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英雄传》中的科场悲欢

《儿女英雄传》中的科场悲欢

我国的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始于隋[32]，发展于唐，完善于两宋，僵化于明清，废除于清末[33]，前后历时一千三百余年。在《儿女英雄传》中，翔实描写了安学海父子两代人的科举历程，形象地提供了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不可多得的活生生的史料，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周作人认为：“描写清朝中期的家庭社会，特别是那考试的情形颇为明细，很是难得，不是科举出身的满洲世家子弟没有人能写，就是曹雪芹在这上面也不能不让一步了。……这书与《儒林外史》一样，现在恐怕难得青年们的真正的赏识，（我所说的赏识，单赏识十三妹的武艺便不能算是真正。）可是二者的价值却是一样的重要，因为小说中讲到科举的只有这二者，现代的中国人是值得注意的。”[34]

安学海的科举之路，走得颇为艰难。“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仍不得一个进士。这并非安学海的学识不够，其实安学海学问尽有，安骥劝父亲应考时说：“要论父亲的品行学业，慢道中一个进士，就便进那座翰林院，坐那间内阁大堂，也不是甚么难事。”不中进士的原因是“功名迟早，自有一定。天生应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亲无意功名，也要把这进士中了，才算得作完了读书的一件大事”。在妻儿的劝慰下，安学海重抖精神，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试，这次中了第三名进士，谁料虽高中第三名，却由于年近五旬，殿试卷子不能写得饱满，点了一个三甲，用了榜下知县，这却是安学海最怕走的一条路，他还因此大病一场。尔后拣发南河河工知县，又遭河台谈尔音陷害，交上赔修银两后无事开复，从此对官场心灰意懒。安骥的科举之路较之乃父顺利。初次乡试高中第六名举人，会试又连捷，中得第三名探花。

书中对于科考过程描叙极为详细，简直可以当科举指导手册来读[35]。可分考前、开考、考后、金榜题名四个阶段论述：

1．考前(www.guayunfan.com)安骥有严父的随时教诲，随时指点。安学海“第一件关心的，便是公子的功名”（第三十三回），他严厉督处安骥：

“……只是你现在的功课打算怎的个作法？”公子回道：“打算先读几天文章，再作一两篇文章，且敛敛心思，熟熟笔路。”安老爷道：“是便是了，只这功课不是从这里作起。制艺这一道，虽说是个骗功名的学业。若经义不精，史事不孰，纵然文章作的锦簇花团，终为无本之学。你的书虽说不生，荒了也待好一年了。只怕那程老夫子见你是个成人之学，也就不肯照小学生一般教你背诵，将来用着他时，就未免自己信不及。古人‘三余’读书，趁眼前这残冬长夜，正好把书理一理，再动手作文章不迟。读的文章，有我给你选的那三十篇启、祯，二十篇近科闱墨，简炼揣摩，足够了，不必贪多。倒是这理书的工夫，切忌自欺，不可涉猎一过。从明日起，给你二十天的限，把你读过的十三部经书，以至《论》、《孟》都给我理出来。论不定我要叫你当着两个媳妇背的，小心当场出丑！”（第三十三回）

考前的复习准备，让安老爷说得很细。在安老爷的监督下“大半年的工夫，公子是除了诵读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课，每日一首试帖诗”。第三十四回还详写了考前安老爷给安骥预考：

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进境，只你这番是头一次进场，场里虽说有三天的限，其实除了进场出场，再除去吃睡，不过一天半的工夫。这其间三篇文章一首诗，再加上补录草稿，斟酌一番，笔下慢些，便不得从容。你向来作文笔下虽不迟钝，只不曾照场规练过。明日这课我要试你一试，一交寅初你就起来，我也陪你起个早，你跟我吃些东西，等到寅正出去，发给你题目，便在我讲学的那个所在作起来。限你不准继烛，把三文一诗作完。吃过晚饭再誊正交卷，却不可潦草塞责。我就在那里作个监试官。经这样作一番，不但我得放心，你自己也有些把握。（第三十四回）

邓云乡指出：“这回书大半描绘安老爷和程师爷评价安公子所写三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的情况。有如一篇生动的八股文讲析教材，是十分难得的。”[36]

2．开考

乡试考生入场，例要进行严格的搜检。蒲松龄说：“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37]指的就是士子们进考场前，被例行搜检时除掉鞋袜，提着考篮如乞丐般凌乱的窘状。限于文言的表达方式，蒲松龄的描写较简略，安骥入考场前的严格的搜检描写则更生动形象：

