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士自风流

在民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博学风雅，淳厚诚恳，骨头硬，心肠软，他们更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张伯驹的起落，他的飘逸和负重，他的弧度和笔直，他的积极和保守，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一群人的命和运。

民国初年，京津沪上层人士把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和张伯驹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溥侗是溥仪的哥哥，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相形之下，张伯驹算是生在“寻常巷陌”了。但若论博学风雅，张伯驹才可称“真名士”，连艺术大师刘海粟都赞他：“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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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出身于河南项城名门望族，从小锦衣玉食，备受家人宠爱。项城是大禹和项羽的故乡，传说他俩都是重瞳，张伯驹一生都以项羽乡人为荣，自称“重瞳乡人”。

1905年9月，清廷下诏废除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这一年，张伯驹也迎来了人生大转机，七岁的他离开项城老家，一路辗转到天津，过继给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做儿子。

张镇芳在清末民初非常活跃，他是光绪年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曾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创办盐业银行，挣得万贯家财，富甲一方。张镇芳还是前清宰相孙家鼐的门生，为人清雅，爱好诗词文物，国学素养深厚。

张伯驹到天津后，即入私塾开蒙，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朝诵夕读，过目不忘。他九岁时作诗，举座皆惊，人称神童。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计数，一部《古文观止》可背诵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悉数赏阅，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能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为他日后的名士生活，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文化能量。

望子成龙，古往今来，天下父母都一样。十四岁的张伯驹被送往英国人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读书。这是一所完全按照牛津大学模式创办的新型学校，专门招收贵胄子弟，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先后就读此校。张伯驹除学习书院规定的国文、理科外，还研读楚辞、宋元名家词等。

眼看儿子年纪渐长，为帮他谋个锦绣前程，首先得为他选择一个有潜力的专业。身在政界高层，张镇芳敏锐地看到，乱世之中，军权高于一切，军界就是当时最佳就业领域。十六岁那年，张伯驹被破格送入袁世凯旨在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受训，并由此跻身军界。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麾下任职，曾任提调参议，也就是现在的秘书。那时的他，宝马金鞭，雕冠佩剑，年少英姿，意气豪横，一心想大展宏图，有所作为。

乱世民国，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内乱不断。因特殊身份，张伯驹与权贵们多有来往，更清楚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渐渐对名利场心生厌恶。后来，父亲参与张勋复辟，获罪下狱。父亲的宦海沉浮更让他彻底厌倦军旅生涯，他深感在此乱世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便毅然辞去所有挂名职务，退出军界。

这一年，张伯驹三十岁。那段“骏马貂裘，年华已逝，追逐官场，一事无成，空余遗恨”的过往，让他感叹“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算是他对自己从军生涯的一个评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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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甲归田后，张伯驹完全可子承父业，驰骋商场，但他又不屑商人斤斤计较，坑蒙拐骗，毛票换大洋。商场如官场，波诡云谲、尔虞我诈，也让他感到肮脏、胆寒和厌恶。后来在母亲的一再逼迫下，他仅当了个挂名的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

他钟情文化，嗜书画成癖。父亲挣下的偌大家业，让他坐拥巨资，衣食无忧，成为富贵闲人，他得以全身心投入喜欢的事，整日里快意诗酒，时而北京、天津，时而上海、南京，与文人雅士交往，填词作诗，鉴赏收藏，票戏交友，写字作画。凡是喜爱的事，他都一心钻研，无不做到极致，成为“京城第一玩主”。他的玩，不是一般的消磨时日，放浪形骸，他玩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玩出一段高雅张扬的名士生活。

晚清前期，中国文化中，诗词地位最高。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词，他可随时吟诗，情之所至，更复为词。他是当时词坛的活跃人物，民国时期京津沪词坛大多数词社活动都与他有关。他的词风致高雅，感情细腻，自然超远，“有南唐之骨，北宋之神”，当时除女词人沈祖棻外，罕有匹敌，一时有“南沈北张”之美誉。他著有《从碧词》、《春游词》、《雾中词》等。红学家周汝昌也不吝其词：“词自李后主始，至张伯驹为殿。”他的住所为大宦官李莲英旧墅，词社同仁常于此雅集，牡丹时节，每设筵邀词前辈赏花，自开至谢，真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夜悬纱灯，弹琵琶，唱昆曲，填词作诗，酒阑人散已子夜矣。”足见其风雅热闹的盛况。

