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夺取东北政权的一次尝试

国共合作夺取东北政权的一次尝试_党团中央关于郭松龄倒戈反奉两份文件考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有关郭松龄倒戈反奉的两份文件，一是《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二是《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这两份文件涉及当时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项鲜为人知的重要举措。有必要加以考证和诠释。

一、抓住时机，速起夺权

第一份文件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这一天正是在河北滦州前线同国民军对峙的奉军第三方面军军长郭松龄宣布倒戈反奉的第八天。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怀有“改造东北”的志向，在奉军高级将领中与张学良同属少壮派人物。他倒戈反奉是在全国人民反奉浪潮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正义举措。原来，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动军事集团。奉系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从北京、上海开始，“反奉倒段”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相继在全国各地展开，面对日益高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反奉运动，早已对张作霖、杨宇霆集团祸国殃民、穷兵黩武行为深恶痛绝的郭松龄终于下决心走上了倒戈反奉的不归之路。于是，他于11月19日召开将领会议“密议进行方略”，20日下令部队东撤，23日发出《誓师反奉通电》，28日攻占山海关，依次夺取绥中、兴城，准备一举冲破奉军张作霖部队布防的连山防线，直扑沈阳。中共中央和共青中央的这封通电，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通电开头写道：

郭松龄(www.guayunfan.com)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现在反奉运动已从奉系军阀内部爆发出来了。这种爆发，一面看出全国反奉的高潮已压得奉系军阀不得不分化而溃裂，使反奉运动格外易于成功；一面可以看出民众未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及国民军之犹豫，使反奉运动不流血的成功，其结果在此次反奉运动中，不但有直系军阀势力，并且有奉系军阀势力，这些军阀势力之存在及民众缺乏积极行动，愈足增加国民军犹豫与妥协的倾向，而酿成军阀势力重新结合，军阀专政重新巩固的局面。[31]

“数月以来”主要是指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以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次会议通过的《中国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任职议决案》中明确指出：“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32]。稍后，中共中央和青年团又在《反奉战争宣言》中指出：“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案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一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比较具体地指明了夺取政权的步骤和目标。告全国民众书开头所说反奉总口号就是对中央的这一指示的高度概括。这种夺取政权的目的，由于奉系军阀营垒的分裂，“使反奉运动格外易于成功”，这是对郭松龄倒戈反奉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又着重指出了当前反奉运动的弱点和隐忧。这就是：“民众”是反奉的主力，他们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他们是“未有武装”的和平集会和示威；冯玉祥的40万“国民军”虽然是反奉的武装力量，但又表现“犹豫”。

《反奉战争宣言》中还指出：“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地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作纯军阀战争而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33] （关于中共东北党组织‘东北国民自治军’情况下面将具体说明），但时不我待，“武装民众”的工作很不充分，此其一。至于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号称“40万”，但他们大都是上年在反直运动大潮中从直系集团分化出来的带有较浓厚的军阀习气，特别是国民军二军和三军，常常是听编不听调，冯玉祥司令有时对之亦无可奈何。本来在郭松龄倒戈之前，郭松龄、李景林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曾密订三角联盟共同反奉，协议中规定三方在反奉后各自的经营范围是：郭松龄部开发东北、冯玉祥部开发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掌控，在反奉战争中互相支援，但是战争开始后，国民军二军和三军在保定大名防地问题上不顾大局，与李景林部发生冲突，致使冯玉祥迟迟不能开赴援郭前线。这一切，都是国民军“犹豫”的表现。告全国民众书认为，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缺乏武装行动和国民军的犹豫，其结果将会导致“军阀势力重新结合，军阀专政重新巩固的局面”。由此可见，就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所向披靡之际，党团中央就已感到了内中的隐忧。

去年直隶军阀的崩溃，中国政治本来有从军阀的过渡到民主之机会，乃因人民努力之不充分，致使段奉两系结托，重新巩国军阀专政的局面，继续对外卖国，对内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34]