不曾到得贡院门跟前，便见门罩子底下那班伺候搜检的提督衙门番役，顺天府五城青衣，都揎拳掳袖的在那里搜检。被搜检的那些士子也有解开衣裳敞胸露怀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满身上混掏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当，他就提着那条卖估衣般的嗓子，高喊一声“搜过”，便催快走。那班士子一个个掩着衣襟，挽着搭包，背上行李，挎上考篮，那只手还得攥上那根照入签，再加上烟荷包、烟袋，这才迈着那大高的门槛儿进去，看着实在受累之至。（第三十四回）

从中可见，士子们毫无尊严，如货物般被粗野搜检，搜完又不容收拾，便催快走，诸般窘状，描画详尽，极具写实性。

进了贡院门，对面是领卷子的所在，领完卷子，进二屋贡院门，交了签后，进入所在字号，将“号帷号帘钉起来，号板支起来，衣帽铺盖、碗盏家具、吃食柴炭一切归着起来”。蒲松龄形容号舍的简陋说：“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38]文康则说：“那号舍，立起来直不得腰，卧下去伸不开腿。吃喝拉撒睡，纸笔墨砚灯，都在这块地方。”无疑，科举考试的条件是艰苦的，文康感叹：“假如不是这块地方出产举人、进士这两桩宝货，大约天下读书人那个也不肯无端的万水千山跑来尝恁般滋味！”

丑时，安骥收拾完毕，正式开始考试。安骥接到题纸，开始答卷。日头偏西，草稿已都得了，吃过晚饭，便正式誊在卷上，次日天明，交卷领签，赶头排便出了场。嗣后又经过二场、三场，考试便正式结束。

随着文康的描绘，读者仿佛也跟着上了一回考场，将考试的流程了解的详尽清楚，尤其是对搜检之严、号舍之陋、士子之辛苦留下深刻印象。

3．考后

安骥回到家中，父亲急着看稿，母亲将其这几天的吃喝拉撒都问到了：

公子一一答应，又笑道：“都好将就，就只水喝不得，没地方见大秽。”太太道：“那可怎么好呢？”亲家太太又问：“难道连个粪缸也没有？”公子道：“倒不是没有。第一场到了第三天，就难了；再到了第三场的第三天，连那号筒子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儿了。没法儿，我憋到出了场才走动的。”太太“啧啧”了两声，皱着眉道：“你听听，敢则这么苦呢！”（第三十五回）

这是补写贡院条件的艰苦。由此补写亦可见文康对举人考试的描写是力求详尽，不肯漏过一处的特点。

等候发榜期间，往往是士子们很煎熬的一段岁月，如蒲松龄所言：“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39]文康也有一段关于考生心态的描写：

那时离出榜还有半月光景，这半月之中，凡是下场的，最好过，也最不好过。好过的是，磨盾三年，算完了一桩大事，且得消闲几日。不好过的是，出得场来，看着谁脸上都像个中的，只疑心自己不像；回来再把自己的诗文摹拟摹拟，却也不作孙山外想，及至看了人家的，便觉得自己某处不及他出色，某句不及他警人。方寸中是顷刻楼台，顷刻灰烬，转消闲得不耐烦。（第三十五回）

董恂很欣赏“最好过，也最不好过”这句话，评曰：“场后榜前，千端万绪，一部《廿一史》从何说起？‘最好过，也最不好过’八字可以括之。”可以说，“最好过，也最不好过”精辟概括了士子试后的心理活动，非科场过来人，不能道出此语。

4．金榜题名

安学海会试放榜的头一天晚上，左等右等，毫无消息。大家都觉无望，打点要睡时，忽有人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

列公，你道安老爷既中得这样高，为甚么直到此时才报？原来填榜的规矩，从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后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时候，那场里办场的委员，以至书吏、衙役、厨子、火夫，都许买几斤蜡烛，用钉子钉的大木盘插着，托在手里，轮流围绕，照耀如同白昼，叫作“闹五魁”。那点过的蜡烛，拿出来送人，还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礼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爷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报喜的谁不想这个五魁的头报，一得了信，便随着起早下圆明园的车马，从西直门连夜飞奔而来，所以到这里天还没亮。（第一回）

