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执政府时期“段氏修制”新论

民国执政府时期“段氏修制”新论

民国北京政府北洋统治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执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从1924年11月24日北洋皖系领袖段祺瑞在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起，到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通电全国宣告下野止，历经近一年半时间。对于这段历史，北洋中人有以“段氏中兴”名之的，概因段氏在重新出山后，在“更始为宜”思路下，为整合北洋和修复体制作出过一番努力。不过，由于其时北洋统治已病入膏肓，革命风潮已经掀起，段氏为谋“中兴”而推出的所有举措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段本人也因“三一八”血案的发生，再次结束其“执政”生涯。正因为此，对于段氏执政府时期的这段历史，以往史述多为负面评价，不仅甚少客观考察，更没有对失败原因的深入探析。其实，如果对执政府倒台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自执政府而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围绕“宪政”的讨论从此画上了休止符，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终于结束了它在“有共和而无宪政”状态上的多年反复和徘徊，而走向了它的最终稳定形态——一个以“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党治”国家。从这一视角去看，民国执政府时期的段氏“修制”及其失败，实乃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这使对其失败原因的考察具有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意义，此乃笔者以此为题撰写本文的主要旨趣。

一、段祺瑞的复出和临时执政府的成立

1924年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赶下台，直系中央政权被颠覆，国会也遭遣散。不过，其时入京握有中央权柄的冯玉祥军事实力有限，地盘也仅限于京畿附近，自知难长久支撑局面，为助自己声威，也为牵制其时正在大举入关的奉张，冯玉祥乃去电孙中山，邀其北上主持大计。与此同时，也去电直皖战败后息影在天津的段祺瑞，请其重新出山帮助收拾局面，欲依仗其名，号令天下，也借此造成“反直派大团结”的假象。而其时的实力派军人张作霖虽拥有奉系军队，但自忖在政治上缺乏号召力，推出已无多少军事实力的段氏，既有利于稳定局势，又便于幕后操纵，故对此也持赞同态度，一时间收拾局面“非段莫属”竟成气候。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出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电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认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敦促就任，诸公必有同情也。”[1]在各方“拥戴”声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段祺瑞遂作愿意出山的表示，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于是云集津沽，讨论时局，并谋善后。鉴于当时国会已名存实亡，国内新的权势中心尚未形成，经协商，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作过渡，其中蕴含“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之含意。而颇孚时望的段祺瑞也就此复出，当上了中华民国执政府的总执政。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正式就职，在其就职宣言中，段作出了“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的宣示。次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具体内容有六条：(www.guayunfan.com)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2]

根据上述条例，段祺瑞宣布了国务员和各部总长的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桑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执政府由是正式开张。

关于段祺瑞的复出和临时执政府的成立，以往不少历史教科书中评价都极为负面，尤其是段氏就职宣言中的“外崇国信”一语，被指斥为“对帝国主义的谄媚”。而《临时政府制》中所列“由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政、民政，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条文，也被认为是段祺瑞的集权行为，是段在不动声色中将“总统、总理、国会三者的权力合而为一”，并据此将执政府的性质指为“极端反动的独裁政权”。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实有欠客观。条约体系是近代国际秩序的保障，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有长足发展，段祺瑞上台以“外崇国信”标榜，不过表明愿意遵守国际秩序而已，无可厚非。至于执政府的性质，“北京政变”后，由于直系军人被赶下台后，贿选国会被驱散，筹组政府时，在“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上有过激烈争论，有力采“总统制”的，也有倡“委员制”的，但由于时局的混乱和权威中心的缺乏，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委员，一时均无由产生，最后在各方协商下，决定先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为过渡，规定总执政可总揽大权，实为收拾乱局的需要，否则根本无法履行职责。而从执政府实际构成来看，由于受各方势力牵制，由临时执政任命、襄赞临时总执政处理国务，并分掌政府各部，的9个总长中，各派背景的都有，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就有唐绍仪、杨庶堪、叶恭绰等3人。这样的“拼盘式”政府以“独裁”名之，实是很牵强的。况且，段祺瑞这个总执政的产生因无法律依据，仅具过渡性质，执政府也一样，在上所列《临时政府制》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所以，笔者认为指临时政府性质为“反动独裁政权”，应只是当时激进舆论界的一种攻击性言辞，不宜为今后史述所采纳。