这里党团中央在告民众书中引用了历史的教训，要国人一定要把握住郭松龄倒戈反奉的机会夺取政权。1924年10月，在全国人民反对贿选总统、直系军阀曹锟的高潮感召下，直系将领冯玉祥由直奉交战的古北口前线回师北京，驱逐曹吴，发动了北京政变。但是当时群众的发动还是不充分，更没有建立任何人民武装力量，而冯玉祥本人当时对革命也“只有笼统的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35]，加上对段祺瑞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一再妥协退让，结果皖系政客和奉系军阀还是卷土重来，重新巩固了军阀专政的局面。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现在奉系军阀又崩溃了，今后的政权归诸人民呢，还是仍旧落在重新结合的军阀之手，现在已经到了紧急的难关了。要打破此难关，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36]

在对时局的有理有据的科学分析之后，告民众书提出了“打破此难关”的出路，那就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因为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不能有半点“犹豫”。这里所谓的“革命的民众”主要是指工农，所谓的“革命的国民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名义公开活动，所以这里没有单独标出共产党员字样。再者，当时在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仍处在秘密活动状态，党中央对各地组织和党员指示多通过“中央通告第××号”的形式在党内传达，而告民众书则是公开向国人宣告我党的主张，所以在南方是通过《向导》等杂志刊载的渠道，在北方是通过散发传单的渠道广为传播，例如《告全国民众书》就是发表在1925年11月出版的《向导》第138期上的。这里所以强调“革命的国民党”，也是为了同几天前形成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相区别。因为1925年11月23日，即郭松龄起兵反奉那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部分委员即邹鲁、居正、谢持、傅汝霖等12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次反共会议，他们是分裂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派。“力使国民军站在人民方面”，“力”字前似应有个“努”或“全”字，但按当时的习惯这样也通，就是说一定要努力（或全力）去争取国民军站在人民一边，因为“国民军”，无论是冯玉祥的40万“国民军”，还是郭松龄的7万“东北国民军”，虽然都具有反奉天军阀张作霖的要求，但毕竟是刚刚从军阀营垒中哗变出来的旧军队，存在着许多先天的弱点，容易妥协动摇，稍一放松争取工作，他们就可能被其他派系军阀利用，成为军阀势力重新组合、军阀专政重新巩固的帮凶。

党团中央在告民众书中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当然不是停留在书面或口头上的宣传口号，而是国共两党人士早已着手实施的一项战略举措。

1925年8月，吴晓天关于奉天党团工作给团中央的信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证实“郭松龄倒戈，事先郭与李大钊有关”。早在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大钊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就分别派出中共党员任国桢、陶梁、吴晓天等到奉系军阀的统治中心沈阳城来推动反日反奉的群众运动。6月初，他们联络东北地区的国共两党人士和爱国学生，发动和领导了东北地区声援五卅爱国运动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组织了各阶层人士的募捐活动，其中奉天学联通过《东三省民报》转汇上海的第一批捐款即有两万元之多。在民众爱国义举的影响下，奉天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有爱国意识的人士也慷慨解囊，全省教职员工捐月工资十分之一，东大学生捐现洋一千五百元；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均以个人名义捐款两千元汇往上海。[37]7月初，陶梁受李大钊来函催促“驰赴张北”，做冯玉祥国民军的反奉工作，任国桢、吴晓天与国民党员安怀音、奉天商报盛桂珊、留日归国的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务委员陈日新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自决会”的革命团体，指导本地的革命斗争[38]。9月间，李大钊又派杨韦坚来沈接替任国桢的中共奉天支部书记一职，调任去哈尔滨同新由上海团中央派来的吴丽石一起办《东北早报》。这是以国民党名义申请注册的公开发行的报纸，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自决会”的机关报。这期间东北三省的国民党党部也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陆续建立，中共和共青团组织也有所加强，为革命斗争在东北的进一步发展，做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10月间，奉军被赶出江苏、安徽，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参加了反奉战争，中共北京区委组织铁路工人帮助运输，在天津附近组织民众武装配合国民军，并且号召河南农民武装红枪会拥护国民二军。因此，国民军“胜利的占领了南口天津等地，奉军退出了关外” [39]。郭松龄倒戈反奉通电发出后，为了从军事上呼应郭军行动，李大钊以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名义从河南调来有组织民军起义经验的国民党员朱霁青[40]，令其返回东北组织民众武装，并从国民二军等筹措了一笔数额可观的“动员费”（一说300万元）给朱，同时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对朱的工作给予尽可能的支持。朱潜回沈阳后与中共哈尔滨和奉天党组织取得联系，共同组建了“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朱自任司令，中共党员陈晦生、彭守朴、任国桢等分管该司令部，分管财经、交通运输、对苏联联络等项工作的负责人，国民党员钱公来任师长，其他军职人员也有内定。司令部秘密办公地点开始设于奉天城里神学院，后迁至哈尔滨马家沟。当郭松龄与张作霖部队在辽西交战时，国民自治军与郭军有个约定，确定奉天省为郭军势力范围，国民自治军主要活动在吉、黑两省，当郭军攻入奉天省城时，国民自治军在吉、黑境内组织暴动，与郭军相呼应，一举夺取东北政权，建立民主政府。

