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桂冠的启迪

休伯尔和维泽尔的一系列工作为了解视觉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打下了基础，因此休伯尔和维泽尔荣获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科学研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错失良机的懊丧。从“起跑线”上来说，同休伯尔和维泽尔相比，荣格要遥遥领先得多，但是最后他没有作出多大有意义的发现，而被后来者远远超越。究其原因，他没有像休伯尔和维泽尔那样，先大致做一些预备实验以探索各种可能性，就一头扎进了一种方法。他未能及早领悟到，自己团队所用的刺激形式对视皮层细胞来说是无效的。尽管哈特兰曾经告诉过荣格，他曾经用在弥散光背景下移动小杆的方法寻找撤光神经元。荣格也对同事们建议过试试这种方法，但是大家都反对做这种一点也“没有系统性的、考虑不周密”的实验。大家认为还是建立一套复杂一些的仪器为好。后来荣格很懊丧地说：“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对皮层神经元做了5年的研究，却错过了发现朝向特异性，我往往会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并且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不是去造那个定量化的机器，而是用一根棒以各种朝向动来动去，我们有可能在一个实验中就作出了这样的发现。”他总结教训说：“在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在以某种特定的方法做大量的定量实验以前，应该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定性的探索性试验做一些尝试，以便找出最富有成果的方法。”有人把这种策略称为“有限马虎观点”。

如前所述，休伯尔也是持此种观点的，并身体力行赢得了诺贝尔奖。休伯尔在他的自传中总结说：

我们从事的科学研究看上去不大像在中学里学到的那种科学：科学就是一些定律、假设、实验证实、推广，等等。我们感到我们就像15世纪的探险家那样，就像哥伦布扬帆往西只是为了发现他有可能发现些什么。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假设”的话，那也只是有关脑特别是皮层的一种质朴的想法：有着种种有序复杂性的脑接收到输入的信息必须作出某些在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处理，其输出一定要比输入更精巧。因此，我们记录细胞是要看我们能够发现些什么。我猜想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科学领域，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意义下进行探索。那些认为“科学就是测量”的人应该看看达尔文的著作里面有没有什么数字或者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