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下，美国力争通过加强“关键语言”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却面临着多重矛盾。
“关键语言”初学者比例过高，高级学习者不足
现代语言协会（MLA）2006年的报道称，只有8.6%的美国大学生注册学习一门外语，在这部分人中，仅有3%的学生注册学习汉语，1.5%的人注册学习阿拉伯语，换句话说，仅仅只有不到0.3%的注册入学的大学生学习汉语，0.1%的人学习阿拉伯语，注册学习其他关键语言的人仍然很少，而且在为数不多的学过这些语言的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持续好几个学期都在学这些语言。初学者数量偏大，高级学习者数量偏少，说明很多“关键语言”的学习者还是停留在初级的学习阶段，深入学习比较困难。因为即便是对训练有素的语言学习者来说，发展语言的娴熟能力或较高水平，往往都需要很多年的努力，特别是在“关键语言”上，这些语言和文化都与英语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只有经过好几个学期的连续学习才能达到比较胜任的水平。[25]美国的教育体制本身就很难培养在外语上有高水平的人才，更不用说在这些“关键语言”上了。因此，美国需加强对高级“关键语言”学习者的鼓励、引导和资助。
表7－8 2006年大学本科初级班和高级班“关键语言”课程入学人数的比较[26]
表7－9 2009年大学本科初级班和高级班“关键语言”课程入学人数的比较[27]
“唯英语”政策与“关键语言”教育战略之间的矛盾
美国历来推行“唯英语”政策，对移民和外来者实行以英语来同化异族的语言和思想的政策。美国的外语教育一般也都是以欧洲语言为主，对与英语相差甚远的亚洲国家语言非常不重视。在美国语言教育的“DNA”中，美国历来对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特别是LCTL）的排他性和新世纪对“关键语言”的优先发展形成了两股不可交融的思想洪流。这两股思想洪流不断地冲击着美国语言教育的堤坝，美国人对外语，尤其是“关键外语”的纠结也时隐时现。
图7－5 2006年大学本科生关键语言初级班和高级班入学人数比例[28]
图7－6 2009年大学本科生关键语言初级班和高级班入学人数比例[29]
说到底，①②“关键语言”还是一种政府的考虑和行为，美国的普通民众和老百姓心中并没有太多地去把阿拉伯语、汉语等这些语言当成“敌人的语言”来学，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异族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才去学的。美国应正确处理遗产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与“关键语言”之间的关系，增强语言教育的人文性，少一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思想。
“关键语言”教育经费资助“前多后少”，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面临困境
在“9·11”后的几年中，美国大力投资“关键语言”，特别是在2006年，随着国家安全语言行动计划（NSLI）的出台，美国联邦政府斥资1.14亿美元资助国防部、教育部、外交部、情报部发展“关键语言”。但受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关键语言”教育预算的巨额经费拨款与各类项目面临着经费削减的矛盾明显逐渐加大，美国“关键语言”教育和国际研究项目面临着经费削减的困境直接影响“关键语言”教育可持续性发展。
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下，美国力争通过加强“关键语言”教育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美国对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排斥性和新世纪对“关键语言”的优先发展形成了自相矛盾的情形，这也严重制约着“关键语言”教育的持续发展。
很多语言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士为美国外语教育的“零和游戏”式的开展方式感到失望，也就是开设、增加一些外语，总是以减少或牺牲开设其他的外语为代价。[30]美国的小语种教育在美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关键语言”教育能否使美国的小语种教育真正壮大起来还是个问题。
虽然有民间语言专家储备库，但总体上来说，美国的关键语言供应能力（supply capacity）远远不足，这也严重制约着“关键语言”战略的持续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在“关键语言”教育上的用力不均
在关键语言的关注和投入方面，不难看出，美国国防部在履行其对外进攻和国内防御的职责时，大力地投入人力、物力加强关键语言教育。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这还是有些不是很值得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语言教育主要看作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而首先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这多少还是值得商榷和思考的[31]。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的过度用力和教育部之间的权力大小是有差别的。作为负责国家教育的核心机构，美国教育部还需采取更强的力量和措施，同时联合各州、各种协会、地方教育机构等有计划地按语言教育的内在规律，实实在在地发展、加强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
21世纪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演变的历程说明:在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美国需要联邦机构间密切合作，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确保世界领先的关键地位。
美国“关键语言”教师的严重不足制约着战略的深入发展
正如其他一切教育领域一样，影响外语教育卓越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队伍，虽然外语教师教育不是经常被讨论，但这确实很关键，美国应有更加严谨的外语教师教育，尤其是在像“关键语言”这一类的小语种方面。教师的训练和培养主要有:入职前的教师培训、在职教师培训、综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接近信息和娱乐、电脑在教室里的应用）提升教学能力、有效的教学策略训练、融合语言和内容的教学训练等。
不同于许多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有着长久的外语教育传统，美国从来就没有把鼓励公民学习外语当成国家优先发展或考虑的大事。新世纪以来，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把关键外语的教育放到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上来，让各级学校的外语教育有点“措手不及”，外语教师缺乏，关键外语方面的教师尤其匮乏，使得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效果难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收到比较好的成效。
密得布里（Middlebury）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2]。密得布里一直想扩大其阿拉伯语学校的教学规模，这个阿拉伯语学校是一项为期9周的集中培训项目。密得布里学校每年夏天都能轻松容纳400学生来学习阿拉伯语，但就是由于胜任的阿拉伯语教师的缺乏，学校甚至连120名学员都接受不了。据亚洲协会反映，密得布里的华文教育要好些，但对印地语（Hindi）、波斯语（Farsi），以及中亚的一些对美国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的战略语言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谁来教授这些拟成为“关键语言”的熟练使用者？布什政府也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难题:通过组建国家语言服务军团来增加关键语言教师的数量，可问题仍然存在:谁来教这些军团里的人学外语？
有人曾提出，发展全国的在线外语教师培训，通过远程外语教育来培训教师以弥补空白，但这样的远程外语教育对外语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学员来说，还是不错的选择，但学习外语——特别是那些在美国本土用得少之又少的关键外语，其语法、结构等特别复杂，期中的困难不是远程教育能解决的，必须要面对面地教、手把手地学。
“关键语言”教育战略与生态语言观的矛盾
语言规划的生态观:蔡永良在《全球化时代的语言规划与国家利益》[33]中提出，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是语言规划重要的本质特征，语言规划除了原有的“地位”“本体”“习得”规划外，还应增加“生态规划”，语言规划不仅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近期利益密切相关，而且具有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王淑菡在探究美国的汉语规划时也指出了美国语言规划必须考虑生态规划的重要性。[34]特雷斯·瓦利教授在谈到美国当前面对的语言危机时，指出家族遗传语言和社区语言是很好的补充资源，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应把各种语言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在语言生态发展的框架下提升美国国民的外语能力，尤其是“关键语言”能力。[35]
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从国家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考虑的语言教育规划，美国在长期的唯英语政策的思想指引下，过度地强调英语的作用和地位，试图通过英语这一通用语来达到维护国家统一、称霸世界的目的，但随着世界多元化的发展，特别是恐怖袭击等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声音和力量的出现，使得美国开始意识到唯英语教育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对关键语言教育的重视一方面体现了美国对多元语言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更明显地显示了美国语言教育规划中的生态观，少数被教学的语言与其他外语一样，对美国的未来发展，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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