辽东义勇军总监朱霁青

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建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政权归诸人民。政权在军阀之手，对外永远不会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关税自主，对内永远不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因为军阀政治的本性，是必结托外国帝国主义者而剥夺人民之自由的。只有政权在人民自己手里，才能保障人民自己的自由，才能建设平民政治，扫除军阀官僚政治的毒焰，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解除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八十余年之压迫与剥削。[41]

李大钊

这里所说的“连日的民众示威”指的是1925年11月28日爆发的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先是，列强和段祺瑞政府为了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使出了所谓召开关税会议、修订关税税则的阴谋诡计，就在关税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了北京民众多次游行示威，揭穿敌人的骗局。郭松龄倒戈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控制了北京、天津、保定以及直隶全省，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领导人认为正是发动北京民众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好时机，于是就在11月28日这一天上午，徒手组织起来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开始出动。一时间，“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响彻古老的北京城。下午，游行群众在神武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大会，会后李大钊等率领革命群众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闻讯逃跑，群众又奔向段的住宅，准备抓住段祺瑞实行公审，令其下台。然而，此时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已派兵驻守段宅，群众无法进入，盛怒之下群起砸了另一内阁要员章世钊的住宅。第一份告民众书签发的日子正是首都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党团中央显然是希望全国各地，尤其是张作霖统治的东北各地也都效法北京速起夺权。针对一些人对关税会议还存在幻想，告民众书又强调指出：勾结帝国主义、剥夺人民自由是“军阀政治的本性决定，只有政权归诸人民”，建设“平民政治”，才能摆脱自鸦片战争以来八十余年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以陈独秀、任弼时为首的党团中央领导人在这篇文告中将两种政治本质区别阐述得何等透彻啊！

二、“由反奉而反日”，民族大义贯于始终

第二份文件发表于1925年12月20日，距前份文件发表只有19天。这19天中，中国北方的时局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本来，12月初郭军就已经突破了奉军的辽西防线。5日夺取连山，7日攻下锦州，19日占领柳河沟，21日攻下辽河流域战略要地新民，21日进抵奉军前线指挥部兴隆店，距沈阳只有30公里的路程。

在东北国民军所向披靡直扑奉天的同时，东三省国共两党人士和新组建的东北国民自治军总司令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呼应郭松龄反奉的武装暴动的准备，以国民党名义创刊的《东北早报》对郭军反奉进行了集中报道，三省国共两党人士和中华民族自决会等民众团体，更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瓦解奉军上层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奉军一批将领如宪兵队长张经武、吉林省城城防司令李忠选（国民党员）等都秘密加入了东北国民自治军，吉、黑两省的地方民团也有相当数量被争取过来，参与了支持郭军反奉的军事行动。这期间，任国桢频繁往来于沈阳、哈尔滨之间，广泛接触各方面爱国人士，其中特别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会员苏子元，他们对郭松龄反奉倒张的义举深表赞成，以国民党奉天省党部署名的支持郭松龄反奉的传单就是由苏子元油印后再通过阎宝航亲自送到奉天学联领导人手中，然后再在奉天大中学校广泛散发、张贴的。在散发传单的同时，阎宝航和奉天学联还发动学生制作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彩旗等准备在郭军入城那天上街欢迎。[42]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奉张当局的一些高级官僚和奉军将领也暗中同郭松龄联络以自固，哈尔滨监狱中的一些政治犯也被释放出狱，一时间东北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