这种细致的倒填五魁的描写，在别处难以见到，可以弥补相关科举史料的不足。

安骥中第六名举人后，文康详写了安家人的反应。安老爷和安太太并两个儿媳因喜生忙，因忙生错：

老爷见太太赶出来，便凑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这小子，他中也罢了，亏得怎么还会中的这样高！太太，你且看这个报单。”太太乐得双手来接，那双手却摸着根烟袋，一个忘了神，便递给老爷；妙在老爷也乐得忘了神，就接过那根烟袋去，一时连太太本是个认得字的也忘了，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报单上的字，一长一短念给太太听。还是张姑娘看见，说：“哟！怎么公公乐的把个烟袋递给婆婆了？”只这一句，他才把公公、婆婆倒了过儿了！何小姐这个当儿积伶，听见，连忙拉了他一把，悄悄儿的笑道：“你怎么也会乐的连公公、婆婆都认不清楚了？”张姑娘才觉得这句话是说拧了，忍着笑，扭过头去用小手巾捂着嘴笑，也顾不得来接烟袋。何小姐早连忙上去把公公手里的烟袋接过来，重新给婆婆装了烟袋；不想他比张姑娘拧的更拧，点着了，照旧递到公公手里。安老爷道：“我可不接了！”他这才大笑。一时大家乐的，就连笑也笑不及。（第三十五回）

安骥反应则是：

怔了半天，一个人儿站在屋里旮旯儿里，脸是漆青，手是冰凉，心是乱跳，两泪直流的在那里哭呢！你道他哭的又是甚么？人到乐极了，兜的上心来，都有这番伤感。

此外舅太太“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张亲家太太“冲着魁星把脑袋在那楼板上碰的山响，嘴里可念得是‘阿弥陀佛’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胡适认为：

文康极力赞颂科举，而我们读了只觉得科举流毒的格外可怕；他诚心诚意地描写科第的可歆羡，而我们在今日读了只觉得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篇科举制度之下崇拜富贵利禄的心理的绝好供状。[40]

根据朱保炯、谢沛霖主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显示，自明洪武四年（1372）首科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不计翻译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　681人，其中明代为24　866人，清代为26　815人。可见清代人口虽急剧增加[41]，然较明而言，在录取数上并没有增加。白文刚根据乾隆年间《钦定学政全书》统计，举人的录取比例大约是60：1[42]。据商衍鎏先生统计，清代112科，共录取进士26　391名，平均每科236人，比例只有30：1[43]。科举考试录取是千里选一，难度显而易见。论及登第，旷达如袁枚，也有“明知过眼原如梦，争奈当场欲上天？”的得意[44]。安骥初试中举，实为不易，阖家为之惊喜，此乃人之常情。胡适将中举后的正常反应说成是“崇拜富贵利禄的心理的绝好供状”，未免有些牵强。

胡适认为“文康极力赞颂科举”，其实文康对科举的弊端不是没有揭露。具体表现在：

1．讽刺考官

蒲松龄揭露考官的名篇有《司文郎》《贾奉雉》《叶生》《于去恶》等，《儿女英雄传》也对考官的问题进行了揭露，对于考官收受贿赂的批评首见于第十五回，邓九公对安老爷讲述自己当年考武举[45]：

到了考的这天，我开得十六力的硬弓；那三百六十斤的头号石头，平端起来，在场上要走三个来回；大刀单撒手舞三个面花，三个背花，还带开四门；马步箭全中。这么说罢，老弟，算概了场了。不想到了末场，默写《孙武子兵书》，我又落了两个字，自己也没看出来。便有学院上的书办找来说，大人见我的武艺件件超群，要中我个案首，只因兵书里落了字，打下来了，叫我花五百银子，依然保我个插花披红的秀才。

邓九公武艺超群，技压全场，却因为默写《武经》落了两字，致使功名有些不稳。据《清史稿·选举制三》记：“嘉庆十二年，乡、会试内场策论改默写《武经》百余字，无错误者为合式。罢同考官，遂专重骑射、技勇，内场为虚设矣。历代踵行，莫之或易。”[46]由此可知，内场默写并不重要，考官却以此为借口，公然要贿赂。邓九公生性耿直，“不走小道”，考官恼羞成怒，报复邓九公，把邓九公“搁在末尾儿一名”，让他“坐红椅子”。所谓“坐红椅子”即成为录取中的最后一名。由理所应当的第一名成为最后一名，邓九公愤言：“‘这就算他给朝廷开科取士来了？’一赌气子，我老师也没拜，鹿鸣宴也没赴，花红也没领，我说：‘功名一路，算没我了！’”先索贿，后羞辱，此类为朝廷取士的考官何其无耻！

安骥在乡试中，也是因为考官问题，几乎名落孙山。考前，安老爷就非常关心安骥乡试考官的安排，托学生乌明阿打听考官名单，及至看到名单，“见那单子上竟没甚么熟人，正主考是个姓方的，副主考里面一个也姓方。那个虽是旗员，素无交谊。老爷当下便有些闷闷不乐”。原因是：

