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常与名士交往，以文会友

(二)常与名士交往，以文会友

《魏书》本传载胡叟少年时期，即与广宁常顺阳、冯翊田文宗、上谷侯法俊等文人雅士常相来往，彼此切磋学术、畅叙友情，共同发展文学水平，而且“顺阳等数子，禀叟奖示，颇涉交流”。可知胡叟与常、田、侯诸文士之间常以文相聚，彼此交流心得，探讨学问，增进友情，尤其安定胡叟正是该“文士圈”之核心人物，于其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事实上，正是因“禀叟奖示”，即依靠胡叟的指划引导，诸文士间方才实现了“颇涉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

即使后来隐居之后，胡叟仍与名士高允、高闾、宗舒、许赤武等不时有文字往来，尤其与高闾的交往甚密，其典型例证是，由于胡叟颇为穷困，高闾曾以物相赠，并作《宣命赋》以誉之，胡叟遂应约为该赋作序，以述其志。依《魏书》本传:高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俊伟，下笔成章”，与高允并称“二高”，乃时之一流名士。然即使身为一流名士的高闾，其文写就，亦得约请安定胡叟为之作序，足见胡叟文才之高，亦可见高、胡二人交情之深。《北史》卷34之《高闾列传》亦称:“闾早孤，少好学，博综经史，下笔成章。”魏献文帝即位，高闾上《至德颂》之表文，以攀附龙恩。名臣高允以高闾文章富逸，举异自代，遂为献文帝所知，参论政事。同传亦载高闾好为文章，有集四十卷。另外，因文笔显然优于宗舒，胡叟还曾荣获汉文化修养较高的魏文成帝的当面奖掖，而宗舒因其才略逊于胡叟，羞愧归于家:“高宗召叟及舒，并使做檄刘骏(为刘宋统治者)、蠕蠕(指柔然)文。舒文劣于叟，舒寻归家。”[1]

正是通过不断地与诸文士加强交往，以文会友，一则增进了胡叟与诸文士间的友情，二则更提升了他们共同的文士形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十六国后期至北魏初期文学事业的发展。

【注释】(www.guayunfan.com)[1]《北史·胡叟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