当初郭松龄在滦州举兵反奉，张作霖事先一无所知。消息传来，他惊慌失措，一面派张学良设法与郭松龄疏通，谋求和平，一面令杨宇霆引咎辞职，以去郭松龄举兵反奉的口实。12月上旬，郭军攻下锦州，张作霖认为大势已去，便做了下野逃亡的准备，特别是听到郭军已攻下巨流河时沈阳一片混乱，张作霖带头把自己家私财物运往日本站仓库，大帅府周围遍置油桶，准备郭军一旦入城纵火焚烧。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见郭松龄倒张反日意志坚定并有“赤化党”和苏联的支持，决计采取“援张排郭”的方针，由关东军出面与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商妥“日本出兵四万助张”，“张作霖则承认‘二十一条’”[43]。日张达成此项勾结之后，日本政府便撕掉“严守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声明“派兵保护侨民”，日军也随之源源不断地开进奉天城，党团中央的第二份告全国民众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经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

公开出发的日军已有二千五百人，继续出发的尚不知有多少；同时在奉天的日军已占领省城兵工厂及子［弹］药库。日本政府宣称，据朴资茅斯条约，日本有权在南满驻兵一万五千。南满洲明明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者有何权利可以派兵干涉中国内战？有何权利可以占领中国兵工厂？他和前俄所订条约现在如何能责中国遵守？

张作霖兵败早应出亡，他现在仍留奉天不走，已经不是为自己作战，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日本出兵奉天，也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

……反奉运动一发展到郭军倒戈，奉张势力完全崩溃，一切帝国主义者之中，仍旧是和奉张有最深关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法维持中立假面，悍然亲自出马，直接用武力来压服中国反奉运动。[44]

上面这段引文是第二份告民众书的开头语，具有开宗明义的作用。文中“子药库”三字编者以为是“弹药库”之讹，故以“［］”号订正，笔者以为不确。当时东北地区的习惯叫法就是“子药库”而非“弹药库”，至今沈阳和哈尔滨等地还是可觅到当年“子药库”的旧址。“日军已有二千五百人”，这是上海中央局12月20日之前所见到的报刊上披露的数字。事实上当时日本正在本土和朝鲜不断向东北调兵，加上日本关东军原有驻军总数已达数万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坐镇奉天，省城的警察也换成日警，兵工厂、子药库等重要军事设施，也全由日军控制，《朴资茅斯条约》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条约。这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对我国东北的侵略特权的野蛮战争，该条约规定沙俄将中东铁路的南段（由长春至旅大），即所谓“南满铁路”的经营权转交战胜国日本，并规定沙俄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的驻兵一万五千人的特权也同时转让给日本。这一条约明明是两个强盗国家自行订立的非法条约，日本政府无权责令中国人遵行。告民众书据理驳斥了日本政府的强盗逻辑，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的侵略本质，指出他们是“直接用武力来压服中国的反奉运动”。

是中国人民反奉运动胜利呢？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援奉运动胜利？这是中国全民族目前的一个生死问题。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

……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其速起：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

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所有武力！

打倒亲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45]

这段话引自告民众书的篇尾。文中所说的“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是针对张作霖为保住其统治地位而对日本侵略者作出的承诺而提出的。据知情者后来证实，这次张作霖为使日本出兵援奉答应了日本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46]、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等[47]，这些条件，再加上日本已经攫取的其他侵略特权，就使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是任何主权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的。正因为如此，参加“由反奉而反日”的革命运动，是“各阶级的中国人”的共同的责任。告民众书向国人发出的三项号召中的第二项是“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的所有武力”，这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神来之笔。原来，1925年下半年的“反奉战争由孙传芳发动，吴佩孚也参加。”孙传芳联络南方其他反奉武装组织“五省联军”。10月间，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参加了反奉战争，11月下旬发展到郭松龄倒戈。这就是说，参加反奉战争的有全国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其中有不少是各派的军阀，在反奉发展为反日战争（即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内战的战争）之后，他们能否继续参加呢？这是国人最堪忧虑的事情。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目前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号召和动员全国革命的民众去“督促”全国一切反奉的军队，包括直皖各派系军阀的力量，也包括国民军和从奉系分化出来的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共同参加“由反奉而反日”的武装斗争。文中提到的要消灭的武装势力，包括了“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等人的名字。张作霖是祸首元凶；李景林原是奉军第一方面军司令、直隶督办，郭松龄起兵反奉前曾与冯玉祥、李景林订立过共同反奉的秘密协定，但后来受张作霖收买背叛了三角同盟，以武力切断冯、郭之间的联系，使郭军陷入进退失据、孤立无援的境遇。张宗昌是奉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山东督办，张宗昌见日本已出兵援张拒郭，便与李景林合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阻止冯部对郭军的接济。因此李景林、张宗昌和张作霖一样，都已经成为全国共诛、全国共讨的最反动的军事集团。党团中央这一主张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非常正确的。