二、段氏上台后，为谋“中兴之治”作出的努力

执政府成立后，国内各政治派别与军事力量暂时止息干戈，当上了中华民国总执政的段祺瑞当然知道这只是表面现象，要使这一局面得以维持，自己须有一番作为。有鉴于直系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曹锟贿选落下的臭名，段祺瑞“外观大势，内察人心”，深知“武人玩政”走到尽头，倘再不谋“更始”，其亡必速，此番重新出山，欲不蹈覆辙，改变以往军人操权形象当为首务，于是在其决定就职但尚未入京之前，就首发“马电”，标示政见，称：“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弛废，诛求无厌，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莩，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思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惟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3]段祺瑞用这一电文表明了自己复出后，将从“更始”做起，以“修制”开路，谋“彻底改革”，期回归“宪政”的施政方针和目标。

对以上段祺瑞“马电”所述，按以往革命史述的逻辑，通常视此为军阀人物为欺世所作的“官样文章”，文中“惟穷思变，更始为宜”等语，不过是段祺瑞为上台后上演又一场“共和”骗局造舆论而已。对此，笔者认为也值得商榷。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挂名“共和”，实为“军人操权”固是事实，但把北洋军人领袖说成对“民主宪政”毫无认识也不尽然。拿段祺瑞来说，“三造共和”虽乃自诩之辞，却也并非全为虚说。[4]应该说，北洋军人领袖虽然经常“玩弄宪政于股掌之上”，但对作为民国象征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却始终不敢抱轻视之心。所以，尽管民国政坛上不断上演着一出出“武人玩政”的把戏，但自袁而后北洋各派领袖终无一人敢以军人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由此可见，民国政坛上的北洋领袖，与封建时期的旧式“武人”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借助武力操控政局，部分是出于军阀人物的“唯力是视”的劣根性，部分也是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国近代社会面临千年之大变局，由辛亥起义来实现的政体转型也过于急剧，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崛起于清末，手中握有武力的强势社会力量——北洋军人被推到了舞台中央，不仅充当了“共和”英雄，还扮演起了“领导共和”的角色。然而，他们的见识、阅历，以及受教育程度却并不具备当好宪政国家领袖的资质，结果便是民国政坛新旧杂糅、古今并存怪相的叠见。不过，在这新旧交替的变迁中，新的因素慢慢生成，作为载体的北洋军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段祺瑞作为北洋人物中之有卓见者，从自身的经历和同僚的失败中，对“武人政治”似有痛切反思，这在“马电”所述中即可窥见一斑，不说幡然悔悟，“自新”之心还是有的。从客观情势去看，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大战，北洋团体的分崩离析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正如电文所言：倘再不作“更始”之计，“其亡必速”。何况，对段祺瑞来说，虽然当上了总执政，但已无武力可恃，要想站住脚，也只好在政治上找出路，如能通过“修制”的努力，挽回国人对北洋军人的好感，不仅有利于巩固自身地位，对北洋团体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此外，段祺瑞上台后，打“修制”旗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用“制宪”来抵制革命。正如人们所知，段祺瑞的这次复出正是在北洋统治这条破船行将沉没之际，由于“武人玩政”的恶果，社会上“渐进改良”的呼声日渐微弱，谋“彻底解决”的革命声浪却越来越高，而“革命”在段祺瑞眼中实无异于“洪水猛兽”，故在他看来：“是以今治急务，莫若防止革命。欲止革命，莫若速定国是，欲求国之速定，则舍国民制宪无他途也。”[5]显然，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作为在位的统治者，将不得不在“宪政”和“革命”之间作出权衡。