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三改示威计划_满洲省委写给中央的两份报告考

刘少奇三改示威计划_满洲省委写给中央的两份报告考

《汇集》甲3载有中共满洲省委分别于1929年7月20日和8月8日写给中央的两份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在“八一”举行示威游行的计划和执行情况，落款处署名“之启”。据考，“之启”是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时所用的化名，有时也称“赵之启”、“子棋”。这两份报告中刘少奇详细阐述了省委三次修改示威游行计划的理由和过程，充分地表现了满洲省委的这位卓越的领导人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18]

事情是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1929年7月10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由于受了蒋介石的误导和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单方面中断了中东铁路的“中苏共管”的局面，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全路，封闭了沿线苏方的所有商贸机关，将苏方高级职员强行遣送出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十分重视。在刘少奇到达奉天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说：“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 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运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19]同月18日两国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随后，中苏边境军事摩擦愈演愈烈，国民党当局乘机煽动民族情绪，掀起反苏反共浪潮。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对中东路事件的性质和发展前途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世界大战，保卫苏联，并且具体规定8月1日为“国际赤色日”，要求届时举行“总示威”。CY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也号召全世界劳动青年配合CY国际采取一致行动。这一切更助长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尽管当时群众对“保卫苏联”的口号难于理解和接受，可是中央在布置“总示威”时，还是要求各地务必举行抗议中东路事件的示威游行活动。

刘少奇

7月20日报告写道：“之启于7月14日抵沈，病痢三天。”就是说，刘少奇正式与省委接上关系并到任工作是在7月18日，即写报告的前两天。经查早在刘少奇到职工作的前5天，省委已经根据中央的部署发出了《关于中东路事变与“八一”工作给各级党部及同志的通告》。该通告指出：“今年八月一日为国际赤色日，全世界工人农民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在此日举行示威，它的任务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装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通告》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只要有几个同志的地方，‘八一’示威必须举行”。并声称“省委坚决反对认为我们组织太薄弱，而取消示威，以至不去宣传鼓动，或认为这是盲动”。(www.guayunfan.com)刘少奇秘密居住地及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面对此种局面，刚刚到职的刘少奇似乎只有执行已定示威计划，没有变通的余地，但刘少奇却依据初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向上级谈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在7月20日报告中说：

省委决定要在八一举行示威。……但在工作上第一步动员同志就遇到极大的困难。奉天党团只有同志三十八九人（连老婆一起），C·Y支部三，党有支部四（纱厂、铁路、兵工厂、职员），党团已开过活动分子会一次，各支部会许多召集不到，现已开始动员同志五六天，许多同志还未将省委策略计划传达到。目前省委只有坚决的继续动员同志执行已定计划，……如果同志大部分动员不起来（那各种工作的准备也会很少），将来逼的省委取消示威也未可知。但以现在情形观之，示威在该日或可举行一个飞行示威。[20]

在熙熙攘攘的沈阳街市上二三十名党团员列队示威游行有被捕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飞行集会较容易躲过当局的耳目，可以争取实现。这是对示威计划的第一次修改。

但是几天后情况又发生变化，据8月8日的报告说：直到7月30日统计，在省会奉天还是“群众一个也调不动”，党团员也只能调动21人。于是刘少奇召集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八一”那天，“各组分散（不集中），分别在南满站、日领馆、城内、小河沿及兵工厂五处行动，只是用示威的形式撒传单。不呼口号及演说”。这样选择要害及繁华场所撒传单既可提高宣传效力，又可减少损失，比前一方案更安全些。这是第二次改变示威计划。

到了8月1日清晨，情况又发生了突变，官方似乎预先得到了信息，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各种行动计划均无法进行，而党团员实际调动者仅11人。“如是，又将计划修改，只在南满站、日领馆、小河沿及城内散发传单。而散发的形式改为在楼上丢，成包的放在待车室，及人多之地……”[21]。这是第三次改变示威计划。

经过三次更改计划的“八一”示威活动，虽然规模和声势较预计要小得多，但毕竟通过散发传单向东北各阶层民众传播了党对中东路事件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爱国真误国的丑恶行径，扩大了革命影响，其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这次行动也付出了代价，仍有省委委员张子安等少数人被捕入狱。这种结果同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市“八一”示威相比，可就大不一样了。这一天，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上海有万余群众冲破中外反动派的戒严封锁，上街示威游行达四个多小时，成为“四一二”以后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这场游行示威浩浩荡荡，轰轰烈烈，发传单上百万份，使中外反动派为之震惊。但随后即招致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搜捕，有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杨殷，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领袖人物不幸遇难。所受损失之大，实在令人痛心。上海党的力量雄厚，其结果尚且如此；满委组织力量如此薄弱，如果勉强执行原定计划其后果更不堪设想。由此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贯彻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必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保障，否则即使你有利民之心，也会结出害民之果。刘少奇从实际出发，三改“示威”计划，使满洲省委避免了可能招致的重大损失，再一次证明他不愧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