三、功败垂成，败中有胜

党团中央关于郭松龄倒戈的第二份告全国民众书发出后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东北国民军向奉天发动总攻击，战斗先胜后败。23日，郭松龄率200余人出走，被奉军骑兵追上。25日，张作霖、杨宇霆下令将郭松龄及其夫人韩淑秀就地枪杀，轰动一时的郭松龄倒戈反奉的义举至此功败垂成。

郭松龄倒戈失败，有其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李景林的背叛、三角同盟的破裂、国民军的支援不利等等，郭松龄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以及指挥失误等方面也是重要因素。至于由郭松龄倒戈反奉引发的“首都革命”和国共合作夺取东北政权革命运动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为什么也没有成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仍然要通过两份告民众书的内容及其在实践的执行情况来加以深入的考察。

考察的问题之一：“首都革命”为什么会流产？

11月28日，爆发的首都革命运动是由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等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本来，李大钊等事先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有过协议，在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国民军“按时开进城来，共同占领北京”，然后对段祺瑞实行公审，迫其下台，可是国民军的领导人冯玉祥、鹿钟麟等却背弃了自己的承诺，不但没有帮助民众逮捕段祺瑞，反而派兵“保护了段祺瑞及其反动政府的安全”[48]。国民军领导人之所以在关键时刻背弃承诺是和此时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挑拨离间分不开的。原来就在“首都革命”爆发的前5天，国民党的右派元老谢持、邹鲁、林森、张继等部分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是一次分裂国民党的反共会议，会上形成的西山会议派，疯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在北京民众奋起示威驱段之时“邹鲁等右派领袖居然包围冯玉祥、鹿钟麟乞其镇压民众运动”[49]。他们无耻地造谣、诽谤说什么“共产党要借国民军之手来实行‘赤化’，如此等等。国民军领袖冯玉祥等人，既害怕帝国主义，又害怕人民大众，经过动摇之后，选择了错误的决定”[50]。由于国民军持枪保护示威民众无法上前逮捕段祺瑞等人，倒段行动处于僵持状态。

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争取国民军的努力。12月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强调指出：“奉军内变，时局将急转，冯、郭态度关系北方政局甚大，而此辈新起的军阀，还不能不多少接受民众运动的影响，因此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51]通告要求“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及少校合发之告民众书，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党中央为能达到亡羊补牢的目的，甚至连电文的内容都作了规定：“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彼等何故始终不对卖国的奉天军阀及安福政府表示反对，并质问彼等今后的政治主张，站在人民方面，抑站在军阀方面”，“致电郭松林［龄］一面称赞他推倒奉张即推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外的势力，一面警告他今后务一反张作霖所为，勿做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傀儡……，”①通告发出后各地党组织照办无误，可惜并未能改变冯玉祥保段的错误，于是徒手的群众示威也不得不收场，轰动一时的“首都革命”也就流产了。其实，对于冯玉祥来说，“这个决定以及其后的一系列错误决定，损害了他自己。不久，英日帝国主义就勾结起来，促成张作霖和吴佩孚再度合作，一致进攻国民军，把国民军赶出了华北”。[52]

