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开一代画风

“扬州八怪”开一代画风

“扬州八怪”开一代画风

康乾时期，我国东南地区有一个全国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这就是繁华富丽的商业城市扬州。对于当时扬州的繁荣兴盛，无论是正史还是私家著作都多有记载，《江都县续志》称当时的扬州“富庶甲天下”，而著名的戏剧作家孔尚任则作诗称赞扬州的富庶：“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

历史名城扬州，兴于汉，盛于唐，尤其是隋唐时期，更以繁华著称于世，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虽然扬州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几经战乱，屡遭破坏，但因为地处要冲、交通便利等各项重要的原因，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繁荣。说起来，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盐业和漕运事业的兴盛。扬州濒临东海两淮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我国食盐的重要产地。

清朝时期，人口增长迅速，尤其是康熙到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十倍不止，人口剧增，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扬州水运便利，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国知名的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据统计，乾隆时期，每年有10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种种条件，无疑给扬州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www.guayunfan.com)

因为是靠盐业兴盛，所以毋庸置疑，受益最大的还是那些富甲一方的盐商。当时，盐业收入是政府税收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乾隆时期，国家赋税收入的一半来自盐业，而两淮盐业的税收又占所有盐税收入的一半，说盐业的盈亏关系到国计民生，那绝不是夸张之词。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两淮地区、聚居于扬州的盐商，垄断盐运，大发横财。扬州的盐商有多么富有？举几个例子，有百万银两家产的盐商被称为“小商”，根本不敢炫耀富贵。当时扬州有“八大盐商”，资产都在几百万纹银到几千万之间。

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大盐商江春在乾隆年间曾经与其他盐商为朝廷“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000万两之多，江春由此深受乾隆、嘉庆两代皇帝的赏识和信任，是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被后世称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说起江春的富有，野史上还有记载得更夸张的，据说一次乾隆南巡到扬州，某天到了大虹园的一个地方，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地方像南海的琼岛春阴，可惜没有白塔。江春听了就记在了心里，想赶紧造一个白塔给皇帝拍拍马屁，可是南方人不知道这个“白塔”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他赶紧找个机会重金贿赂乾隆的随从，问塔的形状。得到图纸后，马上召集工人、运输材料，一夜之间，就将这个塔造好了，第二天，乾隆又到大虹园，见到白塔巍然耸立，还以为是假的，走到近前一看，一摸，真砖真石，如假包换，知道原因后，也不禁感叹盐商的富贵。

不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毕竟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重农抑商尤甚，做官的尤其是靠科举正途步入官场的人才能受到社会的普遍敬重，盐商再有钱，在大部分人眼里，也是暴发户而已，没什么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素质。尤其是那些手头不太宽裕的官员和饱读诗书却温饱都成问题的读书人，更加鄙视那些盐商，称他们为“盐呆子”，用词可谓刻薄，原因当然也有些微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

而当时的盐商们，还做不到我行我素，走自己的发家路让别人尽量去鄙视，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有钱，更希望获得别人的承认，尤其是官家的承认，认为得到那些人的承认，自己才算真正有了地位。乾隆年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与文人墨客举行大规模的诗文活动，但规定盐商不得参加，这对一心想附庸风雅的盐商们无疑是个很大的刺激，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尴尬的“困境”，他们也开始组织一些比较风雅的活动，尤其是积极主动地与士子、书画家交往密切，缺钱吧，慷慨解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义不容辞，这样许多诗人画家解决了温饱问题，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开始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无疑，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条件的资助，诗人画家们与盐商的依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情形，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富商大贾们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有修养一些，极力装饰自己，主要表现在搜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对于书画，更是愿意千金换取。在这种大风气的影响下，不仅仅是特别有钱的家庭，即使是中产阶级或者小康之家都开始在家里挂一两幅字画，来表现自己的品位，当时的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这么多人家都挂字画，那就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了——画好坏不说，也不是人人都能画的，你想买来挂，得有人画吧。

于是全国各地的很多画家听说扬州书画的销路非常好，就都风尘仆仆地赶到扬州发财了，当时，扬州稍有名气的画家就有100多人，这100多人中，又有几个佼佼者，鹤立鸡群，他们就是著名的“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首先在人数上就不统一，有的说只有八个，有的学者则说八个只是一个约数，其实不止八个。在这种前提下，这八个或多个人到底都有谁自然就很难确定了，各种著述中，有十五位画家被“怀疑”是扬州八怪中的一员。不过多数人普遍赞同的还是清末李玉棻的说法，因为李玉棻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关于“扬州八怪”的记载是较早而又最全的，根据李玉棻的说法，这八个人分别是：郑燮、汪士慎、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这其中唯有高翔是扬州本土人。

“扬州八怪”最擅长画花鸟，其次人物，再次山水。“扬州八怪”均知识广博，长于诗画，其主要共同点都是在生活上经历了许多坎坷，不得已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这八个人尤其是盐商极力“巴结”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惜一切代价，求购这几个名人的字画。其中，郑板桥的字画最受追捧。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难得糊涂”四个哲学意味极其浓厚的四字真言就是出自他的手。这个人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人，像明时的风流才子唐寅和清代的文化名人纪晓岚一样有许多逸事，为民间百姓所津津乐道。