你道为何？难道安老爷那样个正气人，还肯找个熟人给儿子打关节不成？绝不为也。只因这两位方公虽是本朝名家，刻的有文集行世，只是向来看他二位的文章都是清矫艰涩，岛瘦郊寒一路，合公子那高华富丽的笔下迥乎两个家数，那个满副主考自然例应回避旗卷，正合着“不愿文章高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的两句话，便虑到公子此番进场，那个“中”字有些拿不稳。所以兜的添了桩心事，却只不好露出来。（第三十四回）

安老爷的担心成了现实，安骥的考卷恰恰分在“专摹二方的文章发的科甲”的同考官娄养正手中，这位娄考官：

一登仕途，便有意“居乡介介，在朝侃侃”。久而久之，弄成一个执性矫情的谬品，老着那副“笑比河清”的面孔，三句话不合，便反插了两只眼睛叫将起来。因此等闲人轻易不去傍他。

偏偏安骥成字六号的朱卷落在他手里：

当下连阅了几本，都觉少所许可，点了几个蓝点，丢过一边。随又取过一本来，看了看，“成字六号”，却是本旗卷。见那三篇文章作得来堂皇富丽，真个是“玉磐声声响，金铃个个圆”。虽是不合他的路数，可奈文有定评，他看了也知道爱不释手，不曾加得圈点。便粘了个批语。才想印上荐条，加上圈子，荐上堂去，忽然转念一想道：“不可。一则大主考既是那等交代在先，况且这卷子又是本旗卷，知他是个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倘然荐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认作我有意要收这个阔门生，我的清操何在？”便把那批语条子揭下来，就灯上烧了。在卷子上随意点了几个蓝点子，也丢在一边。又另取了一本，放在面前阅看。

一本优秀的试卷，就在娄养正一转念间，由荐卷变成了弃卷，阅卷真是如同儿戏！文康写出了考官权力滥用之可怕，同时也让人看到科举录取审阅制度缺乏监管的弊病。《聊斋志异》中《司文郎》一篇幻想出一位盲僧，只需把文章烧成灰，他用鼻子嗅一嗅，立即可以判断文章的优劣高低。他嗅王生之作“受之以脾”；嗅余杭生的劣作，则难以忍受。可是，科场放榜，偏偏是王生落选而余杭生得中。盲僧不得不大为感叹：“仆虽盲于目，而不有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47]辛辣指出了科举埋没人才，原因是考官昏庸。娄养正则并非没有赏鉴力，他也知道成字六号的文章很好，他担心的是：“倘然荐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认作我有意要收这个阔门生，我的清操何在？”这也从反面见出考官好结纳权贵的科举弊端，据王戎笙《清初科场案研究》可知：

在北闱科场案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迹象，就是利用制科取士私结朋党。顺天乡试诸考官“少年轻浮，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乙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将乙之”。[48]

娄养正与之相比，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怕别人说他结纳权贵，他宁肯不取。在得到何玉凤成神的祖父与父亲梦中严诫后，娄养正重新把安公子那本卷子加起圈来，重新加了批语，打了荐条。送到主考处堂，谁料：

（主考）先看了看是本汉军旗卷，便道：“这卷不消讲了，汉军卷子已经取中得满了额了。”那娄主政见不中他那本卷子，那里肯依？便再三力争，不肯下堂。把三位主考磨得没法了，大主考方公说道：“既如此，这本只得算个备卷罢。”说着，提起笔来在卷面上写了“备中”两个字。

娄养正尚未荐卷，名额却已满，可见主考官多么不负责任，天子脚下的考官尚且如此，遑论其余？由此凸显出清末乡试的庄严性已经荡然无存。文康不禁感叹：“此刻的安公子已就是作了个半产婴儿了！可怜他阖家还在那里没日夜的盼望出榜高中！”最终，由于第六名举人排律诗中没押官韵，姓方的主考官出主意“就向这备卷中对天暗卜一卷，补中了罢”，才使安骥得中。

2．反对八股文

小说中关于八股的描写首推《儒林外史》和《儿女英雄传》。邓云乡指出：“八股文的教学内容和步骤，现在一般人很难形象地理解，只靠文字介绍亦难一一说清。而在通俗旧小说中，却有十分形象的描写，如《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书中的描写，可以使现代读者对于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学习得到较形象的认识。”[49]明清八股崇拜是举国皆然的社会现象，《儒林外史》中的鲁编修、高翰林、马纯上等都是八股迷，甚至连鲁编修的女儿也受乃父影响，“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50]。《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不遗余力，《儿女英雄传》却往往被看成是赞美八股科举的，如胡适针对三十五回安骥中举，全家惊喜的描写说：“他只是一心至诚地要做一篇赞叹歌颂科举的文字。”[51]其实文康虽然未从根本上否定八股科举，也是有一些不满的。范烟桥已经指出：