张伯驹是京戏老生名票。当时，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却是最风雅的事。张伯驹八岁那年在天津下天仙戏院看杨小楼唱戏，此后，迷上京剧，成年后亦热情不减。那时，正是京剧的好时光。他正式师从余叔岩学戏，已年过而立，嗓音早已定型，学戏极为困难。但他爱一行迷一行，十年光景如一：“叔岩饭后吸烟过瘾，宾客满座，子时之后始说戏，常深夜三时归家。”张伯驹学京剧，墨守成规，恪守传统，他下苦功夫，背台词、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他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余叔岩的戏，张伯驹更是每场必看，细心揣摩。最后，他学会老生戏四十余出，艺名“冻云楼主”。1937年初，张伯驹借自己四十岁寿诞之际，在北平东四隆福寺街福全馆举办一场祝寿兼赈灾堂会，堂会聚集当时京剧界顶尖名角，一时轰动故都。一出《失空斩》，张伯驹粉墨登场，饰演卧龙孔明，“此一番领兵”一句，张伯驹更是在“兵”处用了余拍传统巧腔，赢来个满堂彩。余叔岩演王平，杨小楼演马谡，王凤卿演赵云，程继仙演马岱，陈香雪演司马懿，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军带报子，名伶荟萃，盛况空前，成为千古绝唱，可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堪称梨园一佳话。

张伯驹在书画上也有非凡成就。他的书法学习前人，但又不是泥古不化，他的字飘逸洒脱，独创书体“鸟羽书”，袅娜多姿，饶有画意，也是一绝。

文人都爱花，张伯驹爱花爱到“骨灰级”。他居住的承泽园多植梨花，枝枝带雨，半似啼痕。宴客赏花，客散后，他日夜每与花对。到大觉寺赏兰花，他必住一二宿，于明月夜立花下。他曾想死后在墓前遍栽芍药，“我不葬花，愿花葬我”。晚年，遭遇家国剧变，不复公子生活，暮年出关，他自京城载兰花、水仙至长春，虽身处困境，但年年必到天津看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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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打小生活在美人堆里，大都拈花惹草风流成性：张学良绯闻不断，溥侗沉浸戏曲，袁克文偎红依翠。独张伯驹是女子梦里好丈夫，可遇不可求。

1934年春，张伯驹到上海例行查账。江南的杏花烟雨，浸染得他诗情满怀，缱绻难解，可初到上海的半个月，他整日里被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声撞击得痛苦不堪。一天晚上，好友邀他见识一下十里洋场的风花雪月，他无可无不可地去了，以为不过是又一次逢场作戏，却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恋，正向他迎面走来。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满楼红袖招。流光溢彩的四马路一带，霓虹光闪酒波红。那阵子，天香阁苏州女子“潘妃”名声最响。她美艳绝伦，擅弹琵琶，刚张帜迎客，卖艺不卖身。那晚的“潘妃”，一袭黑丝绒旗袍，包裹着玲珑有致的身体，白皙丰盈，风姿绰约，青春的气息浮动在黑丝绒上，钻石般熠熠生辉。她款款而来，长长的耳坠随风而动，像一曲流动的诗，腮边笑意浮荡千般妩媚，眸中幽怨牵动万分怜惜。一曲《平沙落雁》，她轻拢慢捻，信手弹来，流韵淡远，却又绵绵哀伤，无尽惆怅。张伯驹被震慑住了，脱口而出一句俗透的话：真是天女下凡。

随后的日子里，他天天往天香阁跑，仿佛心魄都被锁住，平生第一次，他感觉自己的心，像被春风鼓动的帆，猎猎飘扬。他恋爱了，在他有了三房妻妾多年后。他们在她的故乡苏州举行了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每座假山后，都留下他们幸福的身影，每一叶绿荷上，都记录下他们惊叹的声音。寒山寺的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

张伯驹自称人生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他在娶潘素前已有三房妻妾，有媒妁之言的，也有自己心仪娶回家的，然而在认识潘素后，他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他的心只系在潘素一个人身上。张伯驹没把她当成“花瓶”，他更爱她的才华，她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蒙尘的珍珠，他要让她焕发光彩。他不惜重金为她聘请名师，教她画山水花卉，教她学古文。为让她增加阅历，开阔视野，他陪伴她走遍中国名山大川。作画、写字、抚琴、填词，他们生活得诗意高雅。佳节良辰，他都作词相赠。她的生日在元宵节，每年，他都特别动心思，也总能妙笔生花：“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他们宛如“梁鸿与孟光”，不但举案齐眉，还要浪漫地“日随肩”。还有“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多年后，潘素成为一代山水画家，她的画加上张伯驹的题字，成为收藏界的极品。到了晚年，潘素的画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

潘素

“文革”刚拉开大幕，张伯驹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古稀之年还被送往偏远的吉林省舒兰县插队。人民公社拒收这个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活的老头，曾经拥有稀世珍宝的张伯驹，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人。幸有潘素始终不离不弃，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安慰他，给他信心和勇气。她自己劈柴、买煤、生炉子、做饭、挖野菜、掘荒地、种红薯，还不时地厚着脸皮到亲朋故友家、邻里乡亲家，借米借钱来勉强度日。即使这样，他们还常悄悄地联句、填词，找一块沙地偷偷作画、题字，生活困苦，但他们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年已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妻暂别，依依不舍，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相送：“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患难夫妻，老来更亲。有一个词叫“佳偶天成”，其实真正的佳偶，不仅仅是老天玉成，更是两个人相扶相携，不离不弃。人世间，有他们这样一对佳偶，只怕神仙也想做一双平凡的鹣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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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清朝遗老遗少几乎都在靠变卖旧物度日，那是收藏家的繁华盛世。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张伯驹正好二者兼备。为了收藏，他倾注全部财力，散尽千金，不惜卖掉家产，甚至举债，被人斥为“败家子”，称为“张大怪”。

