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党项_唐宋民族史

五代时期的党项_唐宋民族史

一、夏州党项拓跋氏的发展

朱全忠建立后梁政权后，曾授夏州节度使拓跋思谏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当时拓跋思谏统领的地区仅为定难镇和夏、绥、银、宥四州，而不是唐代名兼四镇，实领五州的局面了。

梁开平二年（908年），拓跋思谏病卒，三军推其子彝昌为留后，不久，后梁即以彝昌为定南军节度使，正授旄钺。彝昌继立不久，夏州便发生内乱。开平三年（909年）三月，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起兵，袭杀彝昌。[6]接着，夏州将吏又杀高宗益，推迎戍兵在外的夏州蕃部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四月，后梁即命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司空。李仁福为彝昌的族父，高宗益为夏州汉族。高宗益之乱，是夏州汉族与党项拓跋氏争权夺利的斗争，结果以高宗益身死，党项拓跋氏重掌大权告终。

开平四年（910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与歧王李茂贞、宁节度使杨崇本等利用高宗益之乱，合兵五万，攻围夏州。拓跋仁福在婴城固守，向后梁求救，梁派夹马指挥使李遇等赴援，夏州始得解围。乾化三年（913年）三月，梁封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李（拓跋）仁福为检校太师，晋封陇西王。这是夏州党项拓跋（李）氏封王之始。(www.guayunfan.com)龙德三年（923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唐政权，史称后唐。夏州李仁福便转投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封李仁福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朔方王。夏州李氏虽然臣属于后唐，但仍保持着相对的自立，实际上是割据于夏州的地方政权。

长兴四年（933年），李仁福死，三军推其子彝超为留后。后唐早就害怕李仁福和契丹联结，并吞河套以南及关中地区，认为此时是兼并夏州以除隐患的良机，便诏令彝超与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即以彝超为延州留后，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为确保迁镇成功，又派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五万，送安从进至夏州赴镇。夏州是党项拓跋氏安身立命的基地，彝超拒绝迁镇。当安从进等率大军进抵夏州时，城内烽火四起，党项诸胡数千骑赶来支援。李彝超率军民固守城池，党项羌及诸胡万余骑则徜徉四野，抄掠唐军粮饷。在唐军久攻夏州不克，又面临断炊之急的时候，彝超兄弟登城对安从进说：“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7]安、药二人顺势而退，答应撤军言和。夏州李氏获得唐军大批武器，军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李彝超自署其弟为绥州刺史，上表后唐朝廷，乞求正授。后唐明宗下诏任命李（拓跋）彝超为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向后唐进献良马五十匹，表示仍然臣属于后唐。

夏州之战，不仅保住了夏州党项拓跋（李）氏的势力，而且提高了他们在党项诸部及西北各族中的地位。从此以后，李氏割据势力得到发展，成为中原政权再也不敢轻视的政治力量。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卒，其兄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后唐诏令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

晋建立之后，高祖于天福二年（987年）封赐诸镇时，对夏州节度使李彝殷也并加食邑实封。

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遣大军南下，一路连克州郡。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奉诏出兵，与银州刺史李彝诏合蕃、汉兵四万，从麟州（今陕西神木）渡过黄河，攻入契丹境内。后晋少帝封李彝殷为西面招讨使。契丹因后顾之忧而撤回本土。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又大举南下，灭后晋。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称帝，是为后汉。李彝殷臣属后汉。乾元年（948年），汉隐帝继位后，诏令加封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李彝殷为侍中。第二年，李彝殷即献宝马于后汉。后汉答应李彝殷的请求，把静周（今陕西米脂）隶属定难军，夏州节度由领属四州增加为五州。当时中原战乱频仍，李彝殷渐有轻傲中原之举，益发倾向自立，每当藩镇叛乱，李彝殷总是暗中资助，邀其重贿。后汉朝廷明知其事，为不公开决裂，导致政局动乱，便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羁縻李彝殷，以维护“臣属”关系。