八股为明清两代文学史上之奇物。《儒林外史》固已尽量刻画魔力之大，与夫文体之毫无价值。《儿女英雄传》三十三回只一语，便将八股文攻击得体无完肤，其言曰：“制艺这一道，虽说是个骗功名的学业。若经义不精，史事不熟，纵然文章作的锦簇花团，终为无本之学。”三十四回云：“忽听那老头儿说道：‘罢了，不必解衣裳了。这道门的搜检，不过是奉行公令的一桩事，到了贡院门还得搜检一次呢。一定是这等处处的苛求起来，殊非朝廷养士求贤之意。趁着人松动，顺着走罢。’”均从反面讽刺。[52]

不只第三十三回安学海说过制艺“是个骗功名的学业”，第三十二回安骥也曾说过举人进士骗到手。可见他们都是把八股当作敲门砖，心中并不信服。尤其难得的是第三十八回中登第的安骥开始反思八股科举的局限：

便想到自己眼下虽然交过这个读书排场，说不得“士不通经，不能致用”；但是通经而不通史，也不过作一个“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便是通经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于时无补。要只这等合他云游下去，将来自己到了吃紧关头，难道就靠写两副单条对联、作几句文章诗赋便好去应世不成？（第三十八回）

八股科举使士人沉迷于《四书》《五经》，除举业而外，对其他一切学问茫然无知，诗词歌赋更被认为都是“杂览”，学此者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如施闰章《汪舟次诗序》中云：“尝见前辈言，隆、万之间，学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辞，则或以为废业；比其志得意满，稍涉声律，余力所成，无复检括。”[53]正因如此，才会闹出《儒林外史》中范进不知苏轼为何人的笑话，康有为也曾感叹士人：“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54]而安骥在登第后是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不满足于通经，而决心还要通史，还要知今。

八股文代圣人立言，其理论阐发依据的主要是朱注，安学海却说：

大凡我辈读书，诚不得不详看朱注，却不可过信朱注。不详看朱注，我辈生在千百年后且不知书里这人为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这桩事是怎的桩事，说的话是怎的句话？过信朱注，则入腐障日深，就未免离情理日远。须要自己拿出些见识来读他，才叫作不枉读书。（第三十九回）

这与吴敬梓借杜少卿之口所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55]堪称异曲同工，都可谓是得是非之平矣。

安氏父子之所以不满，而仍要参与八股科举的原因，可用六个字概括——“看到破，忍不过”。毕竟封建士子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只能把八股当作敲门砖。袁枚最讨厌八股文，在《子不语·地藏王接客》对八股文进行指斥。《子不语·麒麟喊冤》还斥时文是“腐烂之物”，但袁枚在写给友人《答袁蕙孝廉书》中却说：“时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岂独吾子哉？虽然，如仆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仆科第早，又无鉴衡之任，能决去之，幸也。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56]

还需指出的是，八股科举虽然弊端重重，通过八股选拔出的人才却并不都凡庸，如纪晓岚、袁枚、曾国藩、魏源、林则徐、蔡元培等都是进士出身，朱东润也说：“即使是从八股中求人才，也不一定没有将才，因为人才决不甘心于老死岩壑，以起承转合求人才，必然也有豪杰之士，不可一世的人才即以起承转合应之。”[57]《儒林外史》中受八股毒害的士人，普遍精神空虚，知识贫乏，这是一种可能。《儿女英雄传》则写了另一种可能，安学海是“见识广有，学问超群”，安骥中进士后，自觉把“把家藏的那些《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开国方略》、《大清会典》、《律例统纂》、《三礼汇通》甚至漕运治河诸书，凡是眼睛里向来不曾经过的东西，都搬出来放在手下，当作闲书随时流览”，补上了经世致用的一课，从此“胸襟见识日见扩充”。可以说“自选举变为制艺以来，也不知牢笼了几许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第三十四回），吴敬梓揭露的是“牢笼了几许英雄”的一面，文康却执著于现实人生，看重的是“造就成若干人物”的一面。这两种可能加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对清代社会的八股科举认识得更完整。

要之，读《儿女英雄传》，可以对清末八股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风尚、读书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有更加直观和感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