“更始为宜”，用“宪政”抵制“暴政”，可认为是段祺瑞在审时度势之后作出的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么，段氏欲通过“修制”来建立的“宪政”是真“宪政”，还是假“宪政”呢？笔者认为，这是需要去做具体考察，并加以客观剖析的。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复出后的段祺瑞也知道，像以前那样再搞假“共和”、假“制宪”是绝对不行了，曹、吴的下场可为殷鉴，段氏当然不愿再蹈覆辙。故倘对段氏复出后“修制”的动机作判断，全然否认其回归“宪政”的诚意，似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不过，笔者也认为，段毕竟是北洋中人，也是以往“武治”的始作俑者，即便段氏这次确有决心“改弦更张”，但由他来主导“制宪”，能否得“宪政”之真谛，确实是个问题，这恐怕也是段复出后的“修制”，不仅在以后，即便在当时也很难得到多数国人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段祺瑞在北洋人物中，无论资望，还是能力，都还是最出色的一位，且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此番上台，尽管也知道执政府所面临的困难，但对自己控驭局面似还有信心，甚至还有谋求“中兴之治”的自我期许。[6]不过，欲谋“中兴”，须先坐稳自己总执政的位子才行，这就有赖于其时国内主要势力之间“均势”的维持。从当时国内各实力派的势力分布来看，北方为奉张、国冯两大势力所分控，南方长江流域尚系直系地盘，广东则是孙中山的革命基地。如何能让这四大板块势力互为牵制，以便自己从中控驭呢？段知道，在自己的政治棋盘上，是不能没有冯的，否则无以制张；当然，也不能没有张，否则冯也就无法控驭。所以段祺瑞在北方国冯和奉张两大军事集团之间，采取了以冯制段、以段控冯的手法，为使国冯和奉张之间互相有所牵制，在地盘分配方面段颇费了一番苦心，其区划大致为：津浦沿线一带，划给张作霖，而以京绥线及京汉线方面给予冯玉祥；对退往长江流域的吴佩孚，尽管奉张、国冯均主坚决讨伐，但段却并不穷追猛打，而施以刚柔并济的手法，以此收揽直系将领人心。[7]对付其时深为段氏头疼的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南方革命势力，段则采用了“政治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天津“巨头会议”上，段祺瑞就表示“一切大政方针须待孙中山进京后共同商议决定”，并多次派任去与孙中山取得联络。在执政府各部总长的任命上，亦充分考虑了孙派代表，又以李烈钧为参谋总长，这更是段政府对国民党作出的一种姿态。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协调各方利益，用“笼络”和“怀柔”手段收揽人心，在对北洋作出重新整合的同时，设法消弭革命，从而使南、北、新、旧势力能集于段氏旄下，实现所谓的“和平统一”。

不过，段祺瑞的上述意图只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由于本身缺乏资源和实力，不管段如何设法周旋于各派之间，在整合北洋上，段明显暴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不用说用“怀柔”手段来软化南方革命了。先看一仍以往的北洋乱局：奉张军队入关后，很快在京、津地区大肆扩张，从而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形成严重对峙。而一路南下的奉军，也在地盘争夺上触犯了江浙军阀孙传芳的利益。1925年10月，以孙为总司令的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为号召，不顾段之调停，断然向奉军发起总攻击，浙奉战争爆发。浙奉战争的爆发，预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的失败，国冯方面则乘浙奉开战，以为时机已到，开始与孙传芳联络，密商联合反奉，不久又与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订约，鼓动直系军人李景林加盟，于是乃有郭松龄倒戈事件的发生。结果奉张为对付国民军，决定暂弃前嫌，与吴佩孚再次结成直奉联盟。而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实力派军人互相争斗中，段氏虽在笼络和协调各方上处心竭虑，但结果都是无人理睬，不仅整合北洋的目的无法达成，上台时尚存在的“均势”也逐渐丧失，段执政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