公元951年，后汉枢密使、侍中郭威夺汉政权，建立后周。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契丹支持下，在晋阳称帝，史称北汉。郭威称帝后，继承后汉对夏州割据势力的羁縻笼络政策，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李彝殷在接受北周封号、臣属北周的同时，又暗中奉表北汉。广顺三年（953年），北汉麟州刺史杨仲训为蕃部所围，求救于夏、府二州，并表示愿意归附后周。李彝殷奏报后周朝廷，立下功劳。北周于第二年先后加封李彝殷为西平王、守太保，显德六年（959年）又加封为守太傅。第二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党项李氏割据势力日益强盛，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建立西夏政权。

二、西路党项

居于灵、庆二州之间的党项诸部，在唐代称为“东山部落”，五代时称为“西路党项”。五代时，西路党项经常抢掠从河西来的回鹘贡使，“执其使者，卖之佗族，以易牛马。”[8]严重影响了中西陆路交通。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底，当甘州回鹘贡使乌仑红一行从灵州至方渠时，被西路党项所掠杀。第二年正月，后唐明宗诏令州节度使药彦稠、灵武节度使康福率步骑七千征讨，击破西路党项阿埋、韦悉、褒勒、强赖、埋斯、骨尾、屈悉保等部，虏获大首领连香、李八萨王，都统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所获驼马牛羊以万计，并夺回党项所掠回鹘进贡的宝玉、金装、胡鞍等。自此以后，党项对贡使商队的劫掠稍有减缓。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以康福为灵武节度使，开始直接管辖灵州所属党项诸部。康福采取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办法，使灵州连年丰稔，党项诸部颇为畏服。长兴三年（932年），张希崇继任灵武节度使，广开屯田，解决了军粮供给，他善于招抚党项等夷落，保证了河西交通的畅顺。后晋建立后，仍以张希崇为灵武节度使。天福四年（939年）初，张希崇卒，党项诸部又无所惧惮地寇抄边境及交通要道，后晋遂派冯晖为灵武节度使。冯晖仍采取屯田和发展生产的办法，并不再向当地诸部增加赋税，使灵州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党项最强大的酋长拓跋彦超至灵州拜谒，受到冯晖的款待，留而不遣，并为之修筑宅第，封赐甚厚。由于对党项诸部施以恩信，部落怀惠，不复侵掠，社会安定。

开运元年（944年），冯晖调任为州节度使，由王令温接任。王令温把内地的法令制度强加于党项诸部，横征暴敛，激起党项诸部的怨怒。大酋拓跋彦超率诸部围攻灵州，杀死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周。开运三年（946年）六月，后晋以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带领关西兵卒赴任，大败拓跋彦超，又恢复了灵州的秩序，但已不能阻止党项对贡使和商旅的劫掠。

后周广顺二年（951年），因庆州刺史郭彦钦向党项诸部勒索羊马，多有侵扰，又私自增加蕃汉盐户的税钱，激起党项诸部不满，野鸡部遂起而反抗。后周即令府州节度使折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环州刺史皇甫进等前去征讨，折从阮招谕了庆州党项二十一部。党项喜万玉、折思、杀牛等三部与野鸡部素有纷争，闻后周军前来讨伐野鸡部，遂相聚以牛酒犒劳后周军土，而后周军卒贪其财物，竟然劫掠喜万玉等三部。三部联合围攻张建武军，张建武军投崖死者达数百人。折从阮保兵自退。后周太祖命解州刺使郑元昭为庆州刺史，同时明令规定盐税率，不准私自抽税、加税，才将庆州党项诸部的反抗斗争平息下去。

三、党项折氏

五代时，在夏州西北的麟（今陕西神木）、府（今山西府谷）、胜（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州还聚居着许多党项部落，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府州党项折氏。