考察的问题之二：“东北国民自治军”在吉黑两省境内的暴动为什么没有举行？

前面曾经说过，当郭松龄在辽西与奉军交战时，东北国民自治军曾与郭约定当郭军开入奉天时，东北国民自治军在吉黑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但到12月下旬，日本出兵干涉，帮助张作霖从吉黑两省调来援军，双方态势发生了逆转，郭军攻入奉天已无可能。尽管形势严峻，中共党组织仍然竭尽全力配合郭军反奉战争。为了阻止张作霖向巨流河前线增派援军，中共唐山地委书记何孟雄派党员干部梁鹏万、袁兰祥去北宁路沿线执行爆破任务，中共沟帮子支部书记欧阳强与梁、袁等商定了具体行动计划，但不幸的是奉张当局此时已对唐山地委严密监视，梁、袁出关后即被尾随跟踪，不仅爆破计划无法执行，自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后经欧阳强护送才得以脱险返回，就在这时，国共两党秘密组织国民自治军的行动，也被奉张当局侦破，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被查抄，有关人员被逮捕、通缉。现存历史档案中有一件东省特区警总管理处《关于陈晦生、彭守朴、张昭德等十人被查获情况的呈文》，就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东省特区警总管理处呈：查获伪东北国民自治军孙也鲁，据供有伪总司令朱霁青有及丁理中，均潜哈道里外国街七号，邢春霞住马家沟教堂街九十八号，铁路公司账房陈会生吴理作，张兆德彭寿朴等常到道里外围七道7号秘密会议，以上7名均在该党执行重要职务”。这个孙也鲁供得真彻底，连每个人的住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按上述地点经严密搜查，获陈晦生即陈会生，在陈晦生同屋查获中华民族自决会会员任国桢，……查获彭树棠即彭寿朴，并在其室搜出文件及物。朱霁青早已离哈，张兆德即张昭德，系《东北早报》主笔，事前已赴上海，其余丁理中等均在哈。以上一并解省讯办。[53]”据任国桢后来证实，他是12月31日被捕，郭松龄夫妇就义后在沈阳小河沿陈尸三日，他最初不相信，后来他亲自赶到沈阳去看才证实已牺牲。他回哈后对韩迭声惋惜地说：“郭松龄失败了，民主革命后退了20年！要是郭松龄胜利了，我们工作就方便了。”从那时起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恰好20年，这位革命先辈的判断力确实令人钦佩。

考察的问题之三：“武装平民”的主张，为什么没有成功地贯彻？

在郭松龄反奉期间，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在关于郭松龄反奉的第一封告民众书的结尾，党团中央把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三个行动口号，其中第一个口号也是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这个主张的提出，说明中共中央在当时对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既不深刻，也不全面。正如王若飞总结大革命历史时所说：由1924年到1925年底，我们帮助了国民党建军，开始认识了军队的重要，但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别人搞。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时，我们帮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帮助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也和朱霁青、钱公来等国民党人士共同组建了东北国民自治军，但无论是北京的李大钊还是在东三省的吴丽石、任国桢、彭守朴、陈晦生等共产党员，都没有军队的指挥权，所在国民自治军的司令、师长带兵的职务，都由朱霁青、钱公来等国民党人士充任，听从国民党当权者的调动和指挥，一旦国民党内右派占据支配地位时，国民自治军必然会失去控制或导致军事行动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吸取了这种失败的教训，才真正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等这样一些深刻的革命道理。

1925年底前的一个多月，在中国北方接连爆发了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和中国共产党为策应郭军反奉义举，因势利导地发动和领导的“首都革命”运动，国共两党人士合作夺取东北地方政权运动，这些曾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重大的革命举措，虽然因为多种原因（其中有许多因素，如日本出兵干涉、李景林背叛、西山会议派挑拨离间、国民军违约保级等都是事先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而功败垂成，但作为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所产生的强大的震撼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就以东北的情况而论，虽然张作霖的统治地位得以延续，但统治集团中和郭松龄一样持“改造东北”志向的少壮派势力并没有因郭松龄夫妇被害而减弱。不仅如此，经此事变之后，张作霖本身也深切感到无限制地向日本人妥协，不仅遭到全国民众反对，他自己也会闹成众叛亲离，难免落个“袁项城的下场”。所以在此后的几年中，对于郭变期间向日方出让所谓土地商租权、杂居权等项承诺，他一直采取搪塞、推脱等办法拒绝兑现。1927年当日本强行在临江设立领事馆遭到国人强烈反对时，他也硬气起来，向奉天省长下达了“率属一体抗议”的手令。他的这一表现，为此后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埋下了伏笔。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2]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县人。原名陈蔚英，曾用名陈维仁、陈福涛、为人等21个。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次被捕入狱，身体遭到极大摧残，但仍坚持为党工作，特别是为党保存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文件。八七会议后，他筹建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担任三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3]李震瀛（1896—1937），原名李宝森，又名李泊之、震银，化名骆森。天津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劳动组合书记部总干事。1923年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28年7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曾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1931年出席六届四中全会，因参加罗章龙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并任非法的第二江苏省委书记，于7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五六月间被捕，同年底或1932年初出狱，发表声明不再参加革命活动，回天津当店员。1937年病逝。

