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匡国的辩护_渐摄与融构_中西

卫匡国的辩护_渐摄与融构_中西

第三节　卫匡国的辩护

传信部的这份部令，使得礼仪之争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东方传教区，开始进入欧洲的视野，在更大程度上演变为一个西方问题。

对于传信部的部令，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坚信，是由于礼仪问题被错误表述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于是决定派学识渊博的卫匡国（Martin Martinius）去罗马阐述观点，对耶稣会士的行为和对中国礼仪的许可进行真实的描述。

1654年，卫匡国抵达罗马，1655年向圣职部递交了4个问题，由神学家对这4个问题进行神学评价。第一个问题关于教会戒律在中国的强制性，包括礼拜日与节日戒律、复活节戒律，关于斋戒和戒肉的戒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为成年女子举行洗礼和临终涂油礼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卫匡国之前的傅汎济曾作过辩解：耶稣会士没有强制中国基督教徒遵守教会的有效法律，如斋戒义务或在宗教节日里停止工作；关于“斋戒”对于生活水平低下、以粮食为主的中国人来说，斋戒实在是有违福音所教导的仁爱。卫匡国的辩解与傅汎济的基本一致，但更为详细。比如关于不执行礼拜日与节日戒律，卫匡国提出难点所在，中国基督教徒居住分散，而且中国政府对群众集会十分敏感。关于为女子执行洗礼和临终涂油礼的问题，卫匡国强调了中国男女有别问题，神学会也最终决定允许省略涂油礼。

卫匡国的第三、第四个问题是针对黎玉范提出的祭孔和祭祖所做出的辩护，是他辩护的重点。罗马针对卫匡国的这两点辩护，发出了第二份决定。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给圣职部发了文件，要求他们拟一个决定，圣职部根据卫匡国介绍的情况，作出了他们的评估。应该说，这次经过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统一的圣职部的裁决，对耶稣会是有利的。圣职部在1656年3月23日给中国传教士发布了部令。表5-2为卫匡国的第三、第四个问题以及圣职部的部令。(8)(www.guayunfan.com)

表5-2　卫匡国的问题与圣职部的部令

除提出了四个问题外，卫匡国同时还递交了一份长篇案情摘要，提到了利玛窦、庞迪我、傅汎济等在中国的威望，指出了黎玉范对礼仪问题的描述是错误的，仅仅是以他们在几个小村庄接触的一些教民的经历为基础的。

经过卫匡国的辩护，此次耶稣会士胜利了，但1656年的这份圣职部部令的颁布，并不意味着要取消1645年传信部颁布的部令，而且圣职部还宣布了根据具体情况来遵守1645年决定。在1669年11月13日，圣职部关于1645年和1656年颁行的这两份指令，又颁布了一项决议：“1645年9月12日传信部发布的指令仍然有效。1656年3月22日圣职部发出的命令并没有取消它。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等认真遵守……”(9)1658年，传信部任命首批远东宗座代牧。1659年，传信部给越南、日本和印度的三位新宗座代牧下了特别指示，实际上是嘱咐他们在面对基督教徒如何适应中国当地习俗的整个问题时应采取的灵活态度。指令叙述如下：“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善良风俗，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有什么东西比把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东西输入中国更傻的呢？不要把这些东西，而是要把信仰输入中国。信仰并不是要反对或者摧毁任何民族的礼仪习俗，只要这些礼仪习俗并不是邪恶的。恰恰相反，信仰要把它们保持下去……”(10)如果中国传教区各地真能遵循此指令，那么就永远不会发生礼仪之争了，但一切都只是美好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