最领段祺瑞头疼的是南方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在冯玉祥的再三邀请下答应北上，这时的孙中山因得苏俄之助，已经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改组，广州方面因国、共合作的实现，大革命风潮已如火如荼。所以，孙中山的北上，其目的绝非是与军阀妥协，而是一路宣传革命并扩大革命影响。在孙中山为北上而发的《宣言》中，孙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军阀、帝国主义问题的鲜明主张。由于孙中山其时在国人中的威望，对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段祺瑞不便公开反对，于是采取变通的方法。段借用冯玉祥停战主和通电中提出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同解决时局问题的建议，提出“组织两种会议”的方案以作应对，也即提议先召开“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的“善后会议”，“谋各方意见的融洽”，再召开“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民国代表会议”，“期以三个月内齐集”，以完成对宪法的修订。由于段之先召开“善后会议”的建议似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更切合实际，也更具可行性，故最初时，孙中山并未公开表态反对，只是对段执政“外崇国信”的外交政策表示了不满，不过后来广州方面显然转变了方针，开始对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猛烈攻击，一场以抵制善后会议为旨的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国内迅速掀起，不仅对段之善后会议的召集造成极大冲击，也使段祺瑞“和平统一”南方的希图完全落空。

由于善后会议受到孙中山革命方面的抵制，在国民党宣布不参加的情况下，段祺瑞把解决时局纠纷的希望放在善后会议的召开上。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段祺瑞为会议所作开幕词中，以“和平”、“建设”为号召，发表《建设宣言》，内中历数“武人政治”之弊，表示“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继今以往，凡所以息内争而恢复统一，舍革命而进于宪政。一切皆将基于理性上治威权，诉诸国民之自觉，以决其成否”。[8]为体现“海内贤达，共相一致”，会议召集了国内22行省、5特别区、蒙、藏、青各区军民最高首领和特聘之名流计148人。[9]为开好是会，段祺瑞在短暂筹备期间，组织了庞大的策划、协调和议案起草修改班子，同时设立有法制、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等6个专门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理事数人，委员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余人，完成由临时执政交会议讨论的大小议案有20多项。[10]不过，由于与会人士背景各异，各自之利害情感，杂然互殊，讨论议案，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以致会议自筹备以迄闭会，前后历时竟三月有余。1925年4月21日，善后会议闭幕，段祺瑞作总结发言，称会议“如期告厥成功”，“举凡军事、财政皆已议定条例，期归画一”，“而对于国家根本计划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亦得灿然大备”，[11]但这显然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因为当时“时评”文章对会议的描述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为主要目的，但据《东方杂志》文章描述：“善后问题中应占重要位置的整理军事、财政两个大纲，全被消灭，所得称为成绩者仅仅以议决可有可无的国民代表及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的条例为止。”会议所得甚少，但糜费却是百数万以上。对此，有是会秘书长许世英报告为证：“总计善后会议筹备处经费，共用开办费洋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七元有奇；两个月经常费十九万九千八百有奇……最巨者为薪资夫马费及交际费两项……约占经常费全数五分之四，余为日刊及邮电费等。善后会议会场及个专门委员会开办费，计用洋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三有奇。三个月经常费共用洋九十万零七千四百五十八元有奇，计分会员食宿车马费三十万零五千四百元，委员车马费三十三万五千一百元，秘书厅经费十四万零五百二十六元有奇，顾问夫马费十万零五千六百三十元，余为印刷费，并宴会照相等费……由于耗费过巨，财政部不能按时照发，不得不向银行暂时通融，以致利息一项，前后竟至五千九百十六元之巨。”[12]善后会议，段祺瑞打的是“建设”的口号，但其结果却是让财政本来就已枯竭的执政府雪上加霜，难怪“时评”文章有言：“我们即替段执政退让百步，抛弃‘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案’的标语，而如此劳民伤财，无补国事，恐亦未免大违其初愿了。”④页。

④《善后会议之终场》，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0号，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19页。