[4]张福山：《1923年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党的情况》，《黑龙江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黑龙江省党史工作委员会1985年版，第128页。

[5]《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6]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室编：《辽宁党史人物传》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7]《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8]《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9]《陈为人等给林育南等的信》（1923年11月1日），《汇集》甲1，第3页。

[10]《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11]安振泰：《陈为人》，《辽宁党史人物传》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2]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13]关向应（1902—1946），原名治祥，辽宁省金县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回国后，历任中共济南地委执委、共青团济南地委负责人、共青团青岛地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被选为中共委员。1930年后历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委等职。抗战爆发后，任一二○师政委。1946年病逝。

[14]《东三省实情的分析（上）——李震瀛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1月20日），《汇集》甲1，第15—16页。

[15]《东三省实情的分析（上）——李震瀛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1月20日），《汇集》甲1，第16—20页。

[16]《东三省实情的分析（下）——李震瀛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2月20日），《汇集》甲1，第23—24页。

[17]谢苗诺夫，Г.M.（1890—1946），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首领。1921年起旅居中国，白匪领导人之一。1945年9月在满洲被苏军抓获，后被处决。

[18]《东三省实情的分析（下）—李震瀛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2月20日），《汇集》甲1，第24—26页。

[19]《东三省实情的分析（下）——李震瀛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2月20日），《汇集》甲1，第26—28页。

[20]《大连调查——沈寅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6月4日），《汇集》甲1，第31页。

[21]《大连调查——沈寅在〈响导〉上发表的文章》（1924年6月4日），《汇集》甲1，第26—28页。

[22]吴丽石（1899—1931），江苏省沭阳县人，原名芩生。青少年时期即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夏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不久被中共北方区委派赴东北开展党的工作，曾任中共北满地委第一任书记、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到山东工作，组建中共山东省临委并任书记。1930年被敌人逮捕。1931年4月在济南就义。

[23]《吴丽石给任弼石的信——整顿哈尔滨党团组织情况》（1925年×月18日），《汇集》甲1，第57页。

[24]CP，指中国共产党。

[25]《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26]罗占元、许庆昌：《吴丽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27]《吴丽石给任弼石的信——为要宣传品事》（1925年初），《汇集》甲1，第58页。

[28]《罗思危信［给］团中央的信——奉天团的工作情况及建议》（1925年3月4日），《汇集》甲1，第49—50页。

[29]任武雄、李良明、田子渝：《恽代英》，《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30]任国桢（1898—1931），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化名刘子厚，辽宁省安东县（今丹东市）人。1918年考入北大俄语系，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受北方局委派，到沈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成立中共奉天支部。后历任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山西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11月在山西牺牲。

[31]《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页。

[32]《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399页。

[33]《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441页。

[34]《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页。

[35]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

[36]《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8—449页。

[37]李鸿文、张本政主編：《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页。

[38]《吴晓天给中央的信——奉天党团工作情况》（1925年8月），《汇集》甲1，第71页。

[39]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39页。

[40]朱霁青（1882—1955），原名国坠，又名自新，字纪卿，号再造子，辽宁省北镇人。老同盟会员，1915年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讨袁。1921年去苏联考察，回国后在东北地区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关抗日。1950年去台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1955年2月逝世。

[41]《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页。

[42]阎宝航、苏子元、周东郊：《马列主义在沈阳的传播及早期学生运动》，《辽宁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

[43]《国民日报》，1925年12月20日。

[44]《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 （192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456页。

[45]《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 （192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页。

[46]东边道，是清末所设“东边兵备道”的简称。辖辽宁省东部通化、安图、桓仁、安东等20余县。

[47]阮振铎：《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与日本的勾结》，《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48]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8 1年版，第3 2页。

[49]《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1 9 2 5年1 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0—451页。

[50]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51]《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19 2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0—451页。

[52]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页。

[53]丹东史志办公室等编：《任国桢》，1988年内部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