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酸的宰相府

最寒酸的宰相府

乾隆时，北京的驴市胡同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刘氏家族，从刘统勋开始，祖孙三代都是朝廷大员，作为汉人家族，在清朝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熟悉北京胡同名称变迁模式的人不难想到，驴市胡同就是今天位于东四西大街的“礼士胡同”。刘统勋家族的原址就在礼士胡同四十三号院。可是清朝时满汉分城而居，为什么汉臣刘统勋就住在了内城？这个例外中的例外，就是因为刘统勋为官成绩卓著，乾隆皇帝赏赐他一块安家的地方，特准其在内城居住。不过，刘统勋却没有好好利用这黄金地段，他的家估计是历朝最寒酸的宰相府，史书记载，他去世后，乾隆亲自去府上吊丧，轿子居然进不了门。

就汉大学士而论，乾隆朝不下数十人，而刘统勋无疑是最受乾隆帝青睐的。要说乾隆皇帝对傅恒的起用和重用，与孝贤皇后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他为什么如此厚待身为汉人的刘统勋呢？其实，乾隆重用刘统勋跟傅恒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乾隆即位之初的困境。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基以后，一般都会对朝臣来一次大换血，以此确保自己的权威，不过这需要有合适的人选才行，而乾隆刚即位时，这样的人很少，所以，一切政令决策的实施都得靠雍正时的旧臣，尽管暂时没有出什么纰漏，但是乾隆仍然感觉不舒服，总觉得这些人不是他需要的。

首先，他们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缺乏进取心而日趋保守，这就很难合一个刚上台憋足了劲儿要大干一场的新皇帝的心意，还有的人没有什么责任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遇事敷衍塞责，甚至有人无视国法，劣迹累累。其次，也是乾隆皇帝和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容忍的，就是群臣聚结朋党。(www.guayunfan.com)

当时，满汉大学士领班鄂尔泰和张廷玉各立门户，明争暗斗，使得朝堂上下一片乌烟瘴气。鄂尔泰和张廷玉都是雍正时的重臣，鄂尔泰在对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一个领军人物；张廷玉则是军机处规章制度创建者，众所周知，军机处在刚成立时没什么秩序和可循的制度，正是在张廷玉的努力下，才完善起来。鄂尔泰和张廷玉对雍正皇帝忠心耿耿，自始至终都受到雍正的信任和重用，在雍正朝，两人都是红得发紫的人物，雍正曾留下遗诏，允许二人身后配享太庙（太庙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宗庙，最早太庙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后来帝后和功臣的神位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有资格配享太庙的臣子，必须对江山社稷有极大的功劳，才可以经皇帝允许，在死后享用太庙的待遇）。配享太庙，是一个臣子无以复加的荣誉，从大清开国到雍正朝整整一百年，能身列太庙的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胤祥等十二人，其中无一汉臣。可惜两人不知道珍惜，反而搞起了门户之争。到乾隆时，两家门第鼎盛，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结党成群，营私舞弊，乾隆纵使再看不惯，一时也无法对这两个三朝老臣下手。

正当他恼恨不已的时候，刚刚上任不久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请求皇帝遏制张廷玉与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讷亲的权力，此疏轰动朝野。针对张廷玉，刘统勋说，朝廷在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的弊端，安徽桐城张氏家族入朝为官者有十九人之多，就连张氏的姻亲桐城姚氏也有子弟十人在朝为官，为防止“满招损”的可能，“保全”三朝老臣的清誉，建议三年之内除皇帝特旨擢用外，张氏亲属子弟“概停升转”。对于讷亲，刘统勋认为，作为宰辅培养的讷亲在个性上是有弱点的，请求皇帝加以训示，并且他兼职过多，权力太重，这也是不合适的。讷亲是康熙初期四大辅政大臣之一遏必隆的孙子，可谓名门之后，乾隆开始是把他作为宰相来培养的，可是他掌管吏部，协理户部，同时身兼领侍卫内大臣及军机大臣等职，渐渐权势冲天，成了除了鄂尔泰和张廷玉之外，百官全力巴结的另一个对象。

于是，在清乾隆六年（1741）的一天，朝中大臣被郑重地叫到皇帝面前，共同“聆听”刘统勋的这份奏章。在群臣面前，乾隆对这奏章显得并不看重，回复得也很有水平：“我想啊，要是张廷玉和讷亲果然恃宠而骄、作威作福，群臣肯定不敢上疏告状啊，现在刘统勋敢说，证明他二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声势嘛。再说张廷玉亲族人多，当官的也多，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讷亲，我会好好教导他，职务太多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减少的话，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考虑。”

乾隆的话算是给足了张廷玉面子，对讷亲也没有责怪，所以表面上看，刘统勋的上疏什么效果也没达到，有多此一举的嫌疑。但是仔细想想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不重要的奏章，乾隆为什么会跟朝臣公开？他只是不想立刻下手，何况张廷玉是雍正留遗诏有资格配享太庙的人，不能轻易动他。讷亲又是自己一手提拔的，现在处理了，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正是这些原因，乾隆把话说得像是在为二人脱罪。但是众大臣都是在官场混久了的，要是还不明白皇帝的个中深意，不就白吃了那么多年的官饭了。