善后会议尽管并不成功，段氏之“修制”努力却还要进行，否则段氏之执政地位就无法继续。由于善后会议上“地方分权”的呼声甚高，执政府乃于会议闭幕不久，就制订出台了《临时参政院条例》和《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同时还就临时参政院职能及“参政”的选举办法以及其权限，都作了具体规定。[13]不过，虽有这些举措的出台，段氏之执政地位却因其缺乏法理根据而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在是年底，以总执政名义再次宣布了政府的改组，在修订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中，恢复责任内阁，增设国务院，由许世英出任国务总理，规定国务会议以后将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文书除国务总理签署外，还须有各部总长的副署。新组的内阁，以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国民党人背景的于右任、易培基、马君武也被分别被任命为内务、司法、教育总长职务（并未就职）。为显示推进“宪政”的诚意，段祺瑞还指示国宪起草委员会拟订了《国会组织法》、《总统选举法》和《宪法》。国会决采参、众两院制；总统选举法则规定以县为基本选区，由省选举会选举总统；宪法亦在国宪委员会三读通过。

客观而言，由段之执政府主导的这次“修制”，要说迈出的步伐还是相当大的，不仅恢复了民元以来府、院分立的政制，国会之政治的价值也重新被确认。但或许是民国以来政坛上上演了太多的“制宪”闹剧，或许也是因为段祺瑞本人的军人出身和北洋背景，不管段氏对“修制”作出如何努力，其执政的合法性都很难得到国人认同，革命一方对其的抨击自不待言，北洋内部军人对段氏“改革”也始终抱以冷眼，这使段氏为“中兴”而推进的“修制”由于得不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支持，陷于无望的境地。在严峻的社会现实下，国内一些对“改良政治”尚抱有期待的知识界人士，也开始对“共和宪政体制”究竟能否在中国实行渐渐失却了信心和耐心，这使本来就基础薄弱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完全失去了正常运转的土壤和条件。

