一册，16开本。又据李国庆同志说，近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收得任氏《天春园方志目》底稿本，这是很珍贵的。

3.襄助第一部方志提要目录诞生

利用方志要靠方志目录。方志目录有两种：一是只著录书名、卷数、纂修人、版本时代、版本等项，它只能告诉读者关于某志书的一般情况，即文献的外部特征。另一种是不仅著录上述诸项，而且以提要揭示该志的纂修者身份、纂修缘起、体例、类目、内容价值、评价等，它告诉读者关于本志的重要内容，即文献的内部特征。前者称之为簿录性目录，后者称之为考评性目录，对读者来说，显然后者较前者更有益。

给志书作内容提要古已有之，如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其中就有近180种各地志书提要，乾嘉以后私家藏书志、藏书记之类的考评性目录里，就收有各自不等的志书提要，然而这一切均非专门性的方志考评性目录。我国第一部志书考评性目录（即方志提要）专著，便是1930年出版的瞿宣颖先生的《方志考稿（甲集）》。

瞿宣颖先生字兑之，早年曾任河北省通志馆馆长，讲学于燕京、清华诸校，久有撰写方志提要之愿，惜用书不得手。1930年春，瞿先生执教于南开大学，讲授方志学。在津期间得以相识任凤苞先生，共同的嗜好使二人过往甚密。于是任先生毫无保留地向瞿先生提供所藏志书，由瞿先生执笔撰写志书提要，这段书林佳话，瞿、任二先生都有亲笔记载。

瞿说：“今岁（1930年）之春，谒宜兴任振采先生于天津。任公世富藏书……闻余欲撰提要之说而跃然，遂尽出其所藏，恣余检阅，相约成书，刻日为程，然膏不辍。余每至天津则适馆授餐，随义商榷。家居则辇书相就，邮问稠叠，虽靡金费日不惜，唯以促书之成。呜呼，怀此有年，得贤主人倾心相助而后克举，文人相知之感，何可无也。”（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序》）

任说：“兑之讲学诸校，借书而读，多费时日。余则发愿尽出所藏，供其研讨，邮递纸墨写官之费，亦余一力任之。”（任凤苞《方志考稿（甲集）序》）

两则记载，将瞿、任二先生的学术友情跃然纸上：一个发愤撰写志书提要，一个发愿尽出所藏志书，任其研讨，居津时供其饮食，相处异地时，邮书外借，并承担邮资、纸墨及抄写人的费用。二人何以如此精诚合作呢？他们共同的思想境界是“深知方志之有裨于史学”，通过对方志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之整理，“以渐为改造吾国之指导”（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序》）。这种合作和友谊多么崇高，多么有意义！

《方志考稿》是瞿先生根据任氏天春园所藏河北、辽宁等八省各类志书六百余种所作提要集，每志录其书名、卷数，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该地旧志沿革、本志类目体例，然后评其得失，尤注重所包含的特殊史料，如《（乾隆）丰润县志》提要有云：“杂记篇举县之特产及工业如桃花碱、丰胰、麦笠、煤窑、浭酒颇多事实，较他志之敷衍具文抑远胜矣。”《（光绪）曲阳县志》提要有云：其“工艺传所载杨琼以雕石之工为元世祖所赏，两都宫殿石工出其手者不胜枚举，且与王氏同业世婚，实为今日定州石工所自昉。两姓事迹亦载《王氏追远碑》及《杨琼神道碑》”。类似这样的揭示，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尤其应特别提出的是，瞿先生书稿完成以后，任凤苞先生慨然出资，以“天春书社”的名义交京津印书局铅印行世，总发行处即是瞿先生的“北平黄米胡同八号瞿宅”和任先生的“天津法租界三十五号路七十八号任宅”。其“著作所有权”处钤有“天春园”朱方篆印。可见这部《方志考稿（甲集）》完全是在任凤苞先生的鼎力襄助下完成的，它既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目录，也是第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