所以刘统勋此次上疏，是有一定效果的，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记住了他，记住了这个敢在朝中官员结朋聚党的时候弹劾朝中权势熏天的大臣的小御史，并从此开始将其作为亲信着力提拔，使其成为乾隆一朝少有的能臣和名臣。在当时，乾隆需要的就是像刘统勋这样无所依傍、有棱有角，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

说起刘统勋，很多人都感到陌生，但是对他儿子的名字则是如雷贯耳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墉刘罗锅。事实上，尽管刘墉在目前的影视剧中很火，很得人心，但那毕竟只是一个艺术形象，其事迹多是后人附会杜撰，历史上的刘墉虽然也是一个不向权臣低头的正直官员，但是他多数情况下只是选择自保，并且始终没有进入清政府的核心权力机构军机处，就算他有足够的才华和胆识，也根本没有与权臣和珅正式面对面较量的机会。比起父亲刘统勋，刘墉对乾隆朝的贡献差得远了。乾隆一朝，最称职、最符合儒家精神的汉人宰相就是刘统勋，他是“清”“慎”“勤”“能”的楷模。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也算是年少得志，清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时才25岁，他在雍正朝先后供职翰林院与詹事府，并在南书房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主要做文书工作。1741年上疏要求限制张廷玉、讷亲的事件过后，开始受到乾隆的着力栽培，五年后，受命代理漕运总督，再三年，又被任命为工部尚书；1752年，刘统勋终于入值军机处，众所周知，自从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后，历史上就没有了这个职位，但是他设了内阁，明朝时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就相当于宰相，清承明制，虽然也有内阁，却不再有重要的权力，尤其是雍正之后，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是军机处，当时的人都说，身为内阁大学士却没有在军机处任职，算不上是真宰相。

此时的刘统勋终于成了一个“真宰相”，可是不仅在京的住处简陋，就是他的老家，刘统勋考中进士的时候，老家有十亩薄田，去世的时候老家仍是薄田十亩。他为官数十载，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京官，在中央机构内任职，但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跟那些穿金戴银、攀比富贵的官员们相比，显得非常寒酸。即使是出差，他也绝不铺张，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黄河开封段决口，刘统勋以大学士身份奉命前往勘察，只带了两个仆人，沿途在驿站用过的马不过六七匹。当时，哪个京官外出，不前呼后拥，带着一票人，到了地方上，好吃好喝，还得捞上一笔。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江南大水，淮安告急。朝廷派两名钦差前往运河泰州段监督堤工。这两个钦差带了数十名随从，光是穷摆谱也就算了，还肆意扰民，甚至为非作歹，幸亏施世纶及时“修理”了他们，这些人才老实起来。如今再看刘统勋，简直是天壤之别，作为一个大学士，一个钦差大臣，他的“排场”实在太令人感慨了。

刘统勋的廉洁，不仅表现在自身节俭，更重要的是，他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拒绝任何形式、任何名义的贿赂。有一次，他一位老友的儿子入朝为官，想让刘统勋念在两人往日的情谊上多多照顾，这个老友怕自己出面让刘觉得难堪，就派仆人登门送上黄金千两。刘统勋见到了仆人和黄金，觉得很反感，但是也是顾念朋友的情谊，就耐下性子对那个仆人说：你的主人因为世交的情谊让你来问候我，我非常领情，但是我为国家办事，该如何做心中有数，怎么能收他的东西，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我们的故交中有很多人需要钱，这些金子就送给他们吧。仆人听后，深受感动，携金而归。

还有一次，一个有所请求的人深夜带厚礼到刘府。刘统勋深知其中之奥妙，让门人说，老爷已经睡了，不能会客，让客人留下姓名即可，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收。第二天一大早，刘统勋就到政事堂，传来昨天夜访的人，严厉地说，深夜叩门，没有贤者会做这种事，你有什么事要禀告，趁大伙都在时说吧，即使是说我的过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人面带愧色，支支吾吾，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刘统勋严于律己，自己不做亏心事，就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也要守法，尤其对那些贪赃枉法者从不宽容，处理过多起贪污大案。史载，他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广东粮驿道明福、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经刘统勋外出审查处理的，“皆论如律”。

在开封视察河工的时候，刘统勋也经常借机微服私访，缉拿贪官污吏。据说贪官们在赌咒发誓的时候常常说：“如果说话不算数，就让我出门撞上刘统勋。”乾隆帝曾称赞他说：“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可见，刘统勋确实是个难得的清官，据说他的书房里有一副对联是这么写的：“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其人节操，可见一斑。