父亲在世时，家道殷实。后时势变迁，张家也渐衰落，收藏名画亦成奢侈之事。但张伯驹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珍贵文物流往国外。他玩收藏，不是为了转手发财，而是为使珍宝永存国内。他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面对外界非议，他曾感叹：“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他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很少穿得西装革履，饮食更是随便，有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且能转就行，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他却是一掷千金。有一年，北京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愿以二百四十两黄金出让展子虔的《游春图》，那时，日本人正四处搜刮中国文物，张伯驹担心国宝流落国外，不惜将自己钟爱的豪宅——李莲英旧墅卖给辅仁大学，换得二百二十两黄金，潘素则毅然卖掉自己的首饰细软凑足了二十两黄金，合力保住国宝。一卷《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得一贫如洗。

1941年，上海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绑架案。汪伪政府的一个师长绑架了张伯驹，索要三百万赎金，否则就撕票。张家虽在战乱中家道中落，大部分钱财都变成了字画，但只要卖掉一件收藏，就足够救人，潘素却知道不能，卖掉宝物无异于要了丈夫的命。经过八个月软磨硬泡，最后以四十根金条“赎回”了他。

史上收藏家多矣，但不为利不图名的，为数极少，张伯驹是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独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唯独张伯驹倒贴一大笔银子。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要将收藏的珍品，包括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及黄庭坚《草书》等八件珍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一开始，妻子潘素恋恋不舍，毕竟，那是他们半世的收藏和全部心血。他劝慰道，这些作品虽是我出资购买，但不能为我个人所有，要让子孙后代欣赏，让他们知道文化艺术是什么。张伯驹将全部珍品捐献国家后，一方面夙愿得偿，满心喜悦，另一方面也有骨肉离散般的痛楚。送走“心肝宝贝”那天，张伯驹在书房里号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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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虽曾生活在有名望的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他跟各派的人都算认识，却都不深交。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伯驹回到北平，河北省主席孙连仲慕其名气，以石家庄市长的高位相邀，他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依然我行我素，始终保持名士气节、名士风度、名士传统和名士做派，一袭长衫，文采风流。他视功名如糟粕，看权势如尘埃，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人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他通脱认真，随性而行，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而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拔胡子。他的大半生收藏，换来了一张文化部长茅盾签署的嘉奖令，他却把它贴在极不起眼的角落里，作“浪漫的处理”。整理恢复“禁戏”时期，张伯驹带领一帮京剧老艺人，常常为了一出戏，不惜闹得面红耳赤。面对突如其来的“右派帽子”，他淡定得仿佛根本没那回事。

张伯驹

“文革”后期，张伯驹是北京城的“黑户”，没户口、没粮票、没布票，靠亲友接济度日，与当年豪门巨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他不怨天，不尤人，除年龄增长外，心情神态与居住豪宅时并无差异。画家黄永玉对此大表钦佩说：“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唐山大地震期间，京城人多住防震棚，各种消息满天飞，人心惶惶，独张伯驹神态自若。一天大清早，欧阳中石前去探望恩师张伯驹，张家防震棚中，张伯驹正在一张折叠桌上笔走龙蛇，与在檀香荡漾的书房中一样淡定从容。欧阳中石被老师的超脱折服，后来撰诗说：“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张伯驹的一生经多次“天崩地裂”，历诸多磨难，人生落差极大，但他博雅通脱、本色散淡，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点，令众多名人高士推崇备至，成了他们心中难以攀越的高度。

晚年的张伯驹独爱猫，每晚睡觉时，猫就卧在他脚下。他认为猫是直率可爱的生命，比虚伪的人要强许多。他提前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历名山大川，对金樽檀板，满路花绿野堂，旧雨春风，骏马貂裘，法书宝绘，渺渺浮生，尽烟云变幻，逐鹿千年何足道，俊才老词人，浊世佳公子；认清冰洁玉，证絮果兰因，黏天草红豆树，离肠望眼，灵旗梦雨，泪帕啼笺，绵绵长恨，留秋碧传奇，求凰一曲最堪怜，还愿为鹣鲽，不羡作神仙。”20世纪80年代初，因不够行政级别，张伯驹被挡在高干病房门外。普通病房里的穿堂风将一个八旬老人的普通感冒吹成了肺炎，并最终夺命。

从此，名士绝响。

真名士自风流。有人说，张伯驹是民国文化高原上突起的一座孤峰，他演绎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典范和心路历程。他的一生由传奇而本色，由富贵而贫瘠，自始至终，都没有辱没名士之名。作为一代名士，他的大德懿行，足以穿越历史的烟尘，温暖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