三、“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与段氏的下台

在段祺瑞“中兴之治”的希图越来越不可企及时，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却在此期间有了一日千里的发展。孙中山北上逝世，虽然壮志未酬，但革命领袖在国人中的声望却臻于顶点。[14]相形之下，段政府治执政府日子更不好过。内政上，打政治牌的“修制”影响已越来越小，为争取国人的认同，段祺瑞曾指望用推进“修约外交”来为自己增分，复出后不久就以“情势变迁”为由，向列强提出要求“修约”的照会，[15]敦促在华各列强从速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却因“金佛朗案”处置引发一场风波，使段政府外交形象更为恶劣。[16]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17]这次段政府为扭转被动，迅即对此事件作出反应，事发当日，即派员南下，调查经过事实，以作交涉之根据。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的行径，执政府一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同时也遴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对“沪案”后各地出现的抗议浪潮，段之执政府这次不仅未加干涉，相反采取了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国务会议并决定，由财政部拨款10万元，以救济罢工工人生活。政府一些要员还参加了群众祭吊“五卅”牺牲者的活动，不过，尽管有此表现，执政府在当时报刊舆论笔下，仍然是一副“帝国主义奴才”的形象。这也确实难坏了执政当局，因为无论是“金佛朗案”的处理，还是“五卅案”的交涉，段政府之所以表现得不能尽如“民”意，实有其不能不如此的苦衷。其实，作为政治家的段祺瑞何尝不知道“顺应民气”对自己提升政治形象的重要性，但外交事务的处理终究是由长远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由民气来决定的。而当时的情况却是，除非政府当局完全站到“反帝”立场上来说话，否则，无论如何表现，都会被指为“妥协”，甚至“卖国”。而段祺瑞的执政府正处风口浪尖上，自然难脱此运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1925—1926年的中国，国内各地已充满了革命的火药味，南方“省港大罢工”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方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抗议演讲、游行示威的消息也日日见诸报端。而军阀各派之间的内斗却仍有增无减，在内外交困中，执政府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中兴之治”已不再谈起，在新组的政府中，从国务总理到内阁成员，个个人心惶惶，哪里还有心思“行宪”？平心而论，就收拾“北京政变”后国内的混乱局面，平衡各派势力上，政治老道的段祺瑞表现并不算差，“改弦更张”也并非没有诚意，结果一无所成，那是说明体制本身已失去了自我修复和更新的能力。1926年3月，国、奉战争爆发，天津至秦皇岛之铁路被阻断，张作霖奉军用军舰攻打冯玉祥国民军防守的大沽口，日舰出动协助，国民军还击，引起各国军舰的干涉，20余艘军舰开到大沽口，驻天津的外国军舰也一起出动，并由荷兰公使代表12国，以“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为名，向中国政府提出严厉抗议，并发出要求国民军退出大沽口的《最后通牒》。[18]外强的傲慢和对国民军的敌意，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感和愤恨，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再次被调动起来。北京学生和市民起来抗议帝国主义行径，在天安门前开大会，并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结果遭政府卫队镇压，打死47人，伤百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和经过，以往多数史述语焉不详。因有“血案”发生，段祺瑞被指为“千古罪人”，更因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发表，“惨案”是日被指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笔者对此不存异议。不过，似也认为现在的研究应较前更为深入些。根据笔者对有关文献的查阅，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大沽口事件”后群体性的民众示威抗议活动，还是惨案发生当日，青年学子与执政府卫队的激烈冲撞，背后都有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的主导和策动。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就有利用此次民众和青年学生反对列强示威，支持被认为是“北方仅有的硕果”——冯玉祥的国民军，来与反动军阀政权和帝国主义作“决死争斗”的动员，目的是制造北方革命的高潮，一举推翻执政的军阀政权。[20]正因为如此，执政府如不自动倒台，其与示威民众的冲突将无可避免。从当时一些报刊文章中记载：惨案发生之前一日（17日），示威的学生已在执政府门前与卫兵发生激烈推搡，学生、府卫互有所伤。18日，北京80余校约5000多学生，集聚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执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派国务院科长潘某前往道歉，结果被哄下台。在情绪激昂的民众大会上，国民党地方党部负责人徐谦宣读“大会议决案”八条：（1）通电全国民众，以致反对八国通牒；（2）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以致反对八国政府进攻中国；（3）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4）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出境；（5）宣布“辛丑条约”无效；（6）驳复八国通牒最后之要求，其条款如下：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刻撤退驻在京津之外兵外舰，及各地之外兵外舰；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抚恤大沽国民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为死亡将士出殡日，八国驻华各机关，均下半旗致哀；由各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道歉；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枪伤我团体代表之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21]大会于是一致通过。会后，情绪激昂的群众乃高呼“打倒丧权辱国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八国公使出境”的口号，集队再次前往执政府请愿示威。队伍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门前，示威群众再次与守护卫队发生冲撞，局面于是失控。而此时国务院正在开会，潘某回来汇报情况，“阁员聆言，面面相觑，很久不发一言”，结果，“国务院例案未议，阁员纷纷逃散，国务总理贾德耀也逃之夭夭，仅留秘书长邓汉祥在院”。[22]民众与政府无法达成妥协，在军阀卫队鸣枪警示无效后，两天来屡被愤怒民众斥骂推搡的“卫兵”开始逞性开枪击杀民众，血案于是酿成。[23]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场，开枪也非段氏所直接下令，但作为总执政段祺瑞的罪责是无可逃遁的。[24]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原来对段氏上台之“修制”尚抱一丝期待的上层知识界人士，对行此残忍手段之政府当局彻底心灰意冷。北京各高校校长、教授和教育、文化、知识界诸多名人纷纷站出来，严厉谴责段祺瑞政府。[25]《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一些原系“中性”立场的报刊媒体也加入了声讨屠杀暴行的行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死难者举行万人公祭大会。[26]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语至此，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形同虚设的国会和司法，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27]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28]惧于民愤难平，惨案后，执政府已无法维持，内阁诸要以“各方责难”为辞，决定“引咎总辞职”。[29]而其时身为总执政的段祺瑞又表现如何呢？坊间流传说：“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曾顿足长叹，称：‘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对于此说，笔者只见于网络文章，并未见确凿史料可为之证明，但段氏闻讯后有沉痛表示，则可见之于其时内阁阁员内务总长屈映光对地检厅检察官的一番话，屈称：“执政事后，始知学生死者多人，殊为痛惜。执政凄然涕下，先正由我妥筹抚恤之法。”[30]3月20日，段祺瑞为平歇全国人民公愤，下令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查明抚恤群众，拟拨10万元作为惨案抚恤费，同时颁布《抚恤令》，内称：“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除给死难者予以优抚外，据说，段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临终。尽管如此，段祺瑞执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已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执政府的末日来临。

