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党项的内迁_唐宋民族史

唐代党项的内迁_唐宋民族史

一、唐初对党项的招抚

隋末唐初，党项与吐谷浑利用中原纷争，不绝寇扰西北诸州。唐武德元年（618年），党项与吐谷浑合兵犯扰唐松州（今四川松潘），益州道行台窦轨与扶州刺史蒋善合受命连势进击，大破党项与吐谷浑之众。从高祖建唐到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去世前的九年时间里，党项侵掠唐西北诸州达十次，沿边松、河、洮、岷、叠、渭、廓等七州均受其害。

李世民继位后，很快扭转了唐王朝在北方和西北地区的被动局面。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派大军分六路出击，猛攻突厥，南会州（今四川茂汶）都督郑元遣使招抚党项，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唐太宗降玺书抚慰，步赖遂入朝长安，太宗宴赐甚厚，并以细封氏之地为轨州（今四川阿坝），拜步赖为刺史。步赖自告奋勇，率所部为唐征讨吐谷浑。接着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归降，请同编户，唐太宗也厚加抚慰，将所归之地列为肦、奉、岩、远四州。第二年，东突厥汗国瓦解，约十万人前来降唐。周边各族为之震动，纷纷归附。贞观五年（631年），唐廷遣太仆寺丞李世南开赴党项河曲十六州、四十七县，前后内属者达三十四万人。唐大将李靖率师击伐吐谷浑时，原臣属于吐谷浑，并与之联姻的党项酋长拓跋赤词又率部屡抗唐军，被廓州刺史久且洛生率轻骑击败于肃远山，斩首数百级，掳杂畜六千。班师回朝后，太宗令岷州都督李道彦前往说谕，赤词的侄子思头表示归附，其部下拓跋细豆也愿降唐，接替李道彦的岷州都督刘师立则派人前去招抚，赤词与思头率部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鳞、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党项诸部，拜拓跋赤词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此职贡不绝，从河首大碛石山以东，并为唐朝之境。

雪山党项破丑氏在唐初常为边患，对归附唐朝的党项部落亦多加阻挠。贞观五年（631年）岷州都督刘师立率兵讨击，军卒尚未到达，破丑氏已率部逃于山谷之中。第二年十一月，破丑氏也向唐称臣朝贡。(www.guayunfan.com)贞观九年（635年）正月，唐太宗调集大军对吐谷浑实行大规模征讨。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大军由松州出发，出师前，曾以厚币赠予党项，令其为向导。党项大酋拓跋赤词拜见李道彦后，向诸将提出，如唐军无虏掠之心，党项当资给粮运，若进行欺诈，当即固险以塞军路。双方歃血誓盟，赤词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当李道彦由松州进军到阔水（今四川松潘）时，见赤词毫无防备，违誓纵军掠取牛羊数千头。赤词见状大怒，遂率部屯兵于狼道峡，阻击唐军，李道彦战败，死者万余人。党项趁势进攻叠州，迫使李道彦退保松州。五月间，当唐将李靖等击败吐谷浑，吐谷浑举部内属时，党项诸部也跟着降服，就连黑党项酋长敦善王也臣服了唐朝，岁贡方物。至此，党项诸部全部为唐招抚，于其地设羁縻府州统领。

二、党项的内徙

唐初勃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于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北上灭吐谷浑，党项诸部亦为吐蕃侵袭威逼。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被迫请求内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时，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诸部，也随着一道内迁。

党项的内徙始于贞观末年，到唐末永隆元年前后吐蕃攻占党项故地时，内迁达到高潮。党项以姓氏、部落为单位陆续向北迁徙，最后，散居于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为此，唐朝又复置一些党项羁縻府州，寄治于庆、灵、秦等州。

党项故地被吐蕃占领后，党项仅是一部分人内徙，留居者为数仍不少，为吐蕃所役属，吐蕃称这些党项人为“弥药”。吐蕃与党项在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宗教等方面，不断交流、融汇，使相当一部分党项人逐渐融合到藏族之中。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内迁的党项乘机向南骚扰（今陕西县），宁（今甘肃宁县）等州。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杀酋长拓跋戎德，但未能阻止其南侵。乾元三年（760年）正月，党项逼近京畿长安，使唐廷朝野震动，即命大将郭子仪领重兵出镇州，党项退走。自至德（757年）以后，党项“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4]，但不久也就被唐平定。宝应元年（762年），渭北党项首领遣使唐廷朝见，表示愿意帮助解决灵州的军需供给。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万之众攻入长安，立原邪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宏为帝。郭子仪设伏于城周，吐蕃被迫退走。

鉴于内迁党项的居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联络，给京畿造成威胁，唐廷采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散居于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地区。从此，迁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称做东山部落，迁居于夏州一带的党项部落称做平夏部落。永泰元年（765年）后，吐蕃势力不时东进，寇扰渭北诸州，迫使部分党项东渡黄河进入河东石州（今山西离石）。

对于内附的党项诸部，唐设羁縻府州管辖。府州的设置大体以部落为基础，任命部落首领为府州的都督、刺史，并得世袭。界内虽立县名，但无城郭居处。少数州县有版籍户口，但不上户部，而绝大多数州县没有版籍户口。羁縻府州是唐对内迁的党项采取怀柔政策的具体措施。为了贯彻“抚绥”“怀柔”的政策，唐廷对管理内迁党项的官员的选择较为慎重，这些官员练达吏道，精于戎职，能较好地处理民族关系。羁縻府州由节度使统领，节度使一般都兼领“押党项部落使”，专门管理担任都督、刺史的党项首领，通过他们控制诸部。

三、内徙党项的社会经济

内徙后的党项基本上仍以“姓”为部，各部之间大小不一，人数不等，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居住更为分散，大都与室韦、内迁吐谷浑及汉族杂处错居。因几经迁徙和战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为地域关系的羁縻府州所代替。在同一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如东山、平夏两大部落。部落集团内出现了有势力的“大姓”，这些大姓作为部落首领，成为羁縻府州的刺史等职官，他们与部落成员既有“亲长”关系，又有“臣属”关系。

内徙党项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他们居住的银、灵、夏、绥等州水草丰美，宜于畜牧，中唐以后，成为唐朝马匹的主要供给地。太和七年（833年），唐于银州设银川监牧使，管理畜牧生产，以保证战马的供应。

党项部落经济繁荣，牛羊肥壮，远近商贾赍杂缯诸货来此地交换羊和马，党项则用羊换取弓矢，用好马易铠甲，通过与汉族的交易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这些贸易往来，不仅使党项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加强了党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