纵观刘统勋的为官生涯，似乎总是与河工密不可分，他不仅在视察河工时借机惩治贪官污吏，对于治河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是一个治河能臣。清乾隆十八年（1753），河工道员李礅、张宾等人贪污案被揭发，刘统勋借此机会提出，稽查河工工料计算不清的话，徇私舞弊的事情就永远难以根除，所以应该制定一套比较严格的财务纪律和报销制度。

这个提议真是切中要害，因为谁都知道，当时关于治河的职位可是肥缺，许多人只是想得到这个职位后多贪点钱财，至于治得好治不好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还有意不好好治，因为治好了，朝廷就不拨款治河了，他们的财路就断了，为了钱不顾百姓的死活，用心何其毒也！而刘统勋深知，制度不改的话，这些人还要贪下去，百姓还要受苦，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提出了关于河务的财政和工料管理的四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实行后，河工中历来存在的公然贪污和浪费现象暂时有所好转。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统勋被派往治河工地勘测，主持加高堤坝的工程。一年后，他又前往徐州督修近城石坝。此时刘统勋已年近花甲，但他事必躬亲，一般都是亲自到工地，风餐露宿地监督堤坝的工程。有一次，他去杨桥工地视察，发现那里加固堤坝的工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负责人说柴火供应不上，没法开工。刘统勋没有放过这个细节，多年的经验使他敏感地觉得这其中肯定有猫腻，于是再次微服私访，到运柴的必经之路去，发现几百辆装满柴火的车辆就停在路边，赶车的人愁眉苦脸，刘统勋一问，他们大老远赶来，可是河员必须要收“好处费”才肯付钱买他们的柴火，他们原本是穷人，来时带的一点钱已经花完了，此时身无长物，连饭都吃不上了，要是再把柴火拉回去，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刘统勋听后大怒，立即返回工地，对有关河员进行严惩，杨桥堤坝很快就完工了。

刘统勋之所以受到乾隆的赏识，还在于他在军事上独到的战略眼光。尤其是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上，乾隆要发兵时，刘统勋认为金川自然条件恶劣，建议改用政治手段解决，比如招抚等。可是乾隆好大喜功，又觉得跟两个土司谈判太丢面子，于是不听劝告，坚决用兵，及至木果大败，他才急了，连忙问计于刘统勋：继续打吗？要不撤兵吧。刘统勋则坚决地说，没有打之前可以撤，现在不行了，否则定会助长土司反叛的气焰，不如一鼓作气，直接灭了他们。乾隆又问：可是主帅令人失望，卿家有合适的人选吗？刘统勋沉静而坚决地说，有，阿桂一定会打胜。这次乾隆听了劝告，马上派阿桂为元帅，真的打了胜仗。

可见刘统勋同时也有识人的眼光，阿桂后来成了清廷重臣，乾隆后期，只有他始终不与权臣和珅同流合污，一直想办法采取措施挽救大清的颓势。

说到识人，刘统勋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工程《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是纪晓岚，而总领导则是刘统勋，当然总裁不管编书的具体事务，贡献最大的还是纪晓岚，关键是，纪晓岚是刘统勋极力向乾隆推荐的，前者奉旨编书前正在乌鲁木齐遭流放呢。

对于恩师的恩情，纪晓岚始终念念不忘，他与刘墉是极好的朋友，亲如兄弟，与刘统勋则情同父子，纪晓岚接到任务后就一直想将《四库全书》漂漂亮亮地编纂完成，报答恩师的知遇之恩，谁知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刘统勋在上朝的途中逝于轿中，没能看到《四库全书》成书。纪晓岚强忍悲痛，为恩师写下一副史上著名的挽联：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此联句奇语重，非刘统勋不足以当此殊誉。

而乾隆得知刘统勋去世后，亲自到刘府吊唁，看丧事办得非常简单，哀恸不已，回宫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大臣赶忙劝慰，乾隆说：“像刘统勋这样的朝臣，才不愧为真宰相。朕失一肱股，怎能不肝肠寸断啊！”遂赠刘统勋太傅，祀贤良祠，谥号“文正”。

不要小看“文正”这个谥号，对于一个大臣来说，谥号是一个人死后皇上用最简单的两个字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可是这两字却并不是随便就给的。一般都是由礼部拟定，选八个字或十六个字，再由内阁审核，选四个字或八个字，然后让皇上决定。武将第一个是“武”，比如岳飞的谥号是“武穆”，文臣的谥号一般第一个字是“文”，如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不过唯有翰林出身或官至大学士者，方得谥“文”，而“文正”二字联璧就太难得了，礼部是不敢这么拟的，只有皇上才有权力，清朝300年的历史，得谥“文正”二字者，不过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而已。乾隆给刘统勋这个谥号，可见对他的重视。

刘统勋从清乾隆六年（1741）受到乾隆的重视，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去世，勘案、修河、督兵，重任不断，功劳无法计数，最终死在清晨入值的轿中，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774年以前，傅恒、刘统勋、尹继善、刘纶、来保等正直大臣，使朝纲一振，可以说，是这些人辅佐乾隆托起了一个盛世，刘统勋是他们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他的去世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史家以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清朝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国势江河日下，大清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