当然，段氏之下台也不仅仅是因为“三一八”一案，也还有军阀内乱加剧的因素。“三一八”后，北方形势急转直下。首先是郭松龄反奉失败后，直、奉的再次联手，冯玉祥的西北军被彻底赶出平、津。[31]正如前面所述，段的总执政地位主要是靠平衡各方来维持的，一旦军阀之间重启战端，“均势”被打破，当然段氏的地位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被逐后，京津成为奉系张作霖的天下，张作霖也已不欲段祺瑞再继续其执政地位。而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准备出师北伐，段左顾右盼之下，无一力量可资援手，只好结束其再起生涯，退回天津当寓公。4月19日，段祺瑞通电全国，宣告下野，执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遂成过去名词。而此时南方的激进革命势力，在“国民革命”旗帜下，声势已不可阻挡，一场以结束北洋统治为目标的巨大革命风暴已经形成，而在这场风暴中，将玉石俱焚的不仅有北洋军阀，也有民初为结束封建君主统治而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共和政体。尽管这一政体一直被看作只具有点缀的意义，但起点即终点，毕竟是悲哀的。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有删改）

【注释】

[1]转引自莫建来：《皖系军阀统治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2]《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外交公报》1926年第56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

[3]《段祺瑞马电》，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4]民国初年，段就因曾迫清帝逊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和粉碎“张勋复辟”，自诩为“三造共和”的英雄。

[5]在其后段所发的《建设宣言》中即有“于此而欲改弦更张，别辟径途，以挽末流之失，用成中兴之治”的明确表述，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15页。

[6]见《建设宣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5卷，第15页。

[7]段软硬两手，使业已穷蹙的吴佩孚不能不暂时就范。1924年11月24日，吴复电政府，表示“解决大局办法，当与芝老（段）共趋一致”。

[8]《段祺瑞之建设宣言》，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13—17页。

[9]据大会秘书长许世英当日通电：“会员总额一百六十六人。各方函电答复到会及派代表与会者，计一百四十八人。”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13—17页。

[10]如《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收束军事大纲案》、《军事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移民计划消纳裁兵案》、《提议收束及安排军队案》、《提议编制警备队案》、《提议寓兵于工实行修治河道案》、《拟定军费标准案》、《整理财政大纲案》、《财政整理委员会条例草案》、《拟定中央概算案》、《核定各省区预算案》、《实行关税二五附加税案》、《实行免厘加税案》、《整理内外债款案》、《划分国地两税案》、《统一国库整理币制案》、《推行各种新税案》、《规定各省区拨解烟酒税款办法案》、《禁烟案》、《教育经费独立案》、《教育基金指定专款案》、《小学教员应由国家补助薪金案》等。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8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善后会议》，第133、134页。

[12]许世英：《善后会议经过略述》，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第18

[13]其权限规定主要为两项：一是议决权，包括省自治促成及国宪实施前规定省自治条例，善后会议及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决议执行事项，调停各省间及各省内部的纷争，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募集内外债及增加租税等等。二是建议权，将行使上述权限时所议决者，向临时执政建议，经采纳后交主管机关执行。

[14]孙中山北上在京逝世后，段政府给予了国葬待遇，举国降半旗致哀，先移柩中央公园社稷坛，后移殡西山碧云寺，执绋者10万人。

[15]1925年6月24日，中国政府照会各国，正式推出“修约”外交，敦促在华各列强从速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1926年6月，北京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到期修约”策略，即舍弃过去与列强集体交涉修改条约的方式，利用个别条约修约期限条款要求修约，以达到逐步“废约”的目的。

[16]1922年，法国政府以退回部分庚子赔款、恢复1921年已倒闭的中法商业银行为诱饵，要求北京政府改变历来的电汇还款方法，改以金法郎（佛朗）偿付对法庚款，此举使中国多付关银6000余万两，故遭到中国朝野各方反对。而法国则以拒不批准华盛顿会议《九国条约》为要挟，串联北京外交团扣留关税余款，压迫北京政府。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后，因财政困难之故，为了取得被扣押的关税余款，也为求得法国政府最终批准《九国公约》，扫除华会条约生效的障碍，求得关税会议尽快召开，乃同意了法国方面的要求，承认以金法郎还付法国部分赔款，结果招致全国舆论反对。

[17]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以屠杀手段对付工人罢工，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民众愤怒。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发表讲演，举行反帝示威，遭租界当局阻挠，拘捕学生百余人。下午数千群众集中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悍然开枪，击杀10余人，伤数十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也称“沪案”。

[18]《十二国公使领袖荷使欧登科为大沽口事件提出抗议书》（1926年3月10日），载《京报》1926年3月11日。

[19]此案死伤数字有不一记载，此处援引的是《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比较中性的记载，此数字也被很多史述所采纳。

[20]见《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反对八国通牒通告》（1926年3月1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告民众书》（1926年3月17日），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2页。

[21]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498页。

[22]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497—499页。

[23]台湾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对开枪事件有较为客观详细的记载：下午1时20分，众推丁惟汾、安体诚等5人为代表，要求入见贾德耀，卫队值班者为该旅第一团第三营第十连与教导队，卫兵见群众至，即将栅门紧闭。群众立门首大呼要见贾德耀，卫队长自门内答，贾总理不在院。众大哗，狂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出境”、“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同时并高唱“国民革命歌”，呼声彻云霄。当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预示后面群众向前猛涌。群众多执木棍，棍端嵌铁钉，以为武器，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扫射，而空前惨剧遂开幕矣。

[24]惨案发生是日为国务会议例会之日，该例会由国务总理贾德耀主持，段祺瑞无须出席，故并不在场。不过开枪事件发生后，段祺瑞闻报，知此事无可辞咎，故一方面表示沉痛，一方面将惨案的发生归咎于共产党等的鼓动所致，以此为自己开脱罪责，于事发次日，下令通缉徐谦及李大钊、李煜瀛（石曾）、易培基、顾兆熊（孟余）5人，徐等避俄使馆。与此同时，为平民愤，段也以执政府形式发布了对死难者的抚恤令，令称：“当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让内务部的地方当局查明抚恤，并对军警“正当防卫”、“有无超过必要限度”进行调查。

[25]“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连续写了7篇檄文，《纪念刘和珍君》是其中之一。

[26]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511页。

[27]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509页。

[28]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518页。

[29]《贾德耀内阁因惨案总辞职呈文》（1926年3月20日），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560页。

[30]见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506、519、520页。

[31]冯玉祥的国民军于“三一八”后，放弃天津，退守北京。因段祺瑞为保住执政地位，暗中联络奉系，被冯玉祥手下驻北京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发觉。1926年4月9日，鹿率部包围执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避入东交民巷。不过，鹿钟麟赶走段祺瑞后，又请出曹锟，打算以此讨好吴佩孚，联吴反奉，结果为吴所拒。鹿部遂无法再留北京，乃率部向西北退却，至此，冯部在津京均不再有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