郑板桥是江苏兴化人，康熙年间的秀才、雍正年间的举人、乾隆年间的进士，做过几年山东潍县县令，为官勤政爱民，为救济饥荒，曾经冒险在没有得到朝廷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开仓放粮，深受百姓爱戴，后来在一次天灾中，几次为百姓申请救济，触怒了乾隆皇帝而被免职，卸任时只用一头毛驴驮走自己的“财产”，身为官员多年，清贫至此，途中见到的人无不感叹、称赞。

被革职后，郑板桥以卖画为生度过了贫寒的一生，他一生只画兰、竹、石。他认为兰四时不谢，竹百节常青，石万古不败，也正好是他倔强不驯的性格的写照，他的画一般只有几竿竹、一块石、几笔兰，构图很简单，但构思布局却十分巧妙，用墨的浓淡衬出立体感。竹叶兰叶都是一笔勾成，虽只有黑色一种颜色，但能让人感到兰竹的勃勃生气。

像郑板桥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用自己的辛苦之作给那些不懂书画的富商装点门面，却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卖画为生。据说郑板桥以此为耻，卖画时，题自己的名字，但是极少题上款，就是很少写“此画送给某某某”之类的话，觉得跟那些沾满铜臭气的商人们来往很不光彩。当时郑板桥的画价值千金，可没有上款的画作，让得到画的富商很不满意，虽说他们本就是想买来郑板桥的画作为炫耀的资本，可是，如果题了上款，那不就更有面子了，跟朋友们一炫耀“郑某人送我的，怎么样，不错吧”，可郑板桥偏偏不题他的名字，就很让人郁闷了。

当时，人们都知道郑板桥爱吃狗肉，认为狗肉是最美味的东西，有些小贩得了狗肉之后经常送给郑板桥，也可能是想卖给他，知道他爱吃，可是郑板桥没钱，就经常作几幅画表示感谢，富商直接给他千金买画，他就是不愿意卖。有一次，郑板桥到野外郊游，渐渐走得远了，就听见附近传来了琴声，异常优美，他循着琴声走进了一片竹林，竹林中有一座大院落，非常雅致，院子正中，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翁端坐抚琴，旁边的童子正在煮狗肉，看样子已经熟了正要吃，郑板桥食指大动，问老人：你也喜欢吃狗肉吗？老人说，当然，百味以此为最，咱们进屋一块儿吃吧，两人也不通姓名，就开始大吃起来。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何况如此美味的狗肉，郑板桥想我得想办法报答报答人家啊，站起来，发现房间的墙壁上什么都没挂，就问老人为什么不挂字画啊，老人说想挂，没有看得上的，听说郑板桥的字画相当不错，只是传言没有亲见，也不知是真是假。郑板桥说：您也听说过啊，我就是郑板桥，为您做几幅字画，报答这餐美味，您看行吗？老人说，好啊。说完就拿出许多纸笔，郑板桥写写画画，完了之后，老人说我叫某某某，请你提个上款吧。郑板桥很奇怪，说这不是某臭名昭著的盐商的名字吗？老人说：我出生时还没这个人，同名有什么关系，他虽臭名昭著，清者自清，与我何干？郑板桥一想也是，这么说来我倒俗了。随即题款作别。第二天，那个盐商请客，三番五次终于请到了郑板桥，郑板桥过府一看，墙壁上都是自己昨天作的书画，马上明白昨天的老人收了盐商的好处骗了自己，可是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已经无可挽回了。这个盐商为了得到郑板桥的画，也真是用心良苦。

其实不只是郑板桥，“扬州八怪”中的每一位画家几乎都有这样的苦恼：不想卖画，却迫于生计不得不卖。虽然画作与生计息息相关，但是“扬州八怪”的书画却并没有世俗之气，他们卖画，同时也以画寄情，在书画艺术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画工的行列。事实上，他们的学识、经历、艺术修养、深厚功力和立意创新的艺术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画工，达到了立意新、构图新、技法新的境界。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可以说，“扬州八怪”是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他们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至今也没有固定的说法，有人说他们为人处世很怪，这个“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另类，有个性。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太靠谱，八怪均经历坎坷，有着不平之气，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很正常，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八怪”真正“怪”的地方是，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就是要自立门户，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在这种追求的引导下，他们的作品就很可能有违人们的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

不过更值得思考的是，“扬州八怪”为什么出现在康乾盛世？“八怪”为什么出现在扬州，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上文已经分析到，这同清代中叶以后经济发展，特别是扬州城市商业经济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纵观整个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对学术文化的关心、参与和影响程度已经日益加大了，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东南地区。他们或出于对学问的尊重，或纯粹为了附庸风雅，或为了在官僚队伍和文化学术精英圈培养代理人，或出于公益与求取社会声望，纷纷热心于藏书设坛，邀聚文人学者吟诗作文、讲谈学问，甚至直接解囊资助学者与学术文化事业。这种情况还并不局限在扬州一地，而是在处于盛世的全国范围内都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