府州党项折氏，系鲜卑折掘部，与北魏拓跋氏同起于代北地区，魏晋以后，有一部分迁入河西，聚居于今青海湟水流域，先后为南凉、西秦和北魏所统治。唐初，折掘部已居于府州，改姓折氏。安史之乱前后，吐蕃势力北上，四川西北、甘南、青海的党项纷纷内徙至此，与折氏杂处，逐渐党项化，为党项大姓之一。唐末，折氏据有麟、府之地，折宗本（大山）为唐振武军缘河五镇部知兵马使，此为折氏兴起于麟、府之始。

唐末晋王李克用曾任折宗本之子嗣伦（嗣祚）为麟州刺史。嗣伦有子五人，三子名从远，后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忌讳，改为从阮。因代北诸部屡为边患，任命折从阮为河东牙将，以捍边境。天八年（911年），折从阮招回鹘归国，被任命为新建府州的刺史；长兴（930—932年）初，折从阮曾攻占契丹所占胜州有功，并入朝后唐，明宗便以折从阮洞悉边事为由，加检校工部尚书、府州刺史。后晋建立后，府州折氏一度归契丹统治，后因不愿迁徙辽东，降归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派大军南下，攻掠后晋。后晋少帝遣使谕府州折从阮，命他攻打契丹。折从阮即率军深入契丹境内，连拔十余寨，少帝遂委任折从阮为府州团练使、检校太保，又让其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侯。

开运四年（947年），后晋为契丹所灭，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建后汉。折从阮遂率兵南下，投归后汉。后汉高祖在府州设置永安军，辖振武之胜州及沿河五镇，任命折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行府州刺史，府、胜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赐功臣名号。后汉乾元年（948年），隐帝加封折从阮为特进检校太师。第二年，折从阮为武胜军节度使，镇宁邓州（今河南邓县），罢掉永安军，以其子折德为邓州团练使。

后周建立后，沿袭后汉的笼络政策，加封邓州折从阮为同平章事。广顺二年（952年）初，北汉遣军围攻府州，折德与巡简使李处稠等杀北汉军二千余人。接着，又出兵攻占北汉岢岚军（今山西岚县），斩岢岚军张德仁、十寨都指挥使苏审等，并遣岢岚军守御。同年十一月，庆州北党项野鸡部掀起反抗刺史郭彦钦暴政的斗争。后周调已任陕州节度使的折从阮为州节度使，围剿党项野鸡部。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折德到京师朝见，世宗复置永安军于府州，以折德为节度使，于是折氏父子俱领节镇。不久，折从阮病卒。北宋建立后，府州折氏又归附北宋。北宋乾德二年（964年），折德卒，其子御勋知府州，世代相袭，一直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折氏后代可求以府州降金为止。

四、党项诸部的经济

五代时党项诸部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羊、马、牛、骆驼，但比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的居地，大都集中在渭北水草丰美的山谷、河畔或草原上，适宜畜牧业的发展。

五代时，党项诸部通过“朝贡”等方式，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后唐政权前后共存十五年，而党项朝贡见于记录达十七次之多，朝贡的方物主要是羊、马等畜产品。党项每次朝贡，后唐朝廷不但皆给还马值，酬赏倍增，而且计其馆谷锡赍，别赐锦彩，所费不可胜数。后唐明宗知经济渐成损耗，但从政治上仍坚持多给赏赐，于是党项贡献羊马不绝于路。党项诸部的朝贡是为与内地“贸易百货”，以得到所需的粮食、丝帛、器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后来党项的朝贡虽受到限制，但沿边党项与边境人民的互市贸易仍然十分频繁。晋天福年间，冯晖任灵武节度使时，党项诸部争以羊马为市易，一年即可得马五千匹。“朝贡”“互市”大大促进了党项诸部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1]《旧唐书·党项传》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0页。

[2]同上。

[3]《旧唐书·党项传》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1页。

[4]《旧唐书·党项传》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2页。

[5]《资治通鉴》卷256，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20页。

[6]按：新、旧五代史《李仁福传》、《册府元龟》卷136等均记高宗益袭杀彝昌在开平三年（909年），惟《资治通鉴》卷267作开平四年。今从两《五代史》等。

[7]《资治通鉴》卷278，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085页。

[8]《新五